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事件始末（中）：毛泽东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7月13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

　　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儿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时，党中央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不行，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紧密配合的饶漱石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饶又名梁朴。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1942年3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1943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1944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诀，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1945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1952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1953年2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7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组工会议"批安射刘"

　　1953年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蔑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彼）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以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1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7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打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0月27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一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

　　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工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注：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之机，妄图拉彭德怀反对刘少奇。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1953年12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为此，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高称："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做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时，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毛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

　　所以，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过，高岗是反他的。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的提议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诀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借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向他报告中央的工作情况。电文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派人送来的增强党的团结决定草案后，在他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在杭州的胡乔木1991年8月28日在一次谈话中说：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写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底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高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弯。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未完待续）

　　林蕴晖，《百年潮》1999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