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中）

　　三、文革主力：“白相人”的游戏

　　文革这场游戏是由毛泽东设计和发动的，但只靠他一个人是玩不转的，他需要有帮手、打手和捧场的人。本节将讨论文革玩家的身份、资格和出局问题。

　　文革在毛泽东年代的大号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把“无产阶级”理解为产业工人，就大错特错了。王希哲说：“而工人阶级呢？作为自发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以‘老保’的资格站在学生们的对立面的，他们本能地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他批示道：‘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请注意：毛泽东看到了工农运动阻止他帝制复辟计划的实现），拟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可干预学生运动。’我们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造诣的‘理论家’应该明白，如此庞大的‘老保’工农运动，是不可能由几个恶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的。”[1]绝大部分工人是文革的对立面（“老保”）和冷眼旁观者。绝大部分农民也是如此。毛泽东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严格地说应当是无产无业阶级，他们并不是现实中的工人农民，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

　　梁启超曾说：“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说‘联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2]也就是说，无业阶级最喜欢代表“人民”，最喜欢搬弄“主义”，最热衷于“革命”。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人中，有业阶级是多数，无业阶级是少数，“有业阶级战胜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无业阶级征服有业阶级便亡国灭种”。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要中国人全都变成无产无业阶级。实行全社会公有制后，就人人都是无产阶级了。但这还不够，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还提出了全社会无业化的设想——不论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兼营他业，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3]取消了“术业有专攻”，每一个人都是“万金油”和“螺丝钉”，都随着毛泽东的号令搞“大批判”、“斗私批修”，人人无产无业的大同世界就将出现。
 
　　“社会主义新人”与旧人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已经从人性中排除了“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因素，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人”了。“经济人”有利益和享乐的考虑，“政治人有权力和自尊的追求，“社会人”则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没有独立的人格，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最高领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现实中国的农民还有“产”——住宅、农具、自留地、自留畜等，工人还有“业”——车、铣、刨、磨、钳等，他们都还没有摆脱“经济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尚未社会经验的青年才有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性。
 
　　李月军说：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远未定型，他们本不应该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文革”初期，年青幼稚而又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成充满“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一代，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化把具有动员性、革命性、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为他们设定了所谓的“革命接班人”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们原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责任感；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对“革命”有无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动员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张扬个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唤醒了他们在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感下的独立意识萌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变成了他们的心理渴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满足放大了他们的偶像崇拜需要。动员型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积累，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使“红卫兵”们产生了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共享激进政治情绪，进而将之投入到“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4]王希哲说：“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西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5]

　　据万润南回忆，1966年8月4日，邓小平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说：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6]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累计达1100多万人。毛泽东下这样大的本钱动员青年人参加文革，也是有其苦衷的。他并不是不想让成年人跟着他的指挥棒起舞，但是，尝过历次政治运动酸甜苦辣的人，都深知毛泽东“秋后算账”的“阳谋”，不会轻易地上当了。而且，刚刚从三面红旗运动导致的大饥荒中喘过一口气来的人，对于毛泽东、刘少奇两条路线的是非曲直，有着自己基于常识的判断。因此，毛泽东只能让红卫兵和造反派——其主体是不通世故、不明真相的中学生、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工人——来充当文革的主力。而大学生中政治比较成熟的人，如曾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朱成昭，在1966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三子”的游戏：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7]

　　毛泽东所属意的无产无业无心无肺的“新人”其实很像一种“旧人”——当年上海滩上的“白相人”。旧时的白相人是指那些没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却精通吃、喝、嫖、赌的人。毛时代的白相人只有少数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有私下里吃、喝、嫖、赌的机会，多数人寻求刺激的方式是打、砸、抢、烧。白相人是一种正常社会的寄生物，是非生产性的，因此既不能在全社会普及化，也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李月军说：当毛泽东最终把整个“红卫兵”群体交给“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去“再教育”后，“红卫兵”群体的“革命”激情终于在生存的艰苦挣扎中磨尽了。[8]这是文革白相人的必然归宿。

　　青少年天生就有很重的玩心，不用考试，不用上课，在玩玩闹闹中就“咸与革命”了，当然是很开心的事。这时，马上就出来了喝令阿Q“不许革命”的年轻的“赵老太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他们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9]，捧出了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尚方宝剑，宣称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取得了毛泽东的赞赏。但是，他们紧接着就搞出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说，参加游戏的门票掌握在他们手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限于“黑五类”、“狗崽子”，而是指所有的非“红五类”，其中包括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中共基层干部和普通职员的子女）不仅不能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也要经过他们审核批准。而且，他们只许造“牛鬼蛇神”的反，不许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血统论本来是毛泽东几十年来所鼓吹的阶级论的自然延伸，中共建政十七年中所贯彻的“阶级路线”也正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不像“老红卫兵”如此毫不隐讳。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清算“老阶级敌人”，而是要揪出政权内部的“新阶级敌人”，用林彪的话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10]“老红卫兵”以为文革只是他们爹妈革命的模拟和复制，这就破坏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惹恼了“江青阿姨”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使自己在成为文革的第一批闯将后随即成为运动的第一批绊脚石。事实上，出身问题贯穿了“三年文革”的始终，不仅是“保爹保妈”的“老红卫兵”之类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的分界标志，也是造反派中所谓“派性”的源头之一。譬如北京中学生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出身不好的人在四三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四派则以这一点作为攻击前者的口实。

　　“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包括血统论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了文革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党内各级当权派后，游戏者的资格问题在一时间被淡化了。芦笛认为，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进步的短暂时期。[11]在与“血统论”的斗争中，涌现了文革时期（而非文革运动）的一位“大英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刘晓波写道：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12]遇罗克在“红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就写下《出身论》初稿，随即被单位关押审查。在“最进步的短暂时期”里，遇罗克和弟弟遇罗文、郝治、牟志京、王建复等人“趁机造反”，自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该报第一期以三版篇幅发表了《出身论》，立刻轰动了北京乃至全国。但是，遇罗克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造反”范畴，他不仅反对皇帝和贪官，而且反对造成皇帝和贪官的体制。尽管他也采用了一些语言上的伪装，但瞒不过毛泽东体制的忠实鹰犬。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后押赴刑场枪决。

　　游戏在英语中既可译为play，也可译为game，两者的含义有区别。孩子“过家家”，情侣“花前月下”，属于play；体育运动、棋牌游戏、电脑游戏，属于game。前者是无规则的或者是自定规则的游戏，后者是有前定规则或外在规则的游戏。毛泽东不允许卜大华、骆小海（“红卫兵”创始人，“三论”的作者）和遇罗克自己play，他只允许他们参加已经安排好情节的game；但是，他本人却不遵循任何规则包括他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始至终都在随心所欲地play。由于毛泽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还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所以他能够在文革中始终保持赢家的地位。又由于这场game的规则朝三暮四，变化莫测，绝大多数积极参加者都先后被判违规出局。

　　“老红卫兵”忘乎所以，想要由自己来认定文革游戏者的资格，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一旦群众造反的大势已成，刘邓司令部土崩瓦解，他就要清理门户，防止有人“浑水摸鱼”、“趁机造反”了。毛泽东的资格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是死规定，一类是可以随意伸缩的活框框。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13]其第四条规定：“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从而为“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任意凌辱、欺压、迫害甚至屠杀这些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由于“21种人”中的最后一种是“家属”，从“家属”又很容易扩大到“亲属”，使其覆盖面达到了总人口的10%。

　　以上“21种人”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反革命”及其家属，而“公安六条”最核心的内容是其第二条，即对“现行反革命”的认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以及受到前者保护的“革命干部”。在“最进步的短暂时期”，曾出现过两条强势的革命口号——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公安六条”一出来，它们就被戴上了笼头和去了势（骟了蛋）。毛泽东的“人民—敌人”辩证法，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在反右运动中，他起码还要制定“六条标准”，而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五条，只要掌权的人认为你“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而不论是何种“反动言论”，你马上就从“人民”的行列坠入了“敌人”的十八层地狱。由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的《“571”工程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14]在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3000人中，仅“五一六分子”就抓出1700名，[15]就是“人民—敌人”辩证法以及“一小撮—一大批”转换机制的一个例证。

　　郑义说：由于历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16]其潜台词是：即便造反派的追求没有跳出毛泽东“人民—敌人”辩证法的框框，但对于有权享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的“人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种“平等”或者说“解放”。然而，这一叙述距离当时的事实相距甚远。在文革中谈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专利权不属于造反派，而属于毛泽东。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17]8月1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宣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18]但是在红卫兵、保皇派掌控文革领导权的时候，一味推行血统论，根本就没心思搞什么民主选举。到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取代保守派崛起于文革舞台后，除了极少数“新思潮”的鼓吹者，“巴黎公社”这样的字眼已经很少再被提及了。因为毛泽东本人改变了主意。从1967年“一月革命”开始，革命造反派“夺权”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取代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而“夺权”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军队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与“人民”没有丝毫关系。

　　因此，不算个别如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案例，从整体上说，“文革造反派……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一种历史的虚构。相比而言，胡平的概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他说：文革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19]竞赛革命或者表演革命，进是为了“夺权”，退是为了自保。而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是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二是“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人民文革”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分清“延安与西安”——人民与敌人，革命与反革命。这是一条在背后不断抽着造反派向极左狂奔的鞭子。“照理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有清楚的自觉。”

　　毛泽东本来只想让人们在文革中“白相”一番、演习一场，就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鸣金收兵。然而，他未能如愿。因为，不论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参与了文革运动的其他人，只要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尚未大功告成者，其人性中总是或多或少地潜伏着白相人以外的其他维度，只要条件适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经济人和政治人的本来面目。芦笛写道：“压力一旦从普通群众转移到老干部头上去后，许多老‘阶级敌人’自然就‘跳了出来’。以往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挤满了各级政府机关，要求平反；工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冻结了的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样的福利；就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都组成了庞大的‘兵团’，要求为他们服役结束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经济补偿。”“不幸的是，这种健康趋势尚未来得及蔓延全国，形成气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时代的积极分子们在短期内合力扼杀了，因而在文革史上无足轻重。”[20]

　　文革中经济人最突出的代表是一个争取合同工、临时工权益的全国性群众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该组织于1966年11月8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振海的父亲是国府警官，周牧的父亲是国军将领”，“他们两人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扫出学校大门。”“全红总”于12月25日封闭劳动部，26日封闭全国总工会，同日受到江青的接见和支持。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签署《联合通告》。通告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在文革期间“一律不得解雇”；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4日，江青指示缓发《联合通告》。8日，“全红总”在西苑饭店会议厅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原定名称“国际记者招待会”，因太敏感而改），受到周恩来“家丑外扬”的严厉批评。22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集会示威。23日，一批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受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来包围全总大楼，捣毁“全红总”总部，公安机关也于同日绑架了王振海。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宣布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此后，“全红总”负责人均被逮捕和判刑。周牧（现名方圆）被判刑二十年，其他人从十五年到五年不等。[21]

　　文革中政治人的典型有“新思潮”诸君[22]，还有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等人。“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23]刘凤翔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24]

　　其实，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政治人和经济人，一经发现就马上打入另册，从文革游戏中驱逐出局，他对于纯粹白相人的游戏也越来不耐烦了。郑也夫说：“象棋、围棋、足球，都是对古代战争或争斗的模拟。为什么要模拟？为了满足我们说过的人的三种需求中的一种：牛逼，即超越他人的愿望。当人类完成了这种模拟后，他便可以在两种空间——实际生活和模拟实际生活的游戏中，满足他力争超越他人的愿望。”[25]狭义的游戏也要分个胜负输赢，也要满足人们对于牛逼的需要。文革中的“派性”顽症，正是源于这样的一种自然人性。毛泽东只许自己一个人牛逼，而不允许其他任何人牛逼，文革这个游戏就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玩不下去了。因此，“斗批走”、“斗批散”，让白相人统统去生产第一线劳动改造，就成了“无言的结局”。

 　　四、文革逻辑：超越于游戏者的游戏

　　毛泽东固然想让文革成为他一个人的play，但是，不论他多么“英明睿智”，多么“大权在握”，他却做不到这一点。根据加达默尔的游戏自我主体性理论，一切游戏活动都是一种被游戏过程；游戏不是游戏者的单纯主体自由的行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是游戏的往返运动，它必须始终有一个他者在那里存在，而且这个他者用某种对抗活动来答复游戏者从自身出发的活动；游戏的魅力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在于吸引和束缚游戏者于游戏中的东西。[26]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既是文革的发动者，也是文革的俘虏和牺牲品。

　　我们可以说，文革期间有两个运动——文革和反文革，而不是两个文革——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文革不断地消灭“对手”和“敌人”，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对手”和“敌人”，因此毛泽东直到去世也没能从文革中自拔出来。文革运动诱发和催生了反对文革的运动，反文革运动十年生聚，最终以四五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战胜和终结了文革运动，这就是文革的基本逻辑和线索。文革与反文革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两个运动，而不是勾肩搭背、相伴而行的两个运动。

　　王希哲是“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说的始作俑者，而他在提出此说时，所要表达的是和“两个运动”说非常相似的意思。[27]他说：“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毛泽东又是站在被官僚们压迫的人民一边并有解救他们的慈悲心的，那么事情就应该会是这样：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是拥护毛泽东的队伍的壮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恰好相反：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泽东走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四年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的红卫兵和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不理睬毛泽东的号召了；第三阶段，一九七六年，‘红卫兵’和工人们不但不听话（注意，这些话还都是一些‘珍贵思想’），反而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的一边了”。[28]他强调了李一哲思潮与极左思潮的不同：“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不是‘极左思潮’哺育出来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代表的‘省无联’、‘北决扬’。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这八年时间里，杨曦光们仍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运动，不可能并肩与曹志杰、王军涛、陈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们只可能是‘四五’的敌人”。[29]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王希哲、刘国凯、郑义、方圆、武振荣……的“人民文革”说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家族远亲之间的相貌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已经发表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作出以下判断：王希哲既否定毛文革又否定毛主义（即别人向他推荐而被他拒绝的“珍贵思想”，或者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从毛泽东思想官方定义中所剔除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晚年思想）。方圆彻底否定毛文革而部分肯定毛主义。他说：“‘毛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共的‘党天下’，变成毛的‘家天下’。如果把毛反政敌的特权，解释给人民争‘普遍权利’，把毛反对非毛族类的官僚，解释为反对中共的官僚制度，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如果以此把‘人民性’的桂冠戴在这个独裁暴君的头上，那就不是天大的笑话，而是天大的屁话。……言行不一是很多人的毛病。毛也有这种毛病。‘毛主义’中有不少好东西，但‘毛文革’中的很难发现有啥子好东西。”[30]武振荣则基本上既肯定毛文革又肯定毛主义。

　　武振荣划分了“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和人民的”三个文革。[31]“毛在（1966年）8月5日的这一天，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砍下了一刀，‘刀下见菜’的结果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被‘截为’两节：8月5日之前的一节属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属于中国人民；如果说这样的两截没有任何的内在的联系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名字却是唯一的联系的桥梁，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又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于是一个完全的失去了联系的两截子运动，就被一个毛给连成一气了。”前一个是共产党的“害人的运动”，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害者纪念园地”中那些接受香火的在天之灵大都是在这个运动中“殉难”的；后一个是解放人的运动，是属于哪个时代的“7亿”中国人民的运动。毛泽东的文革被一分为二，前一段与共产党文革“是难脱干系的，共产党的错误的一半应该由他来承担”，后一段“毛站在‘人民的一边’，毅然决然地支持人民造反和人民解放”。[32] 如果说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最终还是分手了，那么，是造反派“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筹码而已”呢，还是毛泽东成了造反派用来打鬼的“钟馗”？多数人认为，不论从文革的发起、进程和结果来看，结论都应当是前者。例如王希哲就指出：“今天他们（——指造反派）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那并不是他们当初感受到了什么压迫的结果，而是受了毛泽东欺骗的结果”。[33]武振荣则认为是后者：“66运动中的毛泽东何尝不是我们手中的一个筹码呢？运用它我们砸烂了专制社会，砸烂了‘公、检、法’，打倒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并且用毛的词汇把自己打扮成正而八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毛的话来说，这是‘借助于钟馗打鬼’。”武振荣选择了“把人民在运动中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这样一个角度，“我不敢说我的研究是‘客观’的，但我敢保证它是公正的”。[34]这种“人民性”高于“客观性”的研究取向，显然深得毛主义的精髓。

　　如果要复原历史的真相，武振荣就需要用事实来说明，“公、检、法”在文革中真的被造反派“砸烂”了吗，还是在军管后变得对“阶级敌人”（包括被毛泽东所抛弃的造反派）更加凶狠残酷了？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炮打’共产党各级司令部，从政治上解放人，还权利于人民的运动”，它就必定是这种运动，“凡所有不甘当奴隶的人，所有认为自己是人，……都应当时时想着它，期待它，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促成它的发生”，这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即便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去发挥“想象力”，争取“话语权”，也不能仅凭“信仰”和“直觉”，就让“观念先于事实”，充当毛泽东式的“真理代言人”。[35]

　　武振荣明确反对“非毛”。因为“这个精神上的毛，与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人民以伟大政治解放的方式要求精神上的进步与发展有关，……他是这个伟大事件中的一个构成因素，……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同它粘连在一起。那个价值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所以，“毛的上述预言可以被我们取来一用，变成为我们的声音中的一个音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非’他呢？”。[36]武振荣至今仍是毛泽东文革遗产的收藏者、鉴赏者和鼓吹者，这一点把他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人民文革”论者区别开来。然而，可能是以辞害意，造成对读者的误导，也可能是在语言游戏中把自己给绕糊涂了，或者不知不觉中受到家族远亲的影响，当王希哲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这条定了，不必说了。问题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一定坏’吗？”[37]他和武振荣之间的差别似乎正在变得模糊起来。难道王希哲笔下的“人民文革”从过去“向右走”的反革命运动变成了现在“向左走”的革命运动了？或者说，由于时过境迁，作为第一次文革理论基础的毛主义现在又变成“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香饽饽了？行文至此，王希哲还没有正面阐述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以自己的文字消除笔者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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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2月号。

[2] 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1-2页。

[3] 转引自《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66年8月1日。

[4] 李月军:《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5]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6] 万润南：《清华岁月（13）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载“罕见奇谈”论坛。

[7] 万润南：《清华岁月（13）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8] 李月军:《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9] “红卫兵红文三篇”，载“新浪网”博客。

[10]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20号。

[11] 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载“罕见奇谈”论坛。

[12] 刘晓波:《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载“民主中国”网站。

[13] 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 《林立果571工程纪要全文》，载“博讯”网站。

[15]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239页。

[16] 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

[17] 《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601-602页。

[1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

[19] 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载《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

[20] 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

[21] 方圆：《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李伯特：《“全红总”始末》；载“中国工党”网站。

[22] 例如乔俊礼和杜文忠、李文博，遇罗克、张祥龙和张祥平，杨曦光（杨小凯）、鲁礼安等，参见印红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三章。

[23] 徐友渔：《16学者在京举行“文革”研讨会》，载“多维新闻网”网站。

[24] 杨小凯：《建新农场》，载“博讯”网站。

[25] 郑也夫：《走向游戏的时代》。

[26]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130-142页。

[27] 此文完成后，笔者google到，王希哲在答复李宪源时曾说过：“人民文革”“当然可以”称为“人民反文革”。“王希哲26年前提出这个名称时就说，‘你叫它什么都可以’。”（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的跟帖，载“多维博客”。）但是寒竹批评道：“如果把这种反文革的民主思潮看成是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同把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王希哲先生正是把这二者混淆在一起。”（寒竹：《我们能够从文革中学到什么？－－兼答王希哲，武振荣先生》，载“多维博客”。）

[28]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29]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此文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中国之春》，后王希哲略有校订，载“罕见奇谈”论坛。

[30] 方圆：《“毛文革”真有“人民性”吗？——与闲话先生谈几句关于“人民文革”的闲话》，载“独立评论”论坛。

[31] 武振荣：《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一文读后感——民运人士应该纪念“人民文革”》，载“新世纪”网站。

[32] 武振荣：《论毛泽东》，载网刊“民主通讯”，2005.1.27a。

[33]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34] 武振荣：《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载“博讯”网站。

[35] 参见武振荣：《论民主的想象力》、《论民主的话语权》、《论民主的信仰》、《论民主的直觉》、《论政治生活中的观念与事实》、《论民运队伍中的真理观》，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36] 武振荣：《恐毛、非毛与出毛——从〈预言的应验〉一文说起》，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37] 王希哲：《请大家来参加“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问答游戏》的跟帖，载“多维博客”。

陈子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