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日 星期四
谢晋元之子: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
四行仓库建于1931年,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6 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的小钢炮都打不透。该仓库坐落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 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当年,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谢晋元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上世纪30年代末,几乎每一位爱国青年,都会高唱这首壮歌。在八年抗战中,这首歌曲鼓舞着百万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歌曲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死守在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的英勇事迹。殊不知,这位抗日名将最后死于汪精卫伪政权之手,其遗属的命运,更是坎坷曲折。
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英雄人物,如今已全部离世。在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宅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找到了谢晋元之子谢继民。77岁的谢老,家中摆放着父亲的雕像,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父亲就如这座雕像般“能感觉到它的高度,却触摸不到它的热度”。谢继民和父亲一生从未谋面,“父亲”这个词让他觉得“既遥远又陌生”。他说:“我甚至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的后代,甚至此前很少和外界提起。父亲去世后,谢家人就是希望能和普通人一样,过安宁的日子……”
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便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膏药旗”。
《淞沪血战面面观》一书,记录了日军占领上海当日的情形:“逐室稽查,稍有怀疑,即予枪毙。登记各户人员,到晚如有增减,即全部枪杀。男子手上老茧如与枪形吻合,即予枪杀。箱笼物件,年轻女子,劫掠一空,余下男女老幼,一概在大腿上加盖‘日本’二字的火印,不愿加盖者杀。”
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保卫战的谢晋元,5年后,他的部队又一次打响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一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升起了上海市唯一一面国旗。
当这些房顶上挂着“膏药旗”,大腿上盖着“日本”二字的中国人,再次看到祖国的国旗时,心中的希望被点亮了!《申报》在当天的特稿中报道:“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的轴心,他所率领的88师部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谢继民说,其实早在10月25日,大场阵地即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3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军队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88师受命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此时的88师已补充过5次,平均每班老兵不足2名,大部分连长战死,“一个团整整齐齐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落实委员长的指示,88师师长孙元良决定,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孙元良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四行仓库”。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中写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谢晋元率部坚守最后阵地时,与“八百壮士”早已立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誓与四行共存亡
对于四行仓库战斗的惨烈,营长杨瑞符曾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十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曾进入四行仓库,亲睹“八百壮士”与敌血战的原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仓库并不像孙元良师长所说‘粮水充足’。部队进驻的第二天,自来水就断了,官兵把污水小便留下来以作灭火之用;没有粮吃,他们只好向租界爱国团体和民众求援。民众偷偷将食品送到仓库边的一个小屋内,再由守卫官兵设法取进去,才保证了供给。”
官兵不是打仗,就是修工事,整整4天4夜没有合眼,有的人干着干着就睡着了。“八百壮士”人人抱定必死的信念,争先杀敌。10月28日,日军见屡攻不下,组织一个十几人的小分队突袭,企图用炸药包炸毁四行仓库的墙体,打出一个突破口。他们为了防止遭到枪击,顶着一块厚钢板移动到墙下。敢死队员陈树生情急之下,二话不说,在身上绑满手榴弹,从6楼跳了下去,与1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谢晋元看着楼下的浓浓烟火,流泪了,他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他在写给胞兄的书信中写道:“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四行仓库处在租界边上,距离仓库100米处,有两个巨大的煤气罐,万一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日军指挥官也知道租界煤气罐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投重磅炸弹,只能用小口径的低射炮,或者调动陆军的“精锐”部队,发动对四行仓库的围攻。谢继民说,“父亲研究《孙子兵法》,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斗一开始,他就命令各楼窗口及平台各处的战士,密切监视敌军调动情况;每到深夜,敌人进攻稍有停顿,父亲即派人外出取水,同时悄悄收集敌尸上的符号、标识,从中掌握敌军的信息。”
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不久,以《歌八百壮士》(后经改编成《中国一定强》)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然而,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战斗4天,孤军4年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孤军营在孤岛,处境更为险恶。但是谢晋元壮心仍在,他曾作诗自勉:“勇敢杀敌八百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谢继民收集到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
孤军营的日常生活由当时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拨款维持,但主要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援。如当时大中小学和工商各界,经常有组织地去参观慰问,并馈赠食物和其他各种慰劳品。这些都使谢团官兵备受鼓舞。
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母亲维系一家8人生计
谢继民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对“八百壮士”的事迹,点点滴滴早已铭记在心。70多年来,他只能想象父亲的英姿,因为抗战前夕出生的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谢晋元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曾就读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谢继民说,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亲自护送母亲和3个孩子回到蕉岭老家,他对怀孕的母亲说:“日寇侵华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就要爆发。这场战争将会非常残酷,把你们留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等到抗战胜利,再接你和孩子们回去……”然而,这却成为谢晋元和妻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晋元去世后,谢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全都落在了妻子凌维诚身上。谢继民说:“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凌维诚1907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在徐家汇老街经营一家面店。凌维诚192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专业是音乐,她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箫和唱歌。在毕业时,她结识了谢晋元,1929年两人在汉口举行婚礼。谢继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老家的风俗习惯是男人喝茶聊天,女人种地煮饭。母亲虽说在上海大城市长大,她却适应了这种农村的生活。”
谢家没有叔伯,又无兄弟,公婆年迈,孩子还嗷嗷待哺。谢晋元去世后,1941年,凌维诚辗转5省去见委员长,却得到答复:“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
“母亲一人要维系一家8口的生计。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为了让我们上学,母亲又去南京找委员长,6月17日,蒋夫人宋美龄接见了母亲,答应将情况转呈蒋介石,但后来就没了回音。”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大家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但都以失败告终。”
谢继民说,母亲经历的生计之苦是外人能看到的,但作为遗孀,她多年来受到的各种威胁、骚扰,却是别人无法体会的。“母亲30岁出头便守寡,当时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骚扰甚至要挟母亲。虽然我们年龄尚小,但母亲实在无人倾诉,只得偷偷把我们叫到阁楼上商量。有一次,母亲说她收到了一张纸条,如果不答应纸条上的条件,就小心子女的命!我立刻喊道‘不理他!我们不怕!’……当时我读小学,但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走过十年浩劫
谢继民一生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原因,他直到1965年才结婚。“结婚时,我只对妻子提了一个条件,请善待我的母亲,因为她太不容易了!”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家人的生活还算安定。姐姐谢雪芬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财务科工作,后随夫调入常州冶金厂财务科;二姐谢兰芬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学习,后随姐夫在广东肇庆卫生系统工作。“文革”期间,其夫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哥哥幼民从小聪明能干,然而后来却出现精神错乱等症状。“哥哥后来频繁住院,昂贵的医疗费不但贴进了我们全家的积蓄,花光了母亲和我的工资,还让全家常常入不敷出。但是我和母亲并不怨悔,一直陪伴他直到1970年病逝。”
1966年“文革”开始后,谢继民全家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让谢继民庆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舟共济,让他们最终挺了过来。谢继民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作后,在基层当过财务会计、商店经理、工厂厂长等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副主席、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亲联中心副主任、上海杨浦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谢继民说,战争让他没有享受过正常的父爱,但他希望自己作为英雄后代的经历,能唤起读者的共鸣,缅怀先烈当年对敌斗争的艰苦,体会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人物简介:
谢晋元(1905年——1941年),字中民,汉族,广东蕉岭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官。谢晋元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民国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建于1931年,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6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的小钢炮都打不透。该仓库坐落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当年,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刘畅,《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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