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评述文革文章的致命伤在哪里？

最近一段时间，文贝先生评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出现在不少网站。有的网站如《博客中国》还以醒目的位置发表这些文章，使之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些文章我读过一部分，尽管我不会照单接受，但我还是认为，文贝先生写下这么多的关于文革的文章，表明先贤邓小平对文革“宜粗不宜细”的变相迴避办法，无法禁止人们对文革的关注和思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革这一页都不能轻轻揭过。

作为一个在文革刚开始时不满十九岁的在校大学生，我不仅深深卷入过文革漩涡，历经了毛泽东开展文革的每一个“战略部署”，看到了文革的内乱过程和它戏剧性的结局，而且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幸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接受了一定的现代政治文明启蒙。因而，在阅读文贝先生的文章时，对他陈述的不少事实感觉似曾相识，不少观点也能理解甚至“所见略同”，但对他全文要表达的主旨或看法，总觉得十分别扭。我总体以为，文贝先生在评述文革是非曲直的时候，缺乏一个正确的坐标或参照物，因而陷入了“只缘身在此山中”或“盲人摸象”的困境，看不清文革本质。这个“参照物”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现代政治文明。何为现代政治文明？我简单的理解就是以法治国，公权力本身相互制约，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财产和人权，公众能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监督。一句话，就是市场经济加公民社会。由于文贝先生没能用这个标准审视文革乱象，不仅没有达到用自己的辛勤笔耕激浊扬清、去伪存真、从而促使后人以史为鉴之效果，而且还落下了“毛左”“五毛”的恶名及“为文革翻案”的劣评。我这样说，文贝先生也许很不理解，那我就以我阅读过的文先生若干文章为例，简释我的看法吧！

一、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文贝的系列文章中，对毛的赞颂用“好评如潮”“五体投地”来形容也不为过。这里只举一例。文先生说：“他的功绩很难超越，他的思想体系不容易建立，他的革命精神、伟大品格，包括他在人们心中的神化都无法复制。”我要问文贝先生，用什么来判断“他的功绩很难超越”？是用毛逝世时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不满一百元的苦涩数据？是用时任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对不起陕北老区人民”的沉痛自责？是用城镇市民每个月不足半斤食油的定量供应？是用中国经济与战败国日本原本相近后来被急剧拉下的差距？本国人民幸福程度应当是评价执政者“政绩”的主要指标，文先生以为然否？上述这些毛时代的民生数据与民生状况，能证明毛泽东有多优秀的“政绩”？

再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否“难以超越”，至少也应该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吧。同样是建立了新政权，毛泽东的主席终身制与早他一百多年的华盛顿总统最多两届八年制相比；同样赞同过林肯总统的“民治、民有、民享”理念，毛泽东在上台以后就将之弃若敝帚导致临终时自叹国家处于“血雨腥风”与民主国家依法治国政局稳定相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把手，他把斯大林式的“个人迷信”在中国推向极端与邻国的赫鲁晓夫开启清算斯大林罪行的“修正主义”相比，在迈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大路上，他究竟是背道而驰，还是“超越”了其他国家政治家？

以上述这两个最基本的标准判断，文先生对毛泽东“功绩很难被超越”一说就严重缺乏相应的事实支撑。如果“超越”之论不实，那么，他的那些可贵的伟大的崇高的“思想体系”、“革命精神”、“伟大品格”等等，又依附在哪张“皮”上呢？至于“他在人们心中的神化都无法复制”，更说不通。“神化”本身就是虚妄和愚昧的产物。人们不再复制这个“神化”照说是好事一桩，恰恰证明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进步，有什么值得文贝先生满抱“高山仰止”的敬慕之情对之恋恋不舍呢？

二、关于对文革的评价。

对十年文革基本肯定是文贝系列文章的基调。文贝至今还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文化的革命，是反修防修。打的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蜕化变质分子。砸的是封资修，是一切腐朽毒化人们心灵的东西。抢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是把权力回归于人民”。请问文贝先生，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以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为标志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后的政权与以前的政权相比，有哪些质的区别？农民多养几只鸡工人多拿几块钱的奖金就算“资本主义复辟”？“封资修”的内涵是什么？“权力”怎样才算“回归于人民”？对这些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你能说得清吗？再者，既然“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重要，我国现行宪法为什么要摈弃这个提法？既然“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可恨可怕，为什么现行宪法又添上“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人权”这些从前视为“资本主义主要特征”的内容？政府还巴不得要其他国家承认我们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生活朴素的刘少奇彭德怀是该打倒的“蜕化变质分子”，衣食住行用处处特殊的毛泽东江青倒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这样的鬼话谁会相信？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已有不少研究文章，尽管观点迥异，但有一点大致相同，就是毛泽东认为他的话无人听了，他的治国理念、理想贯彻不下去了，所以要开展文化大革命，通过向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中国”！这里姑且不说他的判断是否有误，即令准确，作为现代人也有必要思考，共和国属于全体人民，凭什么他的话一定要执行，别人的话一点作用也不能起？为了他的“理想”“信念”顺利实现，就应该剥夺别人的“理想”“信念”，甚至让学校停课整整一代人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再说，共产党作为执政的现代政党，明明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制度。作为党的主席有了新的好的想法，完全可以在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或党代会上理直气壮地讲呀，光明磊落地说服大家呀！毛泽东不是一贯宣称“相信群众相信党”吗？为什么放着现成的方法不用，却要指派夫人暗中串通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点燃文革“导火线”？在向政敌正式摊牌之前对北京地区驻军重新部署？在工作组问题上出尔反尔给一线领导集体下绊子？亲自写大字报对国家主席搞突然袭击？以“叛徒内奸工贼”的恶谥对刘少奇裁脏诬陷直至把人整死？不惜打乱八亿人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整死逼死武斗死上千万生灵？这种极不光明、极不正派、极不负责的手段，有一点现代“法治社会”的气味吗？仅此足以证明，当文贝先生仍一如既往地赞美文革时，根本没顾及到人类社会已有了“共和国”“法治社会”这两个政治概念。

文贝对文革的评价不仅与现代政治文明沾不上边，而且与他自己对文革的记录相矛盾。如在《通过文革期间几个重大事件看本质》一文中，他通过对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阶级敌人”集体屠杀案、湖北“七.二0事件”、“内蒙古新人党事件”、广西血腥镇压“四.二二”派等几个事件的记述后写道，“通过以上几件在文革中影响较大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找到几个有规律的东西。一是事件的主导者都是权力层，维护的是官僚体系。二是受到伤害的除了所谓的‘五类分子’以外，基本是普通民众阶层。三是以维护和保护原有权力层为中心的‘保皇派’后来都平了反，而起来反抗并受到伤害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后都成了反革命组织，成了事件的替罪羊。四是造成事件的责任者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很多人在文革后还获得重用”。笔者亲身经历过武汉“七.二0事件”，其他事件事后也略有所知，总的感受是文贝此文事件记述还算客观。但对那“几个有规律的东西”的结论是既同意又不同意。此话何解？比如事件的起因后果“主导者都是权力层，维护的是官僚体系”、受害的是“五类分子”“普通民众阶层”、“保守派”平反、“造反派”成了“替罪羊”等等，与我的看法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正是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和政策”为两地大屠杀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些屠夫们事后都未受到应有惩办；“造反派”不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成了替罪羊”，而是“一片红”后不久“就成了替罪羊”；“以维护和保护原有权力层为中心的‘保皇派’”不是“后来都平了反”，起码在各大专院校从1968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其骨干就受到重用。到1970年“一打三反”时，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学校及社会上的造反派几乎成了“反革命组织”的同义词，“保守派”都成了依靠对象。文革结束后虽然开展了清理“三种人”活动，这时，残留在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已寥若晨星，对造反派的整体清算高潮早已过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时点，除了廓清历史真相外，还想说明，就凭这一点，文贝先生即令真心同情“造反派”、热爱“大民主”、为“普通基层民众”不平，对毛和文革的赞颂也站不住脚！既然杀害“黑五类”的策划者和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既然毛利用“造反派”达到夺权目的后马上就无情地抛弃了“造反派”，既然“维护和保护原有权力层”的“保皇派”骨干在文革中期就重受各级权力机构重用，凭什么要对毛及他闹的文革赞不绝口？

三、关于对干部的评价。

文贝关于文革的系列文章，对当时重要官员的表现，有不少是单独成篇逐个评述的，也有作为整体评述的。作为陈述的事实，以我的认知范畴看，有真实可信成份，有谬误虚假之处，有些具体结论，我也同意，但得出的总结论，我则认为大谬不然。

他在《分解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和文化人》一文中说：“没有理由说彭真的文化革命小组是正确的，也不能认为刘少奇前期文化大革命迫害教师和学生就是对的。‘联动’红卫兵保护官僚阶层难道正确？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是对的吗？叶剑英支持赵永夫夺军区司令的权难道符合原则？难道中国真的没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老干部和文化精英真的公正廉洁和洁身自好？”孤立地看，这些疑问都有道理，但若联系当时的国情党情，我要反问：那个“文化革命小组”是彭真自己主动建立的吗？“小组”通过的决议是彭真私自炮制的吗？文革前期工作组“迫害教师和学生”固然不对，但是，派工作组指导“文革运动”不正是毛同意了的并且是共产党历来搞运动的传统方法吗？文革初期工作组“迫害教师和学生”和毛泽东1957年就在学校师生中大抓“右派”有什么区别？ “联动”保护官僚阶层是不正确，但这些以官二代为骨干的联动分子，不正是在毛时代就受到善待厚待了吗？干部队伍中是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难道毛泽东用人就真地区分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老干部和文化精英”是否“真的公正廉洁和洁身自好”的确可以质疑，问题是，毛泽东一手设计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不赋予人民群众选举和监督干部的权力？他往往还亲自把批评、检举不法干部的人民群众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乱军分子”？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在建国后就逐步走向“法治社会”，执政党内就有切切实实的民主制度，还会让社会上和党内积累起大量的矛盾后，才来一次大清理吗？没有这种“文革”式的大运动，还会有“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组”“百万雄师”“联动”这些组织？职业军人陈再道赵永夫会带着兵马冲出军营来“镇压”人民群众？制造“内人党”的冤案又咋会发生？在民主国家会有这种今古奇观吗？

同一篇文章中文贝又说：“历史是复杂且吊诡的，许多时候受害者和迫害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能说迫害者最终获得了胜利，受害者是自掘坟墓或者叫咎由自取。根本不存在受害或者迫害的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胜者或败者。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和受冲击的干部和文化界精英都有因果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一大段话也是对错交叉。诚然，“许多时候受害者和迫害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分别是“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胜者或败者”。从他们都是同一个体系的成员，都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点说，貌似有理。但是，受害者和迫害者对彼此造成的个人伤害及对人民、国家造成的损失能放在一架天平上度量吗？“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句话也有几分道理。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的尴尬？说到这里，答案应当浮出水面，那就是，毛泽东主建的政治体制、他颇为自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学说、他恣肆妄为的个人专断、他不按牌理出牌的“无法无天”、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整人方式以及“依靠枪杆子为后盾依靠笔杆子造舆论”搞“运动”的治国策，一起打造了文革这部“绞肉机”，迫使人人都像红眼狼似的或主动嘶咬，或被动自卫，有的当场血溅五尺，有的秋后再行算账。正如文贝也认可的，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威权”，文革是搞不起来的。为什么在这一大段论说中，文先生能对受害者和迫害者各打五十大板，却唯独放过了第一肇事人呢？

四、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最令我遗憾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文贝先生在评述文革的系列文章中，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或是单个的著名知识分子，都怀着近似“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偏见。他说什么“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中文化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所造成的‘伤亡’，远比政治斗争被迫害打倒的人多百倍千倍”。文贝对知识分子在前三十年受到的伤害、不公没有一丁点同情，对他们战战兢兢的生存状态、言不由衷行不由已的无奈没有一丝毫体谅，妄断他们在文革中受迫害都是“咎由自取”，竟连“物伤其类”“唇亡齿寒”的正常情感都不具备！

的确，1949年后，知识分子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担当、勇于建言的风采逐渐丧失，阿谀奉承、粉饰太平、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丑陋日甚一日。在一轮接着一轮的政治运动中，鲜有不害人不整人者，也鲜有不挨整不受害者。如果就事论事，像文革中屈死的吴晗、邓拓、老舍也不是白玉无瑕，何况幸存下来的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若据此文贝先生就得出“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倒台都是窝里斗”，“他们之间的争风吃醋造成了文化精英‘横尸遍野’”的结论，恐怕也是只看现象未见本质。从表象看，在毛执政的年代，所谓“反动文化作品”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而有能力批判他们的也只能是知识分子，于是给人造成了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残杀”的印象。但造成知识分子“死得不冤”“整得不冤”的根本原因，文贝先生却无法辨析。在我看来，这就是毛泽东精心设计的管束知识分子的体制和毛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后，用毛泽东的话说，对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何为“包下来”？就是把知识分子一律纳入体制内，政府发工资，若不听话，不给饭碗，不发饭票。为什么要“包下来”？便于意识形态控制即对真理和话语权的垄断。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必然沦为仰俯于人的附庸，所谓“端人的碗，听人的管”是也。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帮助、改造”，与管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差别甚微，落脚点都在“改造”二字上。为了“改造”知识分子，毛不仅发动了一个又一个运动，而且专设宣传部、文化部对知识分子及其作品进行常规性审查监管，稍有冒犯者，立即批斗严惩。在文革结束后，前任中宣部部长陸定一反思以前的工作时，曾慨叹，我们在中宣部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完了这批人，又忙着整下批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后文革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最高层要批白桦的《苦恋》，作家们鉴于文革教训，无人响应。最后组织只好当作任务指令唐达成先生写批判文章，当过“右派”的唐达成先生虽满心不愿，又焉敢推辞？由此可见，在毛时代更为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的确像“螳螂捕蝉，黄雀其后”中的一群可怜的小动物，站在他们“窝里斗”的后台导演，不正是文贝先生至今还倾慕不已的“伟大领袖”吗？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非一味地为一时躬身屈膝的知识分子辩护，只是想说明，如果政治清明，知识分子群体“窝里斗”的丑陋现象绝不会发生！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文革一结束，以知识分子为前锋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掀起，以控诉文革为主题的“伤痕文学”蔚为壮观，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官方难得找枪手，在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群众运动中，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呼声最高，同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风貌与文革前竟迥然有异？其实，我私心也像文贝先生一样，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远见，有骨气，不仰人鼻息，不充当打手。在高压、淫威、利诱面前，当不了顾准、张志新、陈寅恪，也不要像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及当下的胡锡进、李慎明、胡鞍钢们那样凶恶和下作。但我更希望有清明的政治环境，有良性的政治体制，有受到公民监督的公权力，不要再教唆和逼迫知识分子去充当公权力犯罪的打手和帮凶！！

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埋汰够了之后，对文革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具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文贝也看不顺眼，在文中不吝攻讦之辞！借着评述江西李九莲案件，文贝一口气连点胡平、戴煌、老鬼、刘宾雁、钦立本、胡绩伟、包遵信、柯云路、王若望、戴晴、赵瑜等十多个为李九莲翻案的著名作家记者学者编辑的姓名，逐一敲打。对此，我大惑不解！上述知识分子的作品、作为、言说摆在那里。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阴暗面揭露批判的勇气，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对底层劳动者合法利益的维护，对法治社会宪政国家的向往追求，无疑是社会走向进步的动力之一。他们是一切正直知识分子的楷模，只有特殊权势者、官僚主义者视他们为眼中钉。如果文贝真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和普通基层民众有过同情之念，何以会对这群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如此痛恨？难道毛泽东仇恨鄙视知识分子的阴魂一点不剩地附在了文贝先生躯体上？

五、关于其他方面的评价

文贝先生对文革评述的系列文章，涉及大量的人和事。其记述准确观点正确与否，我自然来不及也不必一一评论。对眼目所及又觉得有话要说的，不妨再啰唆几句。

文贝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主要标志也是权力的结果，打破官僚统治的局面，让地方各级政权回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手里”。这里，文贝玩了个判断不一律的把戏。对文革前的政权，他取起性质叫“官僚统治”，不提名称如省委、省人委，对文革夺权后的政权，只提名称革命委员会，回避性质，以示二者有优劣之别。这种小儿伎俩，只能供识者一哂，难道叫个“革命委员会”就能避免“官僚统治”的性质？

文贝说，“李九莲是冤枉的，她的冤在于虽然触犯了当时的‘法律’却罪不致死。李九莲是可悲的，她的可悲在于明知违法却硬要向枪口上撞。李九莲是可怜的，她的可怜既有被男友背叛，又有三个姐妹却没有一人来给她收尸。李九怜（莲）案件可叹，可叹之处在于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自由的言论可以任由政治肆虐。”在这一大段夹叙夹议中，至少有两点说不通。通讯自由已写入宪法，检查私人信件才违法，李九莲给男友写信是行使公民正当权利，怎么叫“触犯了当时的‘法律’”？怎能算“明知违法却硬要向枪口上撞”？

文贝说，“胡耀邦只是看了个别人的文章或报告，几次要求政法委和地方党委给李九莲平反。他并不了解李九莲案的全过程，完全是受‘自由化’分子摆布。这种对重大政治或刑事案件的不严肃态度是不可取的。”连作者自己都认为的冤案，在当地麻木不仁官员一再阻挠不能平反的情况下，群众自发组织“李调会”为之喊冤，胡平、刘宾雁、胡绩伟一干文人义士奔走呼号，这难道又是“个别人”“一小撮”？胡耀邦同志态度鲜明地要求有关部门为之平反，体现了可贵的爱民情怀。胡平等人的正义行动怎么能说成是“自由化”？胡耀邦的爱民之举怎能说成是“完全是受‘自由化’分子摆布”？是和非、善和恶、黑与白，丑与美，在文贝的认知世界中，完全是反着来的吗？

文贝说：“张志新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她是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死去。”为了把文革打扮成全国人民共同拥戴的崇高事业，文贝不惜歪曲历史，无视张志新既反文革、也反毛的“个人迷信”反林彪“造神”的铁一般的史实，手法实在拙劣！张志新惨案当年揭露后早已引起全国共愤，文贝为神化毛泽东，竟捏造一个反暴政被割喉的死难烈士也喊他“万岁”的奇迹，以烘托毛泽东如何伟大如何深得人心，如果不是幼稚，可称得上无耻之尤了！

文贝说：“这从文革期间中国经济保持8%的增长、社会犯罪率低可以看出……”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应该质疑。“文革期间中国经济保持8%的增长”，这个数据从何而来？符合事实吗？即令文贝拿得出“证据”，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百姓会信服？官方会认同？文革期间“社会犯罪率低”，此话从何说起？文贝文中记录的那些“屠杀”“镇压”“事件”“武斗”“横尸遍野”不是犯罪？以毛为首的统治集团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不是犯罪？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不是犯罪？造成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人人自危学校关门工厂停产不是犯罪？简言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本身不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犯罪？

文章写到这里，挂一漏万也好，言尤未竟也罢，不打算往下写了。一个人写出东西发表出来，既是想让人家看，也会想听别人议。对我这种直言不讳的评论，文贝先生当不以为杵吧？从文贝发表这么多的评议文革的文章看，可以推断他积累了不少文革资料，也有研究文革的浓厚兴趣。如果文贝先生志在研究文革中取得经得起历史审查的成果，建议对这些史料再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分析判断文革个体、整体事件时，尽量站在“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领袖为本”的角度，尽量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而不是固守毛的那套帝王思维，才能使研究所得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否则，纵然你下了天大的功夫，码出了船装车载的文字，于社会进歩也无丝毫帮助。人民群众固然会不买帐，说不定还会使自己头昏脑胀走火入魔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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