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第一任秘书)的时候，正是江青如“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那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从当时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属江青了。毛泽东、林彪因为早已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因而对江青的宣传就显得最突出。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这次以宣传江青关于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为标志，大讲江青在文艺和文化方面的贡献；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宣传江青的高潮，我是从报刊和材料上看到的，第一次我身临其境，现在就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所谓“五大秘书”之一)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实际职务。“文革”开始后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副组长，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革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到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而且不是一般的职务。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并且在陈伯达缺位时她可以代理；在全军文革小组，江青和元帅徐向前齐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竟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对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不屑一顾，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因而种下了对陶铸的不满和仇恨(当然，原因不止这一点)。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除了已担任的职务外，她还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有人说，江青的“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这一点是不假的。

　　上面所说是关于江青的职务，下面我们再看看当时对江青的宣传，特别是当时中央负责人和中央报刊对她的宣传。

　　1966年1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于1月22日给总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多次吹捧江青，兹举几例：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时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陈伯达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诅咒它，恨死它……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在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1967年5月23日，在首都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讲话，其中谈到江青时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我没听到康生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当时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外，大概只有康生了。这可能是从延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明康生对江青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不是不怕)，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康生对江青的称呼的确有一个变化，后来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个现象和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于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对江青的吹捧和赞扬，我们就不去抄录了。我们再举例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这在当时看报没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这至少反映了一点，即当时江青的地位——实际地位——是很显赫的。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是江青主持的。主持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对江青来说是第一次。大会情况，除了次日公开见报外，还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在全国上映。这样，江青就进一步名闻九州，声震寰宇了。她成为举国上下十分令人瞩目的人物。就拿群众给她来信一事说，不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飞来，有时达两千多封，用麻袋装，并成立了专门组织——江青办信组替她处理。这个办信组由我负责，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七亿神州(当时好像就7亿人口)，在多少人的心里和眼里，江青简直成了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文艺舞台将隆重公演革命文艺节目”的“新华社二十日讯”中，也特别突出了江青。此讯写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树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将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辉的姿态同观众见面。”还说：“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里，再度公演这批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的优秀剧目，将大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干劲，大煞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威风。”

　　还有一件事，似也应提一下，那就是1964年7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后以《谈京剧革命》为题，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红旗》还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又说：“江青同志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人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所说对江青的宣传和赞扬，仅限于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和中央的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部分材料，至于其他人、其他报刊都没有涉及，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胜其烦，也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江青，当时确确实实如“众星捧月”一般大红大紫。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我觉得不能孤立地看，在弥天漫地的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应该说，这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延伸，一种扩大，一种表征。

　　阎长贵，《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