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相似性误区

马戛尔尼使华

       1793年，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拐点。

　　这一年，随着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大清朝失去了一次向现代化平稳过渡的契机，而大英帝国拓展东方市场的雄心也遭遇挫折，东西方文明以双输结束了这一轮试探。

　　由于乾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荑（夷）以通有无”的傲慢答复激怒了西方，令此前伏尔泰、歌德等人燃起的“东方热”骤然趋冷，并迅速走向反面，“礼仪之争”因此被放大，并逐渐僵化为标准的历史解释：正是由于大清朝昏聩到不顾天下大势，坚持要洋人下跪，才断送了中国的国运。

　　其实，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

　　在马戛尔尼到访前3年，沙皇遣使进贡（其实是俄商来做生意），乾隆皇帝特意下令不必行跪拜礼，而他要求赴俄罗斯的清朝使节见沙皇时必须三跪九叩。

　　乾隆非常清楚自己权力的边界，也明白尊重对方习俗的重要性。在初期，他对马戛尔尼使团是高度重视的，据学者张宏杰估算，接待该使团的费用竟占当年大清政府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为了让代表团成员有鲜奶喝，沿途官员们甚至奉上母牛2头，由于提供的食物曾出现过变质的情况，乾隆大为震怒，罢免了好几位地方官，马戛尔尼自己也承认，整个接待过程无可挑剔。

　　那么，为什么谈判会破裂呢？

　　自明代中期以来，传教士对中国宫廷的影响便非常巨大，清代初期尤甚，南怀仁甚至成为托孤大臣之一（他拥有正二品衔，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级）。然而，罗马教廷的议礼却给双方的交流带来挫折，核心问题是中国人祭祖、拜先师的行为算不算偶像崇拜？是否应归入邪教？对此，利玛窦采取了较开明的态度，徐光启曾和他解释过，中国人祭祖是认为祖先还活着，而不是把他们当成鬼神，烧香是表达敬意，并非迷信。利玛窦在深入调查后，认同了这一说法，他争辩说，中国人很少期望祖先能给他们什么指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鬼神。

　　由于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在罗马教廷长期拥有话语权，所以他的解释被认可，可随着教廷的内部不断斗争，耶稣会地位大大动摇，这个说法开始受到质疑。由于其他的派别在中国传教不顺利，便迁怒于耶稣会，认为是耶稣会在清朝皇帝面前进谗言所致（事实上，耶稣会的教士们也确实这么干了），所以他们全力推动议礼，最终裁决结果是：祭祖属于邪教，传教士必须阻止。

　　康熙在得到相关信息后，感到很诧异，为证明罗马教廷犯了错误，专门找来与耶稣会对立方面的传教士，指着自己座位上的四个汉字，让他识别，结果只认出了两个，麻烦的是，该教士还不会说官话，只会说闽南话，康熙甚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康熙希望罗马教廷明白，教皇受到了小人蒙蔽，希望收回成命。

　　康熙是按传统中国政治的组织方式来理解罗马教廷议礼的，他不知道基层传教士往往只是执行者，很难影响教廷的决断，他为此给教皇写了两封很长的信，大讲兼听则明之类的道理，并将一切错误都推到基层传教士的身上，其本意可能是想给教皇台阶下，犹如农夫递状纸，绝不会说老爷糊涂，只会说他被蒙蔽了。可对于了解教廷决策程序的人来说，这些信的内容实在荒唐，既无法上交，也没法回复。

　　康熙在苦等没有结果后，感到尊严受到深深的伤害，下令禁止传教，但他对耶稣会的传教士网开一面，劝他们继续留在宫廷服务，清廷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些传教士托词没有收到罗马教廷的直接命令，在清宫中拖延了很多年。

　　有了这番前史，就能理解乾隆面对马戛尔尼使团复杂的心态了。

　　乾隆想与西方修好，但他希望双方建立平等的关系，所以给予马戛尔尼使团以极高规格的接待，以彰显大清朝的国力。然而，这个努力并不成功，由于地方官员送上船的猪羊中有些已染病，船员们将它们扔到水中，结果沿途的清朝子民争先恐后下水抢夺，马戛尔尼深感恐惧，怕他们吃了有病的动物，带来瘟疫，便命令以后不许扔到水中，而是沿途掩埋，结果这些掩埋地很快被挖开……

　　在接待方面，乾隆做了精心准备，比如马戛尔尼第一次到京参观，被安排在圆明园西洋楼，这是一座巨大的西洋建筑，乾隆希望能给他们以强烈刺激，可马戛尔尼却感觉一般，此外，还赐给马戛尔尼红葡萄酒，这在大清朝是难得的饮品，但并没得到交口称赞。这都让乾隆感到不快，觉得英国人不识抬举。

　　乾隆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西洋设备颇感兴趣，比如大型的天文钟，是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安装到一半时，他曾前去看热闹，可他没看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在他心中，产生了这些西方人是骗子的想法。当时，马戛尔尼赠送的枪炮都是最先进的，47年后，正是仰仗它们，英法联军以极少的代价逼迫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可乾隆手下报告说，那是一些“鸟枪”，当时大清朝精锐部队已配发了火枪，乾隆对这些“鸟枪”自然没有好感。

　　乾隆是一个精明的皇帝，可他陷入了人类认识中常见的“相似性陷阱”，一步步被为误导，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寻找相似点，这是人类认识的重要方法，当我们遇到一个新事物时，总是寻找它和已知事物的联系，通过类比的方式，建立对它的认识。

　　这种认识方式的优点是直观、迅速、便于掌握，但缺点是当体系不同时，它就会造成误会。比如清末名臣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对当地政治制度、人文、社会等记录甚详，对现代科学也非常有兴趣，在日记中，他经常会详细记载所观看实验的过程，可当托马斯？杨为他展示著名的“双缝实验”时，他看了半个多小时，只写了几个字，连称“不明所以”。

　　“双缝实验”在现代光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即使像郭嵩焘这样智慧、开放和好学的人，也会感到一头雾水。这说明，当体系不匹配时，相似性就会失效，如果依然执着于这种认识方式，就会在不知觉中落入“相似性陷阱”。

　　“相似性陷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植根于我们的人性，当我们处于封闭状态中时，我们很难发现自己的思维已被它劫持。越是伟大人物，越容易受到“相似性陷阱”的影响，因为能与伟大人物对话的人太少，彼此信息完全不对等，这就鼓励了伟大人物坚持自己的判断，用已有的知识来验证新的知识，并因此获得精神愉悦，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奖励机制，诱使人们主动地进入信息黑洞，然而，一旦决策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断裂，灾难就会接踵而来。

　　突破“相似性陷阱”，最好的办法是依靠集体理性。

　　可以举一个著名的行为实验案例：要求200名随机的参试者给一头牛估重，他们中很多人此前从没见过牛，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他们写出自己的答案后，允许他们小组讨论，再给出另一个答案。实验的结果是，将这些人的第一次答案数字相加再除以200，与牛的真实体重误差竟不超过1%，而他们第二次给出的答案则误差大大增加。该实验奇妙之处在于，参与测试的人越多，第一个平均数就越接近真实。

　　实验证明，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人类的集体理性就会提高，但前提是每个人必须独立作出判断，如果允许他们事先协商，则集体理性就会大大下降，甚至大大低于个体的平均值。

　　这个实验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挑战者号”爆炸前，美国与航天相关的股价会暴跌，事实证明：虽然每个股民的信息都不完整，但在相对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他们竟能准确地预言一桩低概率事件，虽然采用的是“用脚投票”的方式。

　　这个实验的深刻用意在于：民主制度在没有私下协商，不误导个体判断的前提下，就有可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那么，聪明人的专断也许更容易做出正确判断。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独立做出判断的，可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他人的影响，所以股市永远会有莫名其妙的波澜，而各种各样的风潮也总在我们的生活中投下阴影。

　　集体理性的危机在于伪集体理性，如果集体中的人高度均质，观点统一，这就会取缔信息来源的多样性，那么，这种集体理性就是最坏的集体理性，要通过顶层设计来改变，而顶层设计如何不陷入相似性误区，又需要集体理性的提醒。

　　好的制度永远是两者的互动与平衡，正如《罗马人的故事》中所揭示的那样：古代罗马人之所以能以较弱的身体、较差的资源、较少的财富压倒其他文明，成就伟业，在于他们能将专制、民主与共和有机地结合起来，专制而不独裁，民主而不涣散，共和而不封闭，所以无往不胜。

　　唐山，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