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上）

　　【内容提要】 抗战前后进入红色阵营的延安一代乃中共党史上的"黄金一代"，国民党在这场关键性的青年争夺战中落败。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为旧式文化加简化的马列公式。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延安一代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对极"左"思潮的及时警觉。他们多以文学想象革命，以浪漫代替现实，头脑中只有抽象概念，"只有批评没有批判"，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


　　就史学拓展角度，代际知识分子研究具有宽广的综合性。尤其是将人物回忆录中的"典型细节"及时输送给史学界，以具体的鲜活实例支撑抽象史论，既能有效还原历史，又使史学增加生动性，更易走向社会大众。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红色根据地，形成耀眼夺目的延安一代，对抗战以后的国史走向影响宏巨，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为十分引傲的"黄金一代"。进入21世纪，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干部，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余热尚炽。

　　延安红色士林，时代特征烈然鲜明，价值取向浑然整一。就人文现象而言，空前绝后，无法复制的历史独特性使他们裹带上浓密的时代信息，埋有史家最感兴趣的史料，为百年国史重要标本之一。研析带着历史体温的延安一代具有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意义，近年越来越引起史界兴趣。

　　一、延安一代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①，"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②。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③，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④，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冼星海即因为得到创作出入双自由之诺才决定赴延。

　　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主席就亲自接见。毛主席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主席特约面谈⑤。民主人士到访，毛主席必接待。从毛主席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⑥。

　　1939年5月，抗大生刘力功不愿下基层，坚持升学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满足要求就退党，刘最后同意去华北，但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开除此人之前，组织找他谈话七次，竭尽挽留之力⑦。竭望人尽其才，粒珠无遗。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⑧。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⑨。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⑩。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1)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12)。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

　　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13)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14)。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3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4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5元(15)。普通学员一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6)。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5元，教员薪金却有高至12元的 (17)。1946年10月，王光美飞赴延安，供职军委外事组，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她吃中灶(18)。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19)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20)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21)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22)。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23)。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24)。

　　对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高知，只要表达入党意愿，立即批准，毋须候补期。陈学昭1945年7月初递交入党申请，很快批下来，无候补期，宣誓日期就定在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因陈学昭曾留法十年(25)。

　　1937年3月"燕大学生参观团"访延，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三百燕京生进入根据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在校生仅800余，每届只招200余名，学杂费约150银圆每年，入学考试严格，学生多为精英(26)。名校生对优化党的队伍起着重大作用。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27)，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28)。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都清晰意识到"抗战后"的决战，意识到自身命运取决于抗战期间的各项准备。1937年11月初，西北绥靖公署厅长谷正鼎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

　　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29)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30)。而大革命期间，国民党员从1926年的15万猛增至1929年的63万，三分之一为25岁以下青年(31)。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32)。

　　二、骨干作用

　　20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资料："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33)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上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34)，陕北中央事后才知道北平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35)1936年春，冯雪峰、刘晓先后自陕至沪，经冯雪峰与潘汉年特科系统审定有组织

　　关系的党员约二百余人，中央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36)。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 (37)。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中共在南方13省恢复或建立省委，发展党员至6.7万余名，军队党员未计入内(38)。截止到1939年3月，赣省党员从1300余名发展到1.8万余名；截止到1938年夏，南昌党员从不足百人扩至四千名；福建也发展党员近四千人(39)。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27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40万人。"(40)彭德怀曾说："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三万扩至25万。"(41)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42)。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43)，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四千余人扩至1.4万余人，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44)。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记载："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

　　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45)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万人大学生三名(46)。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20世纪30年代由地方师范加入中共者有王任重、谷牧、潘复生、王力等。第一位向少年李慎之输送革命学说的，是其初一级任教师陈迅易，无锡地下党员(烈士)(47)。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中共基层细胞，靠着这批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组织动员，才有其后大批农民的加入。农民则因文化低弱，绝大多数只能是跟从徒众，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48)，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知识分子。（未完待续）

　　注释：

　　①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版，第13页。

　　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④祝均宙、萧斌如编：《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页。

　　⑤何其芳：《毛泽东之歌》(1976年12月－1977年1月)，载《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⑦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原载《解放》(延安)第73期；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

　　⑧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⑨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60－361页。

　　⑩《让我们重温各时期入党誓词》，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4月27日，《文摘报》2011年5月5日摘转，第6版。

　　(11)《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2)江文汉：《延安访问记》，《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

　　(13)《中央关于开办学校大量招收青年职工和知识分子给中原局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页。

　　(14)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版，第20页。

　　(15)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16)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17)舒湮：《边区实录》，国际书局(上海、香港)1941年合版，第25、68页。

　　(18)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9)陈云：《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在抗大的讲演)，载《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三编·延安时期(上)，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版，第316页。

　　(2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2)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原载《文艺战线》(延安)创刊号，1939年2月。参见《何其芳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23)陈荣坤、陈立、李颖：《无悔的追求--粟裕夫人楚青访谈录》，《百年潮》2007年8月号。

　　(2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25)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6)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页。

　　(27)张汉武：《延安回忆》，载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11月印，第53页。

　　(28)张严佛(军统西北区长)：《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29)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30)数据为周恩来提供。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31)［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页。

　　(32)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3)彭涛(口述)：《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校史组供稿，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34)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35)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466页。

　　(36)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0页。

　　(37)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3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39)《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31页。

　　(40)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

　　(4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9页。

　　(4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4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44)《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45)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46)转引自［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49页。

　　(47)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补充》，《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4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裴毅然，《社会科学》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