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赶超——毛泽东心中的中国模式

      毛泽东认为，反右取得了重大胜利，可以转过头来推动他早就酝酿的赶超战略了。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纲末尾写下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真切反映了毛的焦虑心理。

　　自1955年起，毛泽东憋足了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一段时间，毛泽东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话题。他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他甚至说，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雄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自信之上。这种自信，来源于社会主义将大大解放生产力的普遍信念，毛泽东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更来自对中华民族之“伟力”和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强烈的自信心。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时就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份被称为“农业四十条”的农村发展远景规划，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各行业出现了浓厚的跃进气氛，只是这次冲动受到了暂时的抑制。

　　对于毛泽东提出加快发展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都表示赞同。然而，当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导致各方紧张的时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财经领导人产生了集体焦虑，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加大了。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其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导思想悄然从“反右倾”转向“反冒进”，而年初提出的“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口号，实际上被搁置。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决，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毛泽东心中不悦，但没有表露。毛泽东首次表达不满是在这年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上，刘、周、陈云鉴于匈牙利的教训，主张进一步收缩计划，回应民生要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异议，告诫他们不要“泼冷水”。

　　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赶超西方的浪潮。1957年，苏联赶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天；在毛泽东参加的9月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以很强的刺激。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即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并迅即转告刘少奇向党内宣布。毛泽东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瞄准的目标是美国，同时还有苏联，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自然，最终是要超越美苏的。从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泽东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称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这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被迫做检讨，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从反右运动找到了一种新形式，就是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动“大跃进”。他自信地认为，这可能是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方法”。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们往往重视1957年反右对“大跃进”发动的政治心理影响，其实，1958年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其紧张程度和波及范围甚至超过1957年。在党内高层，揪出一批省级“反党集团”。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广东省长古大存、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宾、辽宁省委书记王铮及省长杜者衡等被揭发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在军队开展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在全国总工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在民主党派中开展“向党交心”的活动。其他大小运动不胜枚举，无一不是“大辩论开路”，造成了极紧张、亢奋和激进的政治氛围，所有不同声音都被压制了。

　　除了政治压力，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思想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1956年初，毛泽东筹划国家建设宏图时，曾经强调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时，毛泽东对大小事都要依赖苏联专家极为不满，急切想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在中共八大，毛泽东提出，要在3个五年计划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然而，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这使他进一步转向群众动员，主要是底层民众的动员。相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更愿意相信普遍民众的创造力。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泽东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十分符合以工农为主体的党内干部的口味，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建功欲望、想象力和冒险冲动。

　　“强国梦”是一个民族梦，快速完成工业化是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就预言，“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大跃进就是想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在1958年“大跃进”中，中共领导人太渴望出现奇迹了。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1958年的体制下放，也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支撑。向地方适当分权，1956年就提出来了。1957年11月，制定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基本原则是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然而，到了1958年，适当分权的命题走向极端。为适应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几个月内全面、急速地下放权力，范围涉及计划和企业管辖、财政和税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劳动管理等各项权力。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许多企业还层层下放。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讲到1958年的体制改革，一般人只注意到“分权”的一面，却忽视了“集权”的一面。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即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1958年初，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6月，中共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在中央通知中，毛泽东明确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他强调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这意味着，毛泽东通过党的系统，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架空了国务院。地方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对应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而第一书记同样是一言九鼎，呈现鲜明的人治色彩。“大跃进”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

　　“大跃进”期间，最重大的制度变革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兴起，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应“大跃进”全民动员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毛泽东历来偏好于“大”。1955年12月，他就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认为小社不能办大事，只有大社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和建设。在1957~1958年冬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印证。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设遇到了社与社之间的矛盾，以及面临劳力和资金方面的困难，于是一些地方自发地把小社合并成大社，试图以此解决资源瓶颈。这些消息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重新提出办大社的问题。1958年4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把小社适当合并为大社。随后，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省出现并社热潮，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有的地方还办起了托儿所、食堂等。

　　在高层，办大社被赋予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开始酝酿一种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所谓新，显然是超越苏联集体农庄的。据胡乔木回忆，最早在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就和陈伯达说过，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在去广州的火车上“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1~732页。到了广州，毛泽东又向他们四人谈对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上发言，将毛泽东等人建立“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透露给全党。一种未来社会基本单位的构想在高层有了雏形。

　　同样怀有“大同梦”的地方官员，早就闻风而动了。7月中旬，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高层的帮助下成立了，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寄予了美好的希望。嵖岈山区流传一个顺口溜：“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样的日子更加“美妙”的了。1958年4月20日，满脸欢笑从四面八方涌来1万多名老乡聚集在杨店街，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当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8月4~9日，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在各种大社名称中，肯定了“人民公社”。“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被记者们立即公布出去，“一言兴邦”，全国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8月一个月时间，全省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达99~98%。

　　8月17~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整个会议充满着乌托邦氛围。北戴河会议做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动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9月10日公布，全国范围内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不到一个月，即到9月底，全国74万个合作社合并建成2~3万余个人民公社，加入农户1.12亿户，占总农户的90.4%。许多地方积极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各种奇思妙想应运而生。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同特性。当年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国家消亡、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发展、财富极大涌流……这些理想倾倒过多少代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说一二十年后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38年，斯大林保证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将在1943年以前。1957年，赫鲁晓夫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在1958年的中国，许多人都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除了马恩列斯有关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张鲁的“置义舍”、康有为的《大同书》等都被毛泽东拿来参照。然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搞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发薪水，过共产主义生活，锻炼出共产主义战士。22年战争打赢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他批评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是倒退，助长了争等级、争待遇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要超越苏联，让共产主义理想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当时许多领导人与毛泽东一样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譬如刘少奇，整个夏天都在讲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生活，如何培养共产主义精神。对各地出现的公共食堂、供给制、托儿所、幸福院、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半工半读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这都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历史学家在《人民日报》撰文，范文澜称，今天中国进入康有为描述过“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之日已不在远”。胡华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已不是空想，而逐步成为现实了”，“这也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新的曙光！”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乌托邦运动。

　　公社化并没有造就一个无差别社会，却无限度地扩张了国家控制力。尽管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随着三大改造完成而建立，但当时仍然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在农村，乡、社是分设的，合作社仍是一个经济组织，乡政府主要还是从外部对合作社进行管理和控制；合作社之外仍有小量个体农民，政策规定农民有退社权利，尽管退出很难；合作社内农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和林木、农具、房屋等私有财产，家庭仍是农民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然而，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直接诉诸行政权力管理公社内的一切事务；集体之外再无土地，公社之外再无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财产也都归公；撤村并户，农民进居民点，吃公共食堂，妇女劳力被从家庭里动员出来，男女劳力编成各种“突击队”，有的直接编成班、排、连、营，实行统一调动，“大兵团作战”，这就是所谓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许多地方搞集体宿舍，男女分居，要消灭家庭。国家力量达到了对社会的超强控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

　　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直接的后果是“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盛行，民力被滥用。1957年冬季，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征调劳力上亿人；1958年，全国大办各类“小、土、群”工业的劳力在6000万人以上，大炼钢铁的劳力最多时达到9000万人；这还不包括修铁路、办工厂等其他事业调用的劳力，被调用的都是强壮劳力。“共产风”的盛行，反映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穷队与富队拉平，社办工业、学校、公共食堂、托儿所、老年幸福院、办公楼等所需财物，无不从农民那里拿来。当时，群众的说法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农民的口粮掌握在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中，强迫命令、瞎指挥、多吃多占就不可避免。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浮夸风”，即全国性的集体造假。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它根源于干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很难避免干部以造假博取荣誉、升迁或免于责罚的冲动。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

　　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成为水稻亩产之最。浮夸的结果是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1958年的实际产量不足1.05亿斤)。在高征购下，就是这个县饿死1.9万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07.64‰。

　　萧冬连，新浪历史 201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