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向中国诱和的“桐工作”辨析（4）

　　四　考证与辨析

史家研究历史，有其局限与幸运。其局限在于，历史已逝，许多资料散失，事实失传；其幸运之处在于，有可能见到当时无法见到的敌对双方、甚至是多方面的资料，从而综合研判，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作出比较真实、合理的分析。

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一）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前文已述，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均为伪件。

在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张治平等与日方会谈，蒋自然不会提供“委任状”、“备忘录”一类凭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蒋一开始就并不积极支持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1940年3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倭寇一面成立汪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政府，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者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此种恶作剧，去年行之一年，其愚拙卑劣，当以一笑置之。”（注：《困勉记》，稿本，此稿据蒋介石亲笔日记摘录，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下同。）这里所说的“陌不相识者”即指张治平。（注：《困勉记》误书为陈治平。）当时，蒋还搞不清楚张治平的身份，其后，身份搞清楚了，蒋立即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注：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蒋档”。）5月下旬，戴笠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7月3日，戴笠电张治平云：“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严峻。当年5月18日至30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大举轰炸重庆8次。6月6日至8月17日，又轰炸28次。7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敌又求和，未知其诚伪如何？此时应置不理，以示我不受轰炸之威胁。”（注：《困勉记》，稿本，1940年7月2日。）8月11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称：“敌乃以板垣亲到长沙，与汪兆铭同来会晤为饵，其儿戏滑稽，实亦大可怜也。”（注：《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1日。）12日，戴笠书面向蒋介石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请求指示。次日，蒋介石日记云：“晚，研究敌情，曰：‘敌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等各别来求见、通问，彼之求和，乃是欺诱行动，益令人可恨，应一概严拒之。’”（注：《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3日。）这应该是蒋介石对戴笠请示的回答。9月初，蒋介石从张季鸾函中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汪兆铭探子乃捏造凭证诬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经验也。应牢记，以自鉴戒。”（注：《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6日。）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注：《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15日。）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

前文已述，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在匆匆间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而据周佛海日记，当年7月26日，日方确曾请周审查真伪，周观察的结果是“实不甚像”。（注：《周佛海日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这一则材料不仅可以作为上述“备忘录”是伪件的旁证，而且说明，它的作伪者并非如张季鸾所认为的是日方。铃木卓尔等人决不会自己制造了伪件，又送回去请人审查。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偷拍了“宋”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有“宋子良”参与确是事实。这位“宋子良”的照片，经周佛海核对之后，也认为“与本人不符”。（注：《周佛海日记》，第327页。）1941年9月，参与“诱和”活动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谓“宋子良”，其实是蓝衣社的间谍，其目的在于刺探日本秘密。（注：《松本藏次致小川平吉电》，转引自《小川平吉致近卫函》；又《致射山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第691-692页。）1945年夏，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支那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于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2-163页。）可见，在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时，中方确实有人冒“宋子良”之名。
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务的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注：笔者的这一推断，已为军统局人员的回忆所证实，参见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传记文学》（台北）第39卷第2期，第101页。）前文已述，张治平被审查并被软禁在重庆后，军统局继续派曾政忠到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9月18日、22日先后与铃木有过两次谈话。然而，这两次谈话中的“曾政忠”都仍被铃木视为“宋子良”。19日，铃木向今井报告说：“根据宋从重庆返回香港所作的报告，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庆的重要干部会议上决定，关于满洲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只要日华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因此，本谈判没有进展的希望。”（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铃木的这份“报告”也传到了他的对手和知鹰二那里。和知在致何以之的一份电文中说：“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蒋档”。）上述两通电报表明，9月18日，曾政忠与铃木卓尔会晤时，虽然已经通知铃木，张治平可能是汪方人物，但仍然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这是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参加日中秘密谈判的确凿证据。（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又据同书及《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2页），9月21日，宋子良曾再次访问铃木，而据军统叶遇霖9月24日致戴笠电，此次的访问者，仍是曾政忠。此外，铃木卓尔于9月27日到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作报告，仍称18日与“宋子良”会谈。（《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凡此，均可证明，铃木卓尔心日中的“宋子良”，乃是曾政忠冒充。）和知鹰二另一通电报说：“子良近对铃木言，将出洋疗疾，希望中日问题早日结束。又岳军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故板垣对于子良路线，仍认为可靠。”（注：《佚名密电》，1940年9月23日，“蒋档”。）这通电报告诉我们，曾政忠当时已准备“抽身”，不再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同时，也还在继续哄骗日方，所谓张群“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即是一例。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1年11月，为了阻挠日本承认汪政权，军统特务还在假借蒋介石的名义，在“宋子良”问题上继续说假话，欺骗头山满和萱野长知二人。（注：1941年11月16日，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杜石山致函头山满、萱野长知，转达蒋介石“意旨”云：“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港之日，宫崎（应为铃木——笔者）、今井代表板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板垣将军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命令，以接受板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为苛细，想板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两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7页。）

“宋子良”是冒牌货，自然，参与谈判的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也都是冒牌货。根据前文所引军统香港区叶遇霖致戴笠“冬电”，铃木回港后，曾与叶谈话，而据铃木给上级的电报及派遣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员的日记，铃木当时谈话对象即为“章友三”。（注：《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日档”；参见《对中俄政策之测定》，第33页；又《井本日记》所记亦同，参见该书第33页。）因此，“章友三”应是叶遇霖的化名。

在审查张治平时，张坚持与日方谈判中只有他本人和曾政忠二人参加。对于所谓“章友三”其人，张第一次解释为“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曾”与“章”的英文拼音本不相同，张治平等与铃木的谈判中也并未使用英文，不可能产生误会。后来则解释为“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两次说法前后明显不一，巧言支吾、企图蒙混之心清晰可见。显然，张治平可以承认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认冒充“宋子良”，因为前者无罪，而后者则关系重大，可能获罪。

张治平对军统的交代，不仅时间颠倒，语意支吾，而且真假混杂，包含着若干谎言。例如，他声称与铃木、今井是老相识，与今并且有十多年的情谊，因此，无须身份证明及委任状。其实，他和今井武夫并无深交；（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称：“宋子良和铃木中佐的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他还当过北平的新闻记者。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却一无所知”。（第129页））日方在与中方人员秘密谈判时索要身份证明也并非仅此一例。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桐工作”时，还在开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与携带有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的人会面”。（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8-169页；参见姜豪：《和谈密使回忆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4-196页。）张治平之所以编造与铃木、今井的“友谊”谎言，无须身份证明云云，不过说明他心中有“鬼”，力图掩盖他伪造文件，伪传蒋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前文已述，戴笠为了验证张治平的交代，曾从香港调回曾政忠、刘方雄，但曾、刘同样不敢说真话。据刘方雄回忆，当戴笠询问“冒充宋子良事件”是否为张治平“串演”时，二人的回答是：“甚有可能，但无实据，且与本局绝无关系。纵认确系张之所为，则张之功过，似乎可相抵销。”戴笠则称：“揆之时间先后，确与本局无关。且事过境迁，已无法深究，亦无足深究。”（注：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传记文学》（台北）第39卷第2期，第101页。）可见，戴笠担心蒋介石怪罪，所以也不想查得很明白，“与本局无关”云云，不过是饰词而已。

（三）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2页。）所谓日方同意“去汪”、“毁汪”一类的“甜言蜜语”，铃木不仅在私下对张治平讲过多次，对“章友三”也讲过。前引叶遇霖致戴笠“冬电”所汇报的铃木行程及其和近卫会见的时间、情况，和现存日文档案完全相合，可以确证“冬电”转述内容，来自铃木本人，而非张治平等编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铃木与“宋子良”会晤时，仍在向“宋”保证，回南京会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注：《香港叶遇霖敬电》，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7日，“蒋档”。）可见，处理汪精卫与取消汪伪组织确是铃木私下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保证。前文已经指出，铃木前后出示的板垣征四郎保证书前后不同，有一个从“汪问题”向“蒋汪合作问题”演变的过程。8月14日，铃木赴南京、东京之前，向张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过“底稿”，主题词为“汪问题”。当时，即由张抄录，交曾密存。19日，铃木卓尔到南京，与臼井大佐正式为板垣起草保证书，主题词演变为“蒋汪合作问题”。28日，铃木返港，催张治平往阅“保证书”，但铃木仅出示抄件，主题词仍为“汪问题”。张阅后即缮写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呈重庆。（注：《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蒋档”。）9月上旬，“宋子良”（曾政忠）向铃木索取板垣亲笔日文原件，“保证书”的主题词又变回“蒋汪合作问题”。前后出示的两种版本，措辞虽只有一两个字不同，但却是根本性的差异。当时，日方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合作，使南京、重庆两个“国民政府”合流。铃木为板垣起草并在9月上旬出示的保证书才反映日方的真实态度，也和上一世纪今井武夫公布的内容相合。（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8页。）由此可见：铃木出示过的以“汪问题”为主题词的保证书并不反映包括板垣征四郎在内的日本官方的态度，而是铃木为了诱使中国方面坐到谈判桌前的伎俩。他在和张治平等人的私下接触中所称，日本准备抛弃汪精卫，甚至准备将汪交给中国方面云云，都不过是巧言相ｔｉǎｎ＠①，为了哄骗中方而已。

1940年2月，“桐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就指示：“日华代表在协商处理事变时，可同意中国方面的提案，藉此引诱重庆参加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注：《参谋总长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6页。）铃木卓尔关于“毁汪”、“去汪”一类“甜言蜜语”，正是对载仁亲王策略的运用。

铃木卓尔哄骗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经叙述，9月18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时，铃木曾称，将去澳门向今井武夫汇报，后来又称，已于19日派秘书前往汇报。其实，今井武夫在当月14日已经离开澳门，并于16日到了南京。（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铃木所云，完全是信口开河。应该指出的是，铃木卓尔不仅哄骗了中方，而且在关键情节上对其上级也有隐瞒。如，6月澳门会谈，中方提出“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国或退隐。此事见于今井武夫记载，并非中方文献的片面之词。（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1页。）但是，铃木在向其上级汇报时，却改变为中方仅要求日方对汪作“适当处置”，并可由重庆派遣代表，与汪“协议合作问题”。（注：特香港电第228号，又291号，“日档”；又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0-301页。）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态度与立场。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经将中国方面对张治平与汪方关系的怀疑，以及张不能回港继续参加谈判等情况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在通知铃木，张治平已处于被审查中。但是，这一情况，铃木卓尔始终未向其上级报告。（注：参阅《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

　　五　结论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ｔｉǎｎ＠①，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是假“圣旨”。（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
“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与日方继续维持着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史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附记：本文写作，承臧运祜副教授代为收集、复印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资料，得到台北王正华、刘维开教授的帮助，谨此致谢。

杨天石，《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