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重大尝试。历史已经证明，中共的这一探索是不成功的。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行业和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诸如“苦战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病虫害”1“湖南争取明年为无虫害省”2等等，中共试图通过高指标提高群众热情，达到发动群众运动的目的。但是，经济有其运行规律，它并不会随群众运动的兴起而得到超常规的“跃进”。所以，虽有高指标、虽有群众高度的热情，但是我们得到的经济成果确是很少。高指标的提出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这四个阶段。毛泽东应对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承认了的。本文认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的关系表现在：毛泽东肯定或直接提出了一些高指标；毛泽东不断的批评右倾保守思想，使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迫于政治压力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提出本部门或本地区的高指标；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压力，使得各地区与部门也相继提出一些高指标。

　　一、毛泽东直接提出或肯定了一些高指标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直接提出的一些高指标，主要是指赶英超美的目标和以粮、棉、钢、铁为主的经济上的高指标。毛泽东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想让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的更高一点，这没有错，也无可厚非，其实这也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想法。自鸦片战争失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曾经受到大大小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落后。广大人民因此在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初创之后，就有一种赶超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强国的愿望。同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更加剧了这种情绪。

　　受这种情绪感染，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雪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3这里毛泽东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是指在钢铁产量方面。12月2日，刘少奇在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一指示时，他说：“在15年内，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和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4李富春在随后的《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中论证了这种可能。依客观情况而论，中国经济若没有遭受到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钢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大跃进中，赶英的目标不断的发生改变，表现在：赶超时间上一再缩短，赶超对象由英国变为了英、美。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5距离1957年莫斯科会议还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把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修正为十年或者十一年，并把二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也提了出来，这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的具体体现。4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6这个目标又比月初他所提的目标提前了5年。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王鹤寿同志在发言中认为“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7 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同样提到“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此档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6月1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谈到：“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8”离1957年11月只有7个多月时间，毛泽东把赶英的目标从15年提前到2年了。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加之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部门捷报频传，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赶英超美”的信心。 可以说，“赶英超美”目标一再提前，打乱了中国正常的计划工作，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毛泽东除了提出赶英超美的目标外，还提出或者肯定别人提出的一些高指标。为了配合“赶英超美”的目标，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中国钢铁产量翻番的目标，此后中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造成整个国家钢铁产业畸形发展。大炼钢铁运动高潮之时，甚至连商店都搬到工地上昼夜为炼钢铁的工人们服务。另外，毛泽东对别人提出的高指标，有些也很赞成。例如毛泽东对上文讲到的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要点”的报告，他就很满意，批示到：“很好一个档，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9

　　二、毛泽东不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对提出高指标的影响

　　从1955年第4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冒进的势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进入了高潮，给各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右倾保守思想不断的批判，使各部门的压力骤升。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10。此后，毛泽东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1

　　这一序言的发表，对各部门的震动相当大。于是，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国家计委将1967年的粮、棉、钢、煤的计划指标分别修改为：粮食由1955年的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棉花由1955年的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955年的1800万吨提高到2500万吨；煤由1955年的2.8亿吨增加到3.0亿吨。许多部门则把原来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12。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计划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计划若冒进，带来的势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在事实面前，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逐步调低过高的指标，最终使八大一次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这些措施的施行，使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准成为改革开放前少有的几个好的年份之一。对于“反冒进”，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还是尊重了党的集体领导。

　　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把精力再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逐步将他对反冒进的不满表露出来。在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13。毛泽东说要恢复这些东西，并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这样的讲话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感受到了压力。

　　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阅的〈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该文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首次使用了“跃进”一词，获得毛泽东的好评。12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继续对反冒进提出批评。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对反冒进提出严厉的批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道：“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4”

　　南宁会议以后，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掀起了一个生产的高潮，一些地方上的领导人开始提出一些高指标，并且越来越高。毛泽东这时候头脑也不冷静了，他在成都会议上做了六次讲话，讲话继续批评了反冒进，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15”这样的提法就比较严重了，把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不能不给反冒进的领导人以相当大的压力。

　　在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下，会议通过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中，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比这年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数目提高了很多，如：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16。一些省的负责人也相继提出一些高指标。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实际上为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毛泽东主要通过这两次会议，扭转了反冒进以来的形势，并使得刘少奇等人不断的检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次会议，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跃进之风。

　　1958年5月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刘少奇作了大会工作报告，报告内容体现的基本是毛泽东的思想。刘少奇指出，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历史阶段的高指标。即使在现在，这些高指标都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如：技术革命方面，“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17文化革命方面，“扫除文言，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18”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高指标纷纷出笼。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850万吨，将1962年的指标提高到4000万吨。冶金部党组提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超过8000-9000万吨。北戴河会议更是把大跃进推向了顶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1958年11月，郑州会议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提到：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要达到5000斤至10000斤并且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即把全国土地平均分成3份，三分之一用于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和种植绿肥，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树和种草20。

　　这些听起来振奋人心的高指标，严重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使得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异军突起，挤占了其他产业发展的空间，损害了其他产业的利益，进而影响到中国工业整体的发展水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运动的偏差，开始与党内其他领导人一道纠“左”。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彭德怀的问题后，纠“左”变成了反“右”，并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引入了党内。此后各地的高指标与浮夸风又开始盛行起来。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或党的每一次反右倾保守思想过后，就有一次经济指标的向上调整，经过几次反右倾保守思想之后，指标被抬得越来越高，于是一些地方就开始造假，浮夸风遍及全国，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三、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提出高指标的影响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问题。大跃进运动前后，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思想与工作方法的讲话，其中很多内容是正确的，是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取得的经验总结。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情绪的影响，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内容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毛泽东讲话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在实际工作或在理论宣传中被贯彻了，起到了不好的影响。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许多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的方法问题。关于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的问题，毛泽东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21这段话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但是这段话在大跃进时期，就起了不良作用，在“独创精神”的鼓舞下很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给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谈了“解放思想，反对迷信”的问题。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22他还讲了一些不要怕教授之类的话，并举了马克思、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年轻时候就有相当大的成就的典故，以此来鼓舞大家的干劲，并得出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的结论。本来毛泽东讲话的原意可能是让人们要自信，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出发点很好，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已经抬头，人们把很多不是迷信的东西当作迷信破除掉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四次讲话，主要讲的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多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23。他把自己的讲话总结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24。毛泽东在5月20日的讲话中，再一次讲到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把外行领导内行看成了普遍规律。毛泽东还讲到 “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25。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一传达，助长了基层“左”的思想与做法，许多科学的东西当作迷信反掉，这是“浮夸风”、“瞎指挥风”产生与泛滥的重要原因。“拔白旗、插红旗”的讲话，加剧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做法，伤害了一批知识份子。

　　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讲话，对于高指标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在大会热情的鼓舞下就提出了一些高指标。湖南组认为：中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26。广东组认为：6亿人民都真正解放思想了，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将汇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27。化学工业部负责人在发言中说：仍然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化学工业在10年内是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是能够和美国较量的28。江苏负责人说：在农业方面，1958年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粮食增加20%至25%，棉花增加20至25%，油料增加50%至60%，牲畜增加80%至100%，蚕茧增加20%至25%。到1962年或者多一点时间，江苏省则完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各项指标29。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鼓动下，高指标在全国开始蔓延。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的各项主要指标是：钢8000-10000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3.9-17.7倍；铁9000-11000万吨，增长14.4-18倍；煤9-11亿吨，增长5.9-7.4倍；粮食13000-15000亿斤，增长2.5-3.1倍；棉花1.5亿担，增长3.6倍；工业总产值5700-6500亿元，增长7.4-8.5倍；农业总产值2300-2500亿元，增长2.5-2.8倍；基本建设总投资3850-4300亿元，增长6.8-7.7倍30。很显然，这样的高指标如果贯彻到经济生活中，必定打乱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步骤，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另外，农业部9月初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明年要做到基本上取消用手插秧，做到水稻插秧半机械化31。这样的高指标，在现在中国有些地区还不一定实现，但是在当时“破除迷信”的压力下，被看成理所当然能够实现的目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际上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指标的出笼，一方面反映的是党和群众迫切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种全民急躁的情绪，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有这样的情绪。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发动负有直接责任，因为他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很多高指标由他本人提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实事求是代表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却表现得不那么实事求是了，有时候甚至有强烈的主观主义思想。现在看来，大跃进时期很多高指标如1958年产钢1070万吨由毛泽东提出，但是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出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或其他原因，在毛泽东提出的高指标上再层层加码，并吹嘘一定能够完成，这样给了毛泽东一种错觉，使他觉得他定的指标是符合实际的，是能够完成的，于是，在一些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一些高指标，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在大跃进狂潮下，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计划，提出更高的指标，不断打破经济的综合平衡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指标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为了完成实际上不能完成的高指标，开始浮夸、造假，更有甚者对敢于说实话的群众打击报复，这是中国陷入1959-1961三年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要工作就是调低高指标，尊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规律。经过艰难调整，国民经济在“文革”前，逐步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准。

　　可以说，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过失。因此，毛泽东对大跃进时期高指标的提出应当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责任与错误都让毛泽东一个人来承担。其实，在大跃进过程中，他对一些地方领导人提出的一些过高的指标表示过怀疑，并提议要“压缩空气”，这在当时大家都头脑发热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一问题，还是邓小平讲的好：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32。

　　邓小平的谈话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那时中国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毛泽东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很多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因此他在一些问题上应该负有责任，具体到高指标来说，毛泽东应该负有直接的责任，但不是全部的责任，毕竟我党是集体领导，况且也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以后纠正大跃进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也很坚决，所以我们不应过多的纠缠于责任归属方面的问题，而主要应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注释

　　1、2、4、31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日；1958年11月21日；1957年12月3日；1958年10月8日。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691；页695。

　　5、6、8、9、13、14、15、16、21、22、23、24、2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812；页813；页824；页823；页720；页769；页790；页803；页790；页797；页816；页817；页818。

　　10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418

　　1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页435-436

　　12、20、26、27、28、29　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7部，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430；页600；页538；页539；页546；页547。

　　17、18　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128.htm

　　19、30]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76；页77

　　32    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96

　　周震，《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七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