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上）

　　（作者吴德为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1970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间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8月23日下午3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8月24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音晃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

　　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间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8月25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月25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间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儿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

　　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

　　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划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6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间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

　　从庐山回来后很久，周总理把我找去，他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他要我把它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间题，周总理想得周到。

　　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检讨，揭批陈伯达。

　　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6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一个招待所见过李雪峰。后来，他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讨了我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6号简报上签字等间题。因为我没有参加8月24日的小组会，我也没有在8月25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从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他在日志上记叙了8月25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8月24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我对周总理说我不很清楚陈伯达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批判陈伯达，然后也还检讨一下我的错误。

　　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1971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1971年9月12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熹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

　　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

　　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1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备战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未完待续）

　　吴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