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案辩疑——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上）

　　1949年1月，发生在成都的国民党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及保密局蓉站破获中共川康特委机关一案，已经过去了整整63年有余。在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中的主要当事人，大多数自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即到了另一个世界；幸存者如今在世的也不过寥寥数人。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起曾经牵涉、影响过许多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命运的案件。而更为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事实上这起案件竟然至今并无官方正式的定论。这是笔者感到有必要把自己所知道的这起案件的情况以及自己对案件的一些看法提供给世人的原因。我始终坚持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淹没，不应该被歪曲。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供职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1985年5月，我受指派负责和另一位同事完成了“中共川康特委遭破坏”的专题调查。为了完成这份专题调查材料，我们耗时数月查阅档案文献资料、走访当事人以及参阅映证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份专题调查材料竟然没有被通过！当我们的报告交上去后，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副主任（实际负责，主任由省委书记杨超兼任）的彭塞先生，越过我的直接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这个专题不能通过。原因是“马老”（即马识途）看过这份专题调查材料后，认为这个报告所依据的“都是叛徒、特务的东西”。因此被马老“压下了”。当时我感到很诧异也很不服气。其一是马老并非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的领导，也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因此他似乎并不能以党史工委以外的身份对我们这个专事地方党史研究机构的工作进行行政的干预（当然，他可以以当事人身份提出意见交由党史研究部门进行讨论研究——这同时也是所有知情者的权力和义务；至于最后如何认定，则应该是党史研究乃至组织部门的事情）；其二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曾调阅了马老个人档案。马对案件中与其有关的情节的述说与我们调查的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因此我不由得据理力争说，“里面的事情当然要由里面的人才能说清楚”，意即此案被捕的人的经过情况，当然只有抓人的人与被抓的人才能说清楚。我当场还对那个期间有些人对有关自己个人的政治历史，在向组织交待时是一种说法，而在党史会的“回忆”及撰写回忆文章中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现象，提出“这本身就不是负负责任的态度”的意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党史征集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借机吹嘘自己，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借搞党史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彭塞先生闻言良久后，轻轻说了一句“就这样吧，先放一放再说”。近年得知，其实彭塞先生私下是认可这个专题调查材料的。因为他曾对时任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专职委员（属党史工委专职领导之一，分工负责“专题”业务工作）的何盛明老师用认可的口气谈及专题调查材料内容，不过他没有向何说起专题调查材料。

　　没有想到，这一放竟然就是近三十年！如今，彭老领导已然作古，连我自己也早已转行且已经退休。我未曾想到的是，或者是由于前述原因，或者是在我1987年调离党史部门后，他们另行指派的人员的调查结果与我们仍然一样而无法通过。总之，这起案件就此没有官方正式的调查结论！这个“专题”竟然成了空白！

　　然而，近年却常见网上及一些书刊报纸不时有人言及此案，尤其是当事人之一的马识途老先生有《风雨人生》中的《虎口脱险》详细地叙述此案。但阅后感到与我所调查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为求探明真相和便利研究人员参考，我曾在小范围把这个压在箱底的专题调查材料给一些先前的同事（即搞党史的）、老师看过，并与他们进行了一些讨论。结果，多数人主张我把它公诸于世，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到对这起“公案”的讨论、研究中来。虽然它不是官方的正式结论，但毕竟是曾经专门调查这起案件的研究人员的专题调查材料。在这里，我尽可能保留这份“专题调查材料”的原貌，仅对一些明显的错讹及用词进行必要的修改、订正。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对这起案件以及案件涉及的一些重要情节、主要人物在案件中的表现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期望以此引起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关注，对此案的真相以及涉及的那些主要人物的表现进行严肃和负责任的研究、讨论，以体现对历史和当事人的尊重。


　　尘封27年的专题调查材料

　　下面的这份专题调查材料是笔者与另一位同事1985年5月完成的（楷体字部分）。据笔者所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就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的“官方”调查材料。当然，随着它当年“未获通过”以及这么多年的情况发展变化，其中的很多情节其实也或多或少已经为世人所知。不过，终归是“传言”多（即非第一手资料），所谓当事人回忆（包括撰文著述及口述）多；与这个专题调查材料相比，显然专题调查材料所依据的史料要全面、客观得多。笔者再次说明，此专题调查材料不是官方的调查结论——因为随着它的未被认可且已经搁置近三十年，它也已经只能算笔者个人的专题调查材料而已。不过，这里笔者仍将尽可能保持专题调查材料原貌，仅略对一些在此专题调查材料后认定的或存在较大分歧的重要事实加注说明（即宋体“笔者注”）。

　　1948年4月，因中共川东特委下属的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和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共同破坏。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刘、冉等人被捕后，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组织及党员情况，致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波及到上、下川东和川西等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

　　根据刘、冉供出“川西组织负责人‘老郑（蒲华辅）’和‘老马（马识途）’”的线索，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专门组织力量三次到成都侦破中共川康组织。

　　第一次，徐派二处侦防科长左志良到成都抓捕刘国定交出的罗广斌，同时侦查中共川西组织。[重庆方面专家查明并认定，实为冉益智交出的罗广斌。笔者注]

　　事前，徐远举跟负责川东北防线的罗广斌哥哥国民党军十五兵团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交换意见。罗广文以“我父亲这个‘老幺儿’太烦了，可以弄进去管管”回应徐。徐摸清罗广文态度后，即让左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地址，以为“五哥”（即马识途。马与罗系忠县同乡，相交甚笃。笔者注）送信为由，到成都柿子巷罗公馆将罗广斌诱捕（不便公开抓捕）。罗被捕后被押送至重庆歌乐山二处监狱[有重庆有关专家指出准确的称谓应该是“看守所”。笔者注]。1949年11月底，看守监狱的国民党军警溃逃后，罗在白公馆获得自由。

　　第二次，徐又派二处科长季缕带同共产党变节份子陈为智[有材料表明，1980年代末，陈为智被“落实政策”。笔者注]到成都，欲以兄妹的关系诱捕陈为智的妹妹川大学生陈为珍，并以此为突破口侦破中共川西地下组织。不料在川大诱捕陈为珍后，季缕和成都地方当局迫于担心引发学潮又将陈为珍释放了。（以上见附件1-11页——13页）

　　第三次，即1948年10月下旬，徐远举亲自组织将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刘仲逸（即刘国定）、骆安靖三人的“川西特侦组”派往成都。同年11月，刘仲逸拿着徐远举的介绍信来到成都少城娘娘庙街38号（国民党保密局蓉站）。因站长杨超群未在，遂由副站长刘鑑先（刘同时兼保密局西南特区第五谍报组组长）接待。但刘仲逸没有向刘鑑先说明到成都来的具体任务。只是告诉其在“必要时给以协助”，并告知自己住在西御街。12月初，杨超群告诉刘鑑先，雷等一行此来成都有重要任务，可能是抓捕中共重要人员。要求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协助。但也没有向刘鑑先讲明具体情况。12月底，杨到绵阳、广元、大巴山一带公干，保密局蓉站一切工作暂由副站长刘鑑先负责。（见附件2-0144页——0146页）

　　雷天元等人在成都侦查数月毫无结果。1949年1月5日，保密局蓉站司法专员罗慧开、情报编审罗克勤、工学运外勤组长周生才向刘鑑先汇报，已获知雷天元一行来成都的具体任务是“破获中共川西组织，‘找一个姓蒲的中共负责人线索’”。但只知道蒲是铜梁人。此情报系周生才从雷天元那里得来的。

　　原来，雷因来蓉数月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故特地找老乡周生才（都是铜梁人）帮忙，于是暴露了他们的“机密”。

　　刘鑑先听后十分高兴，但也有所顾虑。因为情报来源是雷私下告诉周生才的，如果蓉站插手此事，万一被徐远举知道了，是无法交代的。但是，为了抢功，刘与“二罗一周”商量后，决定把此情报来源及侦破批示的日期写在雷等来蓉之前。刘鑑先当即拟了批示“蒲某是中共重要负责人，现在有可能了解其踪迹下落。”（见附件2-0147——0149）

　　为保证行动顺利进行，刘鑑先决定严格保密（对雷天元也严格保密）；并组织蓉站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参加行动。决定行动由刘鑑先总负责，侦破负责人周生才；审讯罗慧开、协助审讯罗克勤；记录尹富基、丁焕章；用刑则由警察局侦缉大队程葆之派四个人担任；译电徐译铭；说服审讯孙桂远；看守、交通余锡伍及其蓉谍报组许绍文、王先键、伍兴福。执行逮捕人员分两个临时小组：第一组组长周生才，组员李少华、李正元、邓泽骐；第二组组长王炯元，组员邓伯高、余俊、毛天鹏。（见附件6-11页）

　　这次侦破行动虽由周生才打头，但他并不认识蒲华辅，也基本上不掌握中共川西地下组织的线索和情况。于是他决定从蒲是铜梁人这条线索入手。他通过在成都军校任教官的铜梁同乡胡秋旻，终于搞到了蒲的一点情况。胡秋旻以索取金钱为条件，同意协助侦破。周答应了胡的条件且先支付了钱。然后，胡告诉周，蒲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另据郭德贤讲，实际上蒲并未教书，而是以生意人身份为掩护。笔者注]，但其住址并不知道，只晓得蒲常常从新南门进城。

　　周生才立即向刘鑑先报告了这个情报。刘指示胡、周马上布置在新南门一带侦查。

　　1949年1月13日下午两点过，胡秋旻看见蒲华辅从新南门进城，即向周指认。周命随员立即进行跟踪。同时电话报告刘鑑先，叫刘速开车来。

　　周等人一直从新南门跟踪蒲到草市街，见蒲进了灶君庙街口茶铺，在一张桌子坐下，与先来的一人交谈。周又电话请示刘鑑先。刘命令周立即实施抓捕，自己随后就乘车赶来。此时，蒲与另一人似有觉察，两人已经从茶铺内起身分头出来。先来的那人从下草市街绕道北门后又返回灶君庙街时，被跟踪的李正元、张剑鸣逮捕。这个人就是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

　　蒲华辅分手后，到了对门一家报厅佯装看报，几分钟后进了附近一家木器铺，被跟踪的刘鑑先、周生才、李少华、邓泽骐等闯入铺内抓捕。同时抓捕了当场正与蒲坐在一起的一个青年（中共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玉）。刘命令周对木器铺进行搜查，他则将蒲、华、韩三人押回蓉站。（见附件4-2——5页）

　　回到蓉站后，刘鑑先分别对他们三人进行了搜查。从蒲华辅身上搜到一张条子，大意是不要发生横的关系，只能发生纵的关系和一只怀表以及一些现金。从华健身上搜查到邓锡侯重要将领四川泸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一张名片，一个金戒子及现金若干。（见附件1-13页）

　　当晚即对蒲等人进行第一次审讯。蒲华辅没有承认中共关系；后在紧逼下承认有中共关系，但“早已失掉了，只发展过在罗广文部队里的一个连长；自己不是负责人，负责人姓陈，名字和地址不知道，有事见面在华华茶厅。和华健是一般朋友关系，爱人系家庭妇女”等。

　　次日（14日），周生才、李少华、余国超等人一早就押着蒲华辅到华华茶厅守候姓“陈”的。但守候一天也未见到任何人。晚上周生才等人回到蓉站向刘鑑先汇报了此情况。刘鑑先认为“上了蒲华辅的当”。随即对蒲施用了“老虎凳”刑罚。蒲受刑后承认了昨天所供都是假的，自己就是中共川西组织负责人，但上任不久，知道情况的人叫马千禾，住在新南门外某处；自己的爱人知道他的具体地点。爱人也是自己发展的中共党员。并交出了在北新街银行工作的颜如瑜是自己发展的中共党员，是负责收转川西组织信件的。15日，刘鑑先派人将颜如瑜逮捕。在用刑后，颜也承认了和蒲华辅的中共关系。颜几天后即经其丈夫家托人具保释放。[颜后以四川省工商银行离休干部，于2010年在成都去世。笔者注]（见附件2-2页，1-2页）

　　蒲华辅被捕的当天晚上（13日），国民党特务搜查了他的家。在特务到他家时，蒲的妻子郭德贤立即把保管的用蜡包裹的中共组织关系及人员名单的两个纸团放在火盆烧毁了。郭德贤担心马识途等不知情况来到其家，（此前蒲曾约定马等人将于14日在其家里召开会议。笔者注），故于第二天一大早刚刚天明时（14日），以给小孩子做饭为辞，寻机托同院的邱嫂（因马常来，故邱认识他。郭告诉了邱嫂马的住址）带信给马千禾（识途），告诉他“蒲先生卖鸦片被警察抓了”。随后，邱嫂返回向郭示意已经告诉马了。马识途得到此暗号后，立即转移，并于次日仓促离开成都（见附件10-2——6页）。当刘鑑先、周生才等人于当晚（即蒲供出马千禾后的14日晚）带同郭德贤去抓马识途，结果自然扑了个空。

　　周生才在搜查马识途的房子时，看见屋里的相片，惊诧地说：“马千禾原来就是马识途啊”。随后把马未及处理的所有文字东西带回了蓉站。并命令李少华、李正元留下继续监视，蹲守抓捕来马识途家的任何人。（见附件2 、3——1页）

　　审讯华健时，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有中共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刘鑑先把蒲弄来对质，华也不承认，并指责蒲的行为是可耻的（指承认是中共的身份）。甚至在用刑下也坚不吐实。

　　次日，刘鑑先改变了审讯的方式，命令孙桂远去劝说华健。开始华仍然坚决不承认，后来孙以华对未婚妻的感情来动摇其意志。华即告诉孙，其未婚妻在金玉街住，希望特务把搜查的金戒指给她，并问能否见她一面。孙即派人把华的未婚妻带来。华健见未婚妻后，在感情的冲动和孙桂远的软化说服下，始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负责经济，受蒲华辅领导；由自己领导的有军运党员李维哲（即吕英、刘丹），李维哲是交通，专门送信到川大，住书院南街一号。孙向刘鑑先报告华所供情况后，刘即派周生才率领组员将李维哲逮捕。

　　李维哲被捕后先也是什么都不承认；在被审讯人员吊起来严刑拷打下，承认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受华健领导的。并称“他叫我读进步书籍和送信到川大给一个姓马的。其它什么都不知道了”。

　　华健的未婚妻开始不承认有中共关系，对华的情况也不知道。后来在审讯特务的紧逼下承认了中共关系，并劝华说出组织。（见附件6-17——18页）

　　在韩玉受审讯时，他仅承认是中共党员，受蒲华辅领导，其它的情况都不知道。

　　由于刘鑑先他们没有掌握更多的情况，第一轮审讯只好到此为止。随即把蒲、华、韩、李（维哲）关押在娘娘庙38号蓉站；颜如瑜和蒲妻郭德贤、华健未婚妻徐邦嘉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等候徐远举来蓉处理此案。早在13号抓到蒲后，刘鑑先就命饶琳拟电报重庆：“蓉站捕到了中共川西地下党重要份子蒲某等人，现在审讯中”。后刘又亲自打长途电话报告徐远举。徐回电即刻到成都办理。（见附件2-0152——0153页）

　　1949年1月15日，徐远举一人乘飞机先到成都，其余十人乘汽车赶来。

　　徐到成都后，得知雷天元他们的“川西侦破组”竟然还不知道此事，非常生气。立即从刘鑑先及蓉站手里把案子全部接了过去，并对蒲等人再行审讯。

　　蒲又供出了西康中共组织负责人任炽昌，川北组织负责人王某，川南组织负责人王某及温江小齐，雅安、乐山一带负责人陈俊贤（陈俊卿），泸县专员公署某某及彭迪先、刘盛亚、王文鼎、傅茂青、刘文绮（即刘绮芳）夫妇，以及在川北一带作军运工作的韩子重。（见附件1-13——14页，4-7页）

　　华健则供出自己1948年曾去广元川北一带布置农民运动；以及川西组织成员之一马识途。

　　李维哲供出在成都至大邑、邛崃、雅安布置活动及从重庆转移在大邑三岔乡中心学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李维嘉。（见附件6-20页）

　　根据这些口供，徐远举立即布置了逮捕行动计划：警察局局长刘崇朴负责邛崃、大邑等地方，按供出的线索逮捕中共人员；稽查处处长周迅予负责川北一带，按供出的线索逮捕中共人员；雷天元带人去温江抓捕姓齐的夫妇。

　　一月十六日，各小组分头开始行动。刘崇朴派汤国华到大邑逮捕李维嘉未果；周迅予派申明德到川北遂宁逮捕王子度等人未果；稽查处科长张芸焦系韩子重同乡同学，将韩子重诱捕在稽查处；广元组外勤人员余俊将傅茂青逮捕，其妻刘绮芳脱险。雷天元带人到温江抓齐亮、马秀英未果；而齐、马于此时在却成都被蹲守马识途家的周生才等抓获。

　　这次逮捕的人员有：王文鼎、韩子重、齐亮夫妇、傅茂青。

　　王文鼎因公开身份为名中医，且经常给国民党上层官员看病，遂在刘崇朴、范继群的极力担保下被当场释放；傅茂青声称系受蒲华辅诬陷，因蒲垂涎其妻刘绮芳不成，而故意陷害他。经与蒲对质后被牛范九保释。齐亮、马秀英夫妇，被刘国定出卖后逃成都由马秀英堂兄马识途安排在温江隐蔽。雷天元等人在温江逮捕他们未果，但事发第三天齐亮、马秀英去马识途家时，被留守在马房间里的特工周生才、李少华等逮捕，在审讯时没有任何口供。（见附件7-2页）韩子重是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徐远举以父辈的身份劝导韩子重，未经用刑，韩即抱头痛哭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写了一份自白书，并供出在军管区任参谋的由自己领导的中共党员王侠夫、黄子万、谷时逊、曾鸣飞及在泸州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张学云。徐远举将此情况致函省府孟广澎、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孟、韩同意逮捕，徐远举命刘鑑先拿孟、韩的手令将四参谋逮捕。（见附件2-0193-0196页）

　　十八日，刘鑑先根据徐远举的命令，打电话给重庆二处科长安国华和吕世锟立即到泸县去把伪专员公署一个秘书逮捕。不久安国华回电汇报：派去泸州逮捕的专员叫陈静珊（陈离），早已离开泸县，他有一个家属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徐远举即命令刘鑑先和小天竺警察局分局局长范伯驹，到华西大学将那个学生逮捕。审讯后没有任何口供，关押在蓉站看守所。第三天，一个老太婆拿徐中齐的名片找到了徐远举，不久徐远举将这个学生释放了。此时，派往各地去逮捕的人纷纷回蓉，一无所获，徐远举不甘心就此罢手，准备再派十路行动小组赴外县捕中共党员。这时，重庆来电。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宣布释放政治犯。叫徐远举必须立即回渝。再派外县去捕人的计划只好算了（见附件2-0167——0169页）

　　这次因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先后被捕的人有：特委领导人蒲华辅、华健；以及韩玉、李维哲、齐亮、马秀英、郭德贤、颜如瑜、徐邦嘉、王文鼎、傅茂青；军运系统党员韩子重、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张学云共计十七人。

　　蒲华辅被徐远举押送一起乘飞机去渝；华健、韩玉、李维哲、郭德贤及她的两个小孩、齐亮夫妇、韩子重坐汽车押往重庆。

　　蒲华辅、华健于1949年11月公开在重庆沙平坝被枪毙；韩玉、李维哲、齐亮、马秀英夫妇及韩子重供出的在泸州军队的中共党员张学云于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溃逃前与关押在渣滓洞的“政治犯”一起被杀戮；韩子重在混乱中被杀。郭德贤逃出白公馆监狱；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于十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当局杀戮于成都十二桥；徐邦嘉、颜如瑜、王文鼎、傅茂青分别由国民党成都市政要余中英、牛范九、丁次鹤等人于被捕后即保释。

　　[专题调查材料内所标明“附件”因文字过多，兹从略。所引附件有徐远举、刘鑑先、罗克勤、罗慧开、尹拟陶、邓泽骐、杨荫池等参与此案行动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归案后口供、交待；郭德贤、颜如瑜、马识途、傅茂青等个人档案及走访记录等。笔者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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