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话语与文革往事

近来，网上文革亲历者们的道歉之声鹊起，让人不胜欣慰。

但和朋友聊天，朋友却不以为然。朋友说，你听到的这些道歉声，大多涉及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发自于人微言轻的草民。真正直接参与策划革命，直接参与毁灭生命，因而直接沾染过无辜受难者鲜血的那类人，你绝不可能听到他们私下的忏悔，就更别提公开的道歉了。那类人及其后代，一开口，不是欲盖弥彰，就是振振有词的声辩。甚至对自己或其父辈曾拥有的，能随意驾驭和摧残臣民的暴力不胜荣耀，对自己或其父辈因此在革命中的能拥有的光辉历程而沾沾自喜。即使真有这类忏悔，朋友向我保证，也只会是泛泛而言，不会有任何具体情节。

和朋友相比，我是个知足常乐型的人。我还是觉得，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度，即使是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即使是来自微不足道的臣民，能够不遗忘自己的言行，还能够主动说一声，哪怕是泛泛的道歉话语，总还是一个理性的开端。

这么想着，不免回忆往事，询问自己一声，是不是也需要向谁道道歉。

就我自己亲历的文革十年（这当然是沿用官方的说法。假如老老实实地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算起，中国共产党策划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持续过七十年），最容易发生伤害性行为的年份，是1966年和1969年。而我自己没有犯下值得一提的，对他人的伤害性言行，主要源于三个完全偶然的因素。其一是因为我的同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在那场“革命”中，并非“动力”，而是“对象”。其二是因为自己年龄尚小。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没有参与，而是没法参与。其三则是因为个性上的原因。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对自己生存环境中诸多人和事，深感可疑。也因此，除非有人强迫，我常常不愿从众（这一点，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引起过母亲的高度关注。据母亲说，她早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的某些“反动”。但同时她又十分放心，因为我看上去很老实）。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武汉一所医学院附属的职工子弟小学中度过的。五一六通知，那时被庄严地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发表后大约一个月，医学院校园中进驻了工作组（很多年后，和了解武汉地区文革史的朋友聊天。朋友说，陶铸和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早在1966年1月就已准确地领会了毛泽东要发动这场“革命”的意图。并在1966年4月，已经决定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抛出。所以武汉地区高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不仅远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远早于所谓五一六通知）。附属小学，据说也属于校园中的一块“阵地”，理所当然地也“进驻”了工作组的成员。就医学院的大环境而言，附属小学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的“阵地”。但在附小，我所在的六年级，却是毕业班。就我自己的估计，我们年级的学生，几乎是附小中唯一有可能参与革命的学生。

虽然武汉大学在抛出李达的同时，几乎和北京同步揪出了本校的三家村，但医学院校园中最开始的批判三家村，却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场笼统的，没有具体目标的口诛笔伐。我唯一留有些许印象的，是同班的一位姓H的同学骂人的歌谣。

那个年代，放学之后，同学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家。必须站“路队”。所谓“路队”，是指各个班级的同学，按各自居住的区域，排成一个队列，一起回家。很多年之后，在小学的门前，看到很多接学生的家长等待。我便常常想，我们附小当年的“路队”，确实是一种为家长们排忧解难的好法子。但当年身临其境的时候，我却是很不喜欢“路队”的。我的父母都是学医的，家中因此有着超乎寻常严厉的“饮食卫生条例”。其中一条规定我们不得买任何没有包装的食品，当然就更不允许随便去吃。不幸的是，我最喜欢的几样零食，话梅，盐津枣，薄荷糖，都是不带包装的。我只能在从学校回家的路途中飞快地花几分钱买，然后在到家之前飞快地吃掉。第二天早上，“路队”的队长向老师汇报，常常会有“汪晶晶没站路队”，“汪晶晶中途离队”一类的内容。好在“不站路队”属于比较小的“坏人坏事”，对我没有产生过太大的影响，我也因此一直用不着专门去“有则改之”。

我们成长于其中的那所医学院，和中国土地上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最高贵的是回六区的路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是回四区的路队，最差的则是以工人子弟为主的回七八区的路队。此外，还有一个和医学院不相连的第一附属医院（俗称协和）子弟和院外子弟的路队。我在四区的路队中呆了三年之后，我们家搬到院外。我便参加了两年院外的路队。

我之所以想起路队，是因为，假如不是参加过两年院外的路队的话，我估计我根本不会对那位H同学留下任何印象。

H的家境不好，成绩也很差。一直到今天我都想不起来，他的父母在第一附属医院中，究竟是干什么的。我那时私下惊叹H，主要是因为他会骂人。武汉那地方，是个人就会骂。所以骂人本身，谈不上是个什么让人肃然起敬的特长。但H的骂人却绝对是一流的，他骂人的句子全都押韵，而且很整齐。有一阵，我同座位的，是一位姓Y的男生。Y是个很老实的男孩子，他的存在几乎从未影响过我。Y头顶上患过皮肤病，有几处明显没有发囊，秃着。这事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H无关，但H却无事生非地编着顺口溜骂Y。那顺口溜能抑扬顿挫地说五六句，开始的两句是：“瘌痢瘌花桥，抱着花树摇”。H来来回回地骂过Y若干次，Y都没有回嘴。但有一天，H习惯性地骂一句“瘌痢瘌花桥”，还没来得及骂第二句。Y突然站起身，大声地说“抱着你妈摇”。我们这一代虽然成长在一个文化断裂的年代，但对父母的某种敬畏还残存着。有人骂骂自己倒无所谓，有人骂自己的父母却是绝不能容忍的。说时迟，那时快，H一个箭步上前，向Y猛扑过来。我就坐在Y的旁边。而我又是一个缺少体育细胞，很不会保护自己的人。我预计此事必将殃及自己，惊叫一声后便伸出手护住头，然后闭上眼。让我后来惊叹不已的是，H在紧要关头出手，居然还能稳准狠。他干净利落地把Y扳倒在两排座位中间的过道上，一点也没有碰到我。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吧。刚刚批判三家村没几天，回家的路上，H就开始才华横溢地骂人。他骂的是：

邓拓吴晗廖沫沙，
我是你的好爸爸。
你要吃，我就把（“把”是武汉方言中的动词。相当于北方方言中的“给”），
你要反党我就打。

虽然知道反党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我和其他同路的同学（那时已经不站路队了）还是忍不住偷偷地笑。

这之后，开始批判老师。除了校长和教导主任之外，主要是批判教语文的老师。

小学六年，我一共有过三个不同的班主任，三个都是教语文的。

小学一二年级，我的班主任是L老师。那时的L老师，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是个二十岁上下，秀丽，温柔的女孩子。L老师对我很好。在她的任上，我曾在校外的作文竞赛中得过奖，并且在她的包庇之下，得以提前，就是说，还没有满九岁（后来才改为七岁），就加入过少先队（朋友看了肯定会笑，少先队算什么呀？哈！在别人家，确实不算什么。但我却成长于一个政治上极其“落后”的家庭。我入队时，我的全部适龄的哥哥，大姐，二姐，三人都不是少先队员。后来我入团，仍然适龄的她们三人，也都不是共青团员。这大约也是母亲认为我从小善于伪装，因而对我比较放心的原因，哈！）。L老师在师范学校学的是“幼师”专业。也就是说，她的教学范围是幼儿园的中，大班和小学的一，二年级。后来结婚了，她自己要求调到医学院附属的幼儿园去。L老师离开小学后，在我们家还在校园中住的时候，我常常在放学途经幼儿园时，离开路队，偷偷到幼儿园，去看看L老师。住到了校园外，大约十岁左右起，我和L老师失去了联系。工作组号召大家批判语文老师时，我头一个暗暗为之庆幸的，就是L老师。她去幼儿园，实在是一个英明的抉择。假如她还在，我又必须批判她，那将是一件对我，对她，都极为痛苦的事。

从三年级到五年级的那三年，我的班主任是P老师。P老师是个男老师，也是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附小，就开始教我们班。P老师和L老师一样，对我也很好，甚至比L老师对我更好。L老师没去过我的家，不认识我的外祖母（祖母对我毫无兴趣。在她老人家眼里，我几乎不存在）。P老师却常常去我家，和外祖母，和主管我的保姆刘妈，都很熟悉（部分原因是，P老师来自武汉东北方向一个名叫黄陂的地方。穿过黄陂，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就可进入我的老家黄冈。P老师所说的方言和外祖母的方言因此很相似。不熟悉湖北方言的朋友，不妨回忆一下当年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违，身体从一开始就并不怎么健康的那位林副统帅的方言）。通常需要所谓“家访”的，都是些坏孩子。P老师去“家访”，却是专程去表扬我。这使得我的小学时代，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生活得一直很幸福。

工作组的成员进驻附小时，P老师已经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不幸，同学们仍然明察秋毫，纷纷认为，P老师当年是很包庇我的。这样，我不参与批判P老师，似乎说不过去。现在回想，假如我坚定不移地不参与批判P老师，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印象中，我们那所小学，似乎没有发生打老师或打同学的事件。但我还是参与了批判P老师，而且还很认真地做了一番准备。

我批判P老师的，主要有下列两点：

其一，P老师美化过阿凡提。

P 老师任课的那几年，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出现过阿凡提的故事。P老师本人又特别喜欢阿凡提。他专门买过若干本小书，似乎就叫《阿凡提的故事》。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我进步得最快的地方是，我发现，党和人民最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财产。是否拥有财产以及拥有多少财产，能直接决定此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是属于朋友还是属于敌人。通过仔细回想，我初步断定，阿凡提是拥有财产的。他至少有一头很显然属于他自己的毛驴，毛驴上挂有若干也同样属于他自己的行李。此外，阿凡提家中有数目不详的几亩地，有相当多的酸奶（那意味着他很可能拥有奶牛），肯定还有别的。此外，就若干故事内容来看，阿凡提基本上不需要劳动。和我同路回家的院外同学中，有两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W和Q，两人都是工人子弟。W的父亲是第一附属医院大众食堂的炊事员，Q的父亲是第一附属医院汽车队的司机。我小心翼翼地和W，也和Q，交换了一下意见。她俩都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阿凡提应该是富农。

富农属于敌人，而P老师竟不惜把阿凡提美化成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象征，那当然就是在美化敌人。

其二，P老师曲解过鲁迅先生。

P老师任课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过一篇鲁迅先生的侄女（应该是周建人的女儿）回忆伯父的文章，名叫《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章中，这位侄女写道， “我”在伯父家吃晚饭时，看了看父亲和伯父的鼻子。“我”发现，父亲的鼻子又高又直，而伯父的鼻子却又扁又平。“我”好奇地询问伯父，伯父答道，四周黑洞洞的，很容易碰壁，鼻子还不被撞扁了？有一次我生病在家，外祖母陪着我。我把这篇课文读给外祖母听。外祖母说，四周黑洞洞的，怎么不点灯呀？我想了想答不上来。第二天，我专门问了问P老师。P老师启发我说，黑暗的旧社会，穷人家没有钱买油点灯，只有地主恶霸家才能点灯。不幸的是，我回家启发外祖母，外祖母却坚决不同意。外祖母出身雇农，八岁起就当童养媳，绝对属于“穷人”。外祖母说，四周已经黑得要撞鼻子了，穷人家再穷，也得点灯。没钱买油，燃个草把子也能照一下。总之，无论如何不能撞扁鼻子。这一下我无话可说。等到周末，哥哥回家。我把课文拿给哥哥看，哥哥看完大笑。哥哥说，鲁迅先生这里说的，“四周黑洞洞的”，是个比喻句。指的是他生存的那个社会的黑暗。你怎么这么傻呀，还以为鲁迅先生真的不点灯，撞鼻子？哈！

听完哥哥的解释，我恍然大悟，心中却忍不住生P老师的气。我没有勇气向P老师指出他的这个错误。但我暗暗对自己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能盲目地相信P老师讲的话。在同学们纷纷认为我应该批判P老师的时候，我几乎立即就想起了P老师的这条“罪状”。

在我终于决定要写批判P老师的大字报的时候，医学院校园和附小的墙壁上，已经有很多大字报了，谈得上是铺天盖地。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纯粹的形式美有强烈兴趣。虽然知道，任何文章，最重要的东西是内容。我却总还是忍不住地先欣赏一下字。校园中贴的那些大字报，偶尔还能找出几份抄写得赏心悦目的。但我自己的小学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大部分都丑陋不堪，简直让人不忍卒读。我前面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断裂时代。几乎没人注重书法。而书法这东西又必须在小学学，到中学就晚了。我们那所附小，不要说学生，一大批老师自己，写的字都明显地入了旁门邪道。我们小学上了大约一半的时候，班上从别处转来一对兄妹，父亲似乎是离医学院不远的那个军用机场的飞行员。这一对兄妹中的哥哥名叫L，有一段和我同座。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下L，我暗自惭愧。我本是读书人家的孩子，但那孩子的一笔毛笔字，写得却绝对比我好（虽然学习成绩不如我）。那是一笔十分难得的，临过帖的字。而且，那孩子还会画马。模仿徐悲鸿，模仿得有模有样。

在我决定参与批判P老师的时候，班上的男生和女生之间已经互不说话，互不来往了。但为了自己的“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的美观，我还是鼓足勇气找了一下L，问他能不能帮我抄一下我的“大字报”。L是一个非常非常害羞且十分十分胆怯的男孩子。平时上课，老师走到他跟前，点着名让他发言，他都不敢抬头。偶尔开口，声音比蚊子还轻。看到我公然走到跟前跟他说话，他的脸都吓白了。我只好解释一句，我说，主要是你的毛笔字写得好。看他不出声，我很沮丧。我扭头离开他时，L轻声说了一句，可以用棉签写。

后来我发现，很多同学的大字报就是用从门诊部拿来的棉签写的。那真的是一个好办法。我的那两张大字报，当然也是使用的那种“硬笔书法”，哈！

只不过，让我失望的是，似乎并没有人注意我精心构思的大字报。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放暑假了。又过了几个星期，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我和同年级的同学一起，收到了中学的入学通知，就此结束了我们的小学时代。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中国其他城市中的一九六九届初中生，都是在一九六八年之后才得以走进中学的。只有武汉例外。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似乎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

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和我小学是同学，中学又是同学的W来找我。W是个极聪明的女孩子，父亲是医学院前期，病理生理的教授，文革前就是校园知识分子中又红又专的楷模（“新时期”之后据说更红，甚至一度当过校长）。W告诉我，我们小学时代同学中知识分子的那拨孩子们，组织了一个似乎名叫“毛泽东思想六六零一杀回小学”的“战斗队”。我便和W一起回了一趟小学。这个“战斗队”的宗旨是，我们的分配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完全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我们应该杀回小学，重新分配。这么说当然只是些冠冕堂皇的假话。事实上，我们这拨知识分子的孩子对分配不满意，主要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那场分配，完完全全是按家庭出身，和成绩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假如不是工作组废除了小学的毕业考试和中学的升学考试，我们都坚信，自己绝不会被分到名不见经传的坏中学去。而假如真有考试的话，医学院校园中那些大大小小，以整人为职业的干部的孩子们，也根本不可能考进比我们好的学校。而现在，他们却名正言顺，甚至趾高气扬地进了比较好的学校。

那个战斗队只存在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估计也就两个月，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很清楚，我们按家庭出身的这种分配，和附小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毫无关系。全武汉市的小学当时都是这样分配的。而想通过“造反”而达到恢复考试进而重新分配的目的，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只不过，我和我的同学们，谁也没想到，我们那时盼望通过考试而公正地得到一个上中学的机会，这个事实上属于基本人权的最最微不足道的愿望，我们这一辈子竟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了。

那之后，“革命”风起云涌。我家不在校园里面住，我在家又最小，下面没有任何弟弟妹妹还在上附小。我和P老师因此没有了任何联系。

一九七三年，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了一场冷饮制品中志贺氏杆菌引起的中毒性菌痢的大流行。母亲带回家的冰棍我是和母亲，外祖母一起吃的。她俩都好好的，我却差一点壮烈牺牲。咪咪（是我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俩从1956年到1969年有过将近十四年的同窗之谊。咪咪也是医学院知识分子的孩子，父亲是前期微生物的教授，我母亲的好友）听说我病了，专门跑到传染病房来看我。咪咪那时还在乡下没回城，晒得黑黢黢的。但咪咪住在校园，所以知道的信息比我多。咪咪告诉我，P老师在“革命”中倒霉透了。就在我们“杀回小学”那前后，P老师开始“造反”。

其实也就在P老师开始“造反”的时候，我和咪咪，还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极聪明的W，也都加入了武汉知名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是新华工中学总部《在险峰》兵团《小麻雀》战斗队的“战友”。

说句真心话，我一直到今天，对武汉的“造反派”们，都怀有深深的，无与伦比的同情。百分之九十的那些造反派，和党和人民后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诬陷的什么 “五一六”分子，“北决杨”分子，毫无关系。那不过是无权无势，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臣民，对中国共产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从一九四九年起在中国土地上所建立的，极权程度远远超过封建皇权时代的那个黑暗透顶的政治制度，能做的一点小小的反抗而已。

只不过，我，咪咪和W，我们造不造反无关紧要，我们都还不是成年人。但P老师就不同了。

在横扫四旧的一九六六年，P老师本是党和人民的依靠对象。P老师的父亲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雇农。后来到武汉拉三轮车，才得以让P老师上学读书。也因此，P老师很晚，大概九岁，才上学。为了替父亲省钱，P老师初中毕业选了不收学费还发零用钱的师范。这位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一九六五年刚刚入了团，本该是革命的动力，不想后来竟会阴错阳差地参加了造反派。因为出身好，P老师不幸在造反派得势时当了几天头目。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之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和成员，遭到空前绝后严酷，甚至可以说是血腥的镇压。P老师当然无法例外。

P老师被赶出附小，甚至被逐出“干部”队伍，沦为医学院的一名普通工人。

咪咪说，你要是想碰到P老师，出院后可以散步散到医学院大门口。P老师有时就在门房守门。出院之后，我的身体不但没好，反倒更坏。我得了比我的哮喘病严重百倍的中毒性急性心肌炎，心脏靴形肿大，随时有猝死的可能。我那时的生活主要由吃饭，睡觉，吸氧和散步组成。因为反正必须频繁到母亲工作的第二附属医院去，我便有很多机会在校园中散步，一直散到医学院的大门口。

终于有一天，我真的碰到了P老师。

那是夏天，P老师打着赤膊，穿着短内裤，脚上一双拖鞋，手里一把蒲扇。十年前，出现在我们课堂上的时候，这位农民的儿子不仅体健貌端，更是穿戴整洁的。他反复向我们强调的，不是学习的成绩，而是学生的干净和整洁。任何同学都不允许打赤膊，穿拖鞋，着短内裤，在学校出现。P老师甚至挨个地检查过我们的书包，手指，杯子。P老师当我的班主任的那些年，我在学校发过两次哮喘，是P老师背着我，一路小跑到保健科去注射肾上腺素的。那个年代，P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像雷锋，王杰，欧阳海一般英武。甚至脖子下面的那颗扣子，他都总是扣得紧紧的。

我叫了一声P老师，近距离地看着P老师。

我不清楚P老师有多大，但童年时代我听过多次外祖母和刘妈和P老师聊天。我估计，P老师大约生于1942年。那一年，我自己是二十，P老师应该刚刚三十出头。但P老师却“尘满面，鬓如霜”，看上去和医学院门口那些三轮车夫几乎没有区别。

听到我叫他，看到是我，P老师很高兴。他说外面热，让我到门房里面坐。我在一条木头的长条凳上坐了一会儿。P老师把他带盖的搪瓷杯中的水倒掉，然后又用开水烫了一下，倒了一杯水给我。我在P老师身边坐了大概十几分钟，说的却几乎全是关于我自己。P老师说，他碰到过母亲，也问起过我。所以他知道我在乡下发病，差点葬身广阔天地，也知道我后来在一家小医院工作。蛮好，蛮好，P老师说。你那个身体，在医院工作蛮好。家家好不好？P老师问。家家是武汉方言，等于北方方言中的姥姥。我无奈地苦笑着说，家家至少比我好。和她老人家一起吃的冰棍，我差点死了，她老人家一点事没有。其实那一年，外祖母已经九十二岁了。对于我的不争气的身体，P老师当然也只能报以苦笑。

关于他自己，P老师没说，我也没问。他具体什么时候离开附小的，是不是还能回去，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个年代，一九六六年的往事已经十分遥远。我小学时代那些各级干部的孩子们，已有不少荣幸地当上了工农兵学员。我前面提到过的那对军人子弟兄妹，两人都在上大学。其中的那位妹妹，甚至上的正是武汉医学院。我连一丁点都没想起，我当年竟给P老师写过大字报，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为此向P老师说出什么道歉一类的话语。

那就是一九七三年的那个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P老师时的情景。

一九八二年出国前，为补发小学毕业证书，我最后一次回到附小。

夏校长盖完毕业证书之后问我，谁是我原来的班主任，要不要带我去看望一下。我说……是P老师。夏校长遗憾地说，P老师早已离开附小，在医学院其他部门工作。知道我住在校园外，夏校长详细地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P老师。但我最终却没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开始的所谓“新时代”，不过是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适应的，一个只可能属于“一部分人”，甚至“一小部分人”的 “新时代”。我的P老师，那个贫寒无助的农民家中，唯一读过书，唯一能识字的孩子，已经永远不可能重新回到附小的语文讲台，也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他的“新时代”了。

我去看他，我能说些什么呢？而他……他还会有兴趣听吗？

（谨以此文，敬献给我小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我小学三到五年级的班主任，彭光清老师。）

2013年8月16至26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汪晶晶，《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