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上)


  【内容提要】 抗战前后进入红色阵营的延安一代乃中共党史上的"黄金一代",国民党在这场关键性的青年争夺战中落败。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为旧式文化加简化的马列公式。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延安一代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对极"左"思潮的及时警觉。他们多以文学想象革命,以浪漫代替现实,头脑中只有抽象概念,"只有批评没有批判",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


  就史学拓展角度,代际知识分子研究具有宽广的综合性。尤其是将人物回忆录中的"典型细节"及时输送给史学界,以具体的鲜活实例支撑抽象史论,既能有效还原历史,又使史学增加生动性,更易走向社会大众。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红色根据地,形成耀眼夺目的延安一代,对抗战以后的国史走向影响宏巨,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为十分引傲的"黄金一代"。进入21世纪,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干部,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余热尚炽。

  延安红色士林,时代特征烈然鲜明,价值取向浑然整一。就人文现象而言,空前绝后,无法复制的历史独特性使他们裹带上浓密的时代信息,埋有史家最感兴趣的史料,为百年国史重要标本之一。研析带着历史体温的延安一代具有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意义,近年越来越引起史界兴趣。

  一、延安一代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①,"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②。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③,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④,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冼星海即因为得到创作出入双自由之诺才决定赴延。

  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主席就亲自接见。毛主席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主席特约面谈⑤。民主人士到访,毛主席必接待。从毛主席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⑥。

  1939年5月,抗大生刘力功不愿下基层,坚持升学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满足要求就退党,刘最后同意去华北,但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开除此人之前,组织找他谈话七次,竭尽挽留之力⑦。竭望人尽其才,粒珠无遗。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⑧。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⑨。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⑩。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1)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12)。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

  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13)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14)。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3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4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5元(15)。普通学员一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6)。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5元,教员薪金却有高至12元的 (17)。1946年10月,王光美飞赴延安,供职军委外事组,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她吃中灶(18)。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19)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20)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21)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22)。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23)。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24)。

  对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高知,只要表达入党意愿,立即批准,毋须候补期。陈学昭1945年7月初递交入党申请,很快批下来,无候补期,宣誓日期就定在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因陈学昭曾留法十年(25)。

  1937年3月"燕大学生参观团"访延,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三百燕京生进入根据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在校生仅800余,每届只招200余名,学杂费约150银圆每年,入学考试严格,学生多为精英(26)。名校生对优化党的队伍起着重大作用。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27),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28)。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都清晰意识到"抗战后"的决战,意识到自身命运取决于抗战期间的各项准备。1937年11月初,西北绥靖公署厅长谷正鼎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

  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29)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30)。而大革命期间,国民党员从1926年的15万猛增至1929年的63万,三分之一为25岁以下青年(31)。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32)。

  二、骨干作用

  20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资料:"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33)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上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34),陕北中央事后才知道北平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35)1936年春,冯雪峰、刘晓先后自陕至沪,经冯雪峰与潘汉年特科系统审定有组织

  关系的党员约二百余人,中央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36)。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 (37)。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中共在南方13省恢复或建立省委,发展党员至6.7万余名,军队党员未计入内(38)。截止到1939年3月,赣省党员从1300余名发展到1.8万余名;截止到1938年夏,南昌党员从不足百人扩至四千名;福建也发展党员近四千人(39)。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27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40万人。"(40)彭德怀曾说:"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三万扩至25万。"(41)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42)。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43),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四千余人扩至1.4万余人,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44)。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记载:"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

  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45)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万人大学生三名(46)。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20世纪30年代由地方师范加入中共者有王任重、谷牧、潘复生、王力等。第一位向少年李慎之输送革命学说的,是其初一级任教师陈迅易,无锡地下党员(烈士)(47)。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中共基层细胞,靠着这批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组织动员,才有其后大批农民的加入。农民则因文化低弱,绝大多数只能是跟从徒众,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48),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知识分子。(未完待续)

  注释:

  ①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版,第13页。

  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④祝均宙、萧斌如编:《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页。

  ⑤何其芳:《毛泽东之歌》(1976年12月-1977年1月),载《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⑦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原载《解放》(延安)第73期;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

  ⑧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⑨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60-361页。

  ⑩《让我们重温各时期入党誓词》,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4月27日,《文摘报》2011年5月5日摘转,第6版。

  (11)《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2)江文汉:《延安访问记》,《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

  (13)《中央关于开办学校大量招收青年职工和知识分子给中原局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页。

  (14)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版,第20页。

  (15)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16)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17)舒湮:《边区实录》,国际书局(上海、香港)1941年合版,第25、68页。

  (18)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9)陈云:《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在抗大的讲演),载《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三编·延安时期(上),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版,第316页。

  (2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2)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原载《文艺战线》(延安)创刊号,1939年2月。参见《何其芳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23)陈荣坤、陈立、李颖:《无悔的追求--粟裕夫人楚青访谈录》,《百年潮》2007年8月号。

  (2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25)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6)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页。

  (27)张汉武:《延安回忆》,载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11月印,第53页。

  (28)张严佛(军统西北区长):《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29)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30)数据为周恩来提供。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31)[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页。

  (32)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3)彭涛(口述):《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校史组供稿,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34)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35)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466页。

  (36)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0页。

  (37)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3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39)《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31页。

  (40)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

  (4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9页。

  (4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4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44)《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45)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46)转引自[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49页。

  (47)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补充》,《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4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裴毅然,《社会科学》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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