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8日 星期六
《华尔街日报》千年全球首富50名,清朝有2人
导语:王朝史里,“浩官”这类人物,他们不过无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们却是过了河的卒子,成为近代化的先驱。
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出了世界首富。首富出在皇家内务府,很显然,他是权力支配经济的产物。
十九世纪,白银外流,中国还是出了一位世界首富。这一回,首富出在广州十三行,看来这位首富是外贸垄断的产物。然而,此消彼长,是否暗示了白银的流向呢?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看到了白银外流。他很会说话,一句“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说得道光皇帝大吃一惊,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流失的白银。可白银真的都流向海外了吗?
不见得,有许多白银流入的中间环节,世界首富就出在中间环节。可林大人不是和珅,不知首富如何炼成,和珅谙于造富,熟悉造富过程的每个细节,尤其那些中间环节,都被捏在他的手心里。而在他的手心里,白银只能流入,哪能流出?否则,他如何能成为世界首富。他深深懂得,国富,他才能富,先要为国造富,造就世界第一的GDP,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当然,这样说来,是我们现在对他的一种解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两亿多,多说有11亿,乾隆一死,和珅就被抄家了,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两千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真可谓区区了。
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同为世界首富,可一在皇家,一在民间,所以差别才这么大。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无卖官乎?但这些,还难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奥妙在于,他控制了两条财路,一条是内需最大的财路崇文门税关,号称“天子北库”,一条是外销唯一的财路粤海关,又名“天子南库”,用了一中一外两条财路,才造就了一位世界首富。
对于这两条财路,他不仅知本末,而且熟悉所有的中间环节,他甚至不肯放过其中一点细微末节。总之,他的手伸得很长,插得很深,抓得很紧,抠得很细。而林大人则大而化之,一来就用一把火,将鸦片一烧。一烧之后,白银流失的线索反而断了,多少贪官污吏,从此逃之夭夭。
皇帝的钦差,本应将流失的白银找回来,不去找银子,而去放火,为什么?为转移矛盾,输出天朝爱国主义?为了一致对外,而使官商和谐?可它的结果,将内政办成了外交。
关键是银子,那样一把火,如何能烧出银子来?林大人在皇帝跟前大谈银子,使皇上昏了头,误以为他是个理财专家,居然派他去“天子南库”,将流失的白银找回来,并防止白银继续外流。皇上需要的,应该是个像和珅那样无孔不入的敛财高手,而非林大人这般清白的英雄人物。
林大人到了广州,不谈银子,改谈民心,那一把火,就是烧向民心的。钦差上任,除了销烟那把火,还有一把火,烧向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我们不好说伍秉鉴发财,发的就是白银流失的财,他有茶山、茶场,通过茶叶贸易,他发了英国人的财,但他是否通过鸦片贸易发了中国人的财呢?有可能。即使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他从事过肮脏的鸦片贸易,但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钱庄源源不断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无疑是东西方鸦片贸易的主要推手和获利者。还有旗昌洋行,是美国在东亚的代理商行,其股东与华盛顿政要有密切关系,它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包办了在华的外交事务。可它早期从事过鸦片贸易,该行股东约翰?福布斯是伍秉鉴的义子,该行成立,由伍家出资,伍氏投了50万银元给他的美国义子。
谈起鸦片贸易,当然是古已有之,西方最早从事鸦片贸易的是古希腊迈锡尼人,他们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大肆贩卖鸦片,《荷马史诗》里,提到有一种“忘忧药”,就是鸦片制剂。后来,亚历山大怀揣《荷马史诗》,率军东征,很可能就把鸦片带到东方来了,留在了亚洲的希腊化世界里。而中国人,在汉朝就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大概是通过希腊化世界,汉人开始接触鸦片。罗马帝国以后,阿拉伯人掌握了鸦片贸易,从海陆两路往中国来,这一时期的唐、宋诗里,出现了写鸦片的诗,雍陶《西归斜谷》有:“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罂粟花。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中就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此时的鸦片,是特效药品和补品,作为诗人的审美对象,谁能想到它是毒品?
鸦片作为药材,自海通以来,历朝都有进口,虽然有限,但吃烟的风气,渐已盛行,不过,饮罂粟汤和抽鸦片烟是两回事,饮罂粟汤是用农业文明的方法,而抽鸦片则与美洲的烟草工业结合了。有趣的是,在农业文明里,鸦片还算是补品,可到了工业文明里,鸦片烟就变成了毒品。
十八世纪的中国人,抽烟抽得多带劲:“醉人无借酒,款客未输茶”,这便是抽烟,吸一下,“细管通呼吸,微嘘一缕烟”,悠悠然,好似游仙,一如诗云:“似吐仙翁火,萦喉一朵云”。这烟,是用烟管抽的,烟草里面混有鸦片。如此“摄卫”品,深入绣闼闺房,时有“偶咏美人吃烟”诗,那美人的吃相肯定不难看,哪像后来全民游仙,卧榻之上那乌烟瘴气的场面。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吸毒意识,以吸毒为游仙。秦皇汉武皆吸毒,欲求不死,而自以为游仙。秦皇嗜毒已深,被方士牵着走,方士跑了,没人供毒品,游仙不成,大怒,焚书坑儒,毒发而死。历代王朝,不乏游仙之君,炼丹以求不死药,但不影响民生。丹为人间极品,非庶民可求,虽有问道之士,孜孜以求,如葛玄、李白等,然亦寥若晨星,难成气候。孰料明清之际,美洲烟草工业兴起,以烟草为载体,鸦片入中国,唤醒了传统文化中的游仙意识,而烟草工业,又足以为全民游仙提供支持,使游仙文化庶民化,从帝王家进入百姓家,这就影响国计民生了。诗云:“腥烟将欲遍天涯”,此之谓也。
鸦片在西方,虽有种种赞誉,或曰“上帝之药”,叹其神矣,或以诗情画意,言其美矣,但终归于个性,未成民欲,此因西方人的精神有天堂可去,而吾土吾民惟有此世,故欲游仙,而求长生。雍、乾世,禁议渐起,至道光朝,全民游仙,流失了银子,还流失了战士,故而林大人拍案而起。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秉鉴子伍绍荣,押赴钦差行辕受审,伍氏屈服,欲倾家赎之,林表示“不要钱,要脑袋”!还一怒之下,摘去了伍氏的顶戴,并扬言,如果英国的大鸦片走私贩子颠地不来认罪,便将其子处死,颠地还是没回应,三品顶戴未能护身,反取辱矣。伍氏以身家性命担保颠地,可颠地却置之不理。
虽说“不要钱”,但说归说,钱还是要的,而且不少要。林大人一释放伍氏父子,伍家就被迫出资修垒、造船、制炮,据说,他一家便捐了一艘军舰,伍氏抱怨道,承受如此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伍氏自己估算,这场战争下来,他损失白银200多万两,这对拥有白银2600万两的伍家来说,本不至于令人绝望,可他却真的绝望了。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第290页提到,“他甚至说他愿意把十分之八的财产(约两千万元)捐给政府,只要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所余下的十分之二的财产(约六百万元)”。可他却未能如愿。他已年逾七十,曾写信给美国友人,说他很想移居美国,只因年纪太大,经不起海上折腾,才没去。但他给子孙留了后路。
伍氏晚年,通过旗昌洋行在美国投资,投资项目涉及铁路、矿山、证券,颇有收益。周兆睛《伍秉鉴:在全球贸易中获利》一文谈到:“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1810-1863)继承家业。伍崇曜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作大规模的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了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一百多万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45000美元之间。”
此时,伍氏疏远了英商,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用“浩官”的牌子来开展贸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鉴的英文名,也是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品牌,名震西方商界,连美国商船下水都命名为“浩官”。王朝史里,多半没有“浩官”这类人物,他们不过无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们却是过了河的卒子,成为近代化的先驱。当林大人还在“睁眼看世界”时,他们早已在全球投资了。
刘刚,经济观察网,原標題为《官商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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