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从哪儿开端——三种说法哪种对？

开栏小语

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中国传统权力，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因此，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

近代化的中国政权，丢了天朝上国的行头，没了道德文章的嘴脸，终于露出了权力本质的两颗门牙：财权和兵权。以财养兵，以兵劫财，成了政权运营的底线。

可怜中国近代政治，就在财与兵的底线上开展。不是还有更高的追求？例如，民权和人权……但那还在文化的层面，上不了政权的台面。在政权的台面上，光有枪还不行，还得有钱。没钱咋办？不能说“抢”，要搞“阶级斗争”，用“主义”化缘。

近代史开端：文明史观

有关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自发的，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他这样一说，就把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说到宋朝去了；另有一说是互动的，例如，我们在《通往立宪之路》里就认为，大航海时代，欧人扬帆东来，与中国人下南洋、走西洋互动，而有了近代化的开端；还有一说，则是被动的，是1840年以后，被西方列强用船炮打开的，导火索是鸦片，所以，又叫“鸦片战争”。

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惟有第三种说法，为我们所不取。历史的开端何等庄严！试问三皇五帝，有哪一位，不是因其对文明的贡献而为历史开端？即便远逝如烟，化为传说，今已查无实据，那也是“直指人心”，表明了我们祖先的“中华”价值观念。

以贩毒和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破了“中华”文明的底线，树立了一种恶的历史观，活在那样的史观里，只知道“反帝反封建”，可想而知，人有多么可怜！“反”没什么不好，但要适可而止，“反帝”反过了头就反国际化，“反封建”反过了头就反传统文化，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其结果，必然就是对内文化大革命，对外“井冈山道路通天下”。

或曰“反帝反封建”乃史实，但史实并非惟一，此外还有那么多的史实，可供我们选择，有传教，有外交，有通商，更有文化交流，为什么不能用这些史料为“中国近代史”开个好头？有那么多的传教士来了，有那么多的学者和商人来了，他们带来了西方古典文明，如《几何原本》，带来了西方中世纪的信仰和近代自由精神，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法，带来了民族国家和工业革命。这些来者，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名字，理应载入中国史册，成为杰出的中国人。可为什么老是遗忘那些天使们，总与魔鬼纠缠不清？

近代性是什么？难道不是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不以民主与科学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却牢记着贩毒与战争？为什么不让我们读史读得有点信心，也给后人读史留点面子？我们谈“中国近代史”，一上来就“从1840年开始”，就不问问为什么、凭什么，非要近代史从这一年开始？用贩毒和战争，来作为近代史的开端，难道不是史学家的耻辱，不是历史观的耻辱？

近代化挫折：重商主义

“近代性”，非纯然舶来，于本土思想中，自有它内因。思想的内因，源于传统书院；行动的内因，出自民间海权。

中国历史虽远，但“近代性”的流变，原不必追述春秋，言及秦汉，但唐宋是绕不过去的。书院肇始于唐，而兴于宋，海外贸易亦如此，唐舶南海，海外称“唐人”。有宋一代，书院比王朝重要，宋元虽易代，但书院还在。

印刷术一问世，就印出了“交子”，兴起与“交子”相应的金融业，还为科举制提供书业以及在书业普及基础上的书院建设。书院，首先要有书。有书，要靠印刷术。

书院，从朝廷向民间发展，刚好适应了蓬勃兴起的私学需要，成为民间思想的渊薮。我们认为，民间思想者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朝代历史价值的重要指标，当民间思想者如春花盛开，那一定是历史上的好时候。可惜，难有这样的好时候，有了也伴随动乱。只有在宋朝，自由化的民间思想者，才享受了足够富裕和起码的自由。

如果宋朝时候，马嘎尔尼来中国，他就会看到，有二十多处贸易港口，分布在东南沿海“四路”——京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广南路，你可以随便选一处。那时，就有了市场经济样式的海外贸易，向世界提供样式的是宋朝。

然而，市场原则却在欧洲确立起来。因各国独立，且“小国寡民”，资源匮乏，须依赖市场，使市场大于国家，市民多于国民，使得以“军事—商业复合体”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会，十三世纪就在欧洲萌芽了。大约十五世纪，它有了自己的政体，近代国家由它而起。

反观中国，因大一统而自足，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而权力支配经济，则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反而能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占上风。中国依据大一统的政体，曾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加上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国际市场的格局。长期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商业城邦或民族国家能撼动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可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出现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在一个新的世界格局里，足以动摇天朝体系。

17世纪，明清之际，整个世界，不光中国，都处于转折时期。

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大陆进行宗教战争，战后，出现了一个个新教主权国家和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通过革命与战争，欧洲实现了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欧洲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主权平等为标志的新阶段。

明中叶以降，欧罗巴诸国便扬帆东来。先是葡萄牙人来了，落脚在澳门，往来于中国和日本，向中国输入日本白银。西班牙人也来了，抢占吕宋，还从美洲运来白银。

晚明以银为本改革财政，用“一条鞭法”收税，将实物折成银两。为什么是“银两制”而非“银本位制”？此因白银虽为主币，但还处于秤量阶段，没以标准的铸币形式按枚流通，用时要秤量，以两为单位，故称银两。用贵金属做货币，货币才有独立价值，以往所谓钱法、钞法，都是权力支配货币的做法，货币所显示的是国家权力，而非本身价值。银币就不同了，流通以本身价值，信用靠国际支付能力，具有独立价值。

银两制，使银子成了国家财政的命门，一旦白银流失，财政收入就难以完成。中央集权也好，君主专制也罢，都不能保证白银供应。掌握白银流动，要靠国际市场那只手。

明末，白银骤减，王朝惊呼白银流失，动摇了银两制，“一条鞭法”难以实施。白银短缺引起国际金融危机，由此导致明末财政危机，接着，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白银何以短缺？曰“供给不足”。何以供给不足？曰“金贵银贱”。欧人用贬值的白银，买走中国产品，以金银比价差异，套取中国黄金。那时，中国被金融袭击，被蒙于鼓里，至清末，始知有“镑亏”。“镑”，指英镑，按惯例，国际支付以英镑汇价为准，因金贵银贱，英镑汇价上涨，以银两或银元支付造成的亏损即“镑亏”。

跟着白银走，天朝迷失了。农业文明看世界，看土地和人口，而商业文明，就不光看世界的自然形态——土地和人口，还要看世界的商业形态——市场和消费，更要看世界的货币形态——支付与流通，货币流通所在，就是世界，撬动一下金银比价，能改变世界。

可天朝，哪里知道天下以外还有资本市场存在？它以为货币可以由王权主宰。王权主义不一定非要重农抑商的，有条件它也会走向重商主义。明朝就向重商主义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步踏在白银之路上，没想到踏空了。不仅明朝没想到。就连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没想到，它们都认为，王权可以随心所欲支配黄金白银世界，都没有意识到还有高于王权的“看不见的手”存在。当哈布斯堡王朝将金山银山从美洲搬到西班牙，它就自以为是世界的统治者，塞维利亚港也就成为西班牙帝国控制世界的枢纽了。结果，它反而被自己搬来的金山银山压垮。

重商主义的西班牙，限制了资本形式的金银输出，而它的实体经济又难以提供与其金银财富相应的实物，故物价上涨。为平抑物价而限制产品出口，并从国外主要是中国购买商品来满足其国内消费需求。巨大财富没有成为生产力，成了购买力，立国之本不在产业基础上，却在商业利润的泡沫上，正如后来徐继畬所说的西班牙立国“富而无政”，“有金银气”。

可“富而无政”的，不光是哈布斯堡王朝，还有大明王朝，两个王朝都因为战争而衰落了。先是西班牙同英国战，接着还有中日战争，这两场战争，断了明朝的白银来路。

西班牙人一败，从此抽紧银根，抽断了明朝一条银路；而日本一败，从此就闭关，关闭了明朝另一条银路。这两条银路，是天朝的命根，被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从两头掐断。

只要银子不断输入，天朝就不会倒架。可要是银子的来路断了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明朝不知番银来路，晚清依然不知，西班牙人早就开辟了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到吕宋马尼拉的航线。这条航线，就是明朝的海上白银之路，其标志为“马尼拉大商帆”。

西班牙人战败，大西洋和小西洋（今印度东西两岸的总称）被英国覆盖；从爪哇到台湾，从马六甲海峡到台湾海峡，被荷兰人取代，来自东西方贸易的商业利润，也多半转入英、荷的口袋。

荷兰船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同样是重商主义，西、荷有所不同，西还留着王朝尾巴，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隶属于王室，禁止私有经济，没有一块殖民地可以自治，官员由王室派来，凡事听命于马德里。而荷兰人的海外贸易，则已公司化了。

荷兰人开船到中国来，宣布对所在海域的统治，所有过往船只未经允许，便遭他们攻击，从此，凡在“澳门-马尼拉”航线上行驶的商船，都要被他们劫持。

东方如此多娇，西方海盗终于忍不住了，在东方海域打了两仗。于马六甲海峡，荷兰人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小西洋，荷兰同英国打了一仗，这是两个东印度公司的较量，英属东印度公司被打败了，香料和茶叶的势力范围遂由荷兰主宰，英国分享其余。

日益衰落的西班牙、葡萄牙，面对全球化的“海上马车夫”，已无力抵御，惟抽紧银根，自保而已，使本已供应不足的白银，更为短缺，给了大明王朝致命一击。东西方两个最大的王朝：中国大明王朝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倒了下去。

近代性进展：民间海权

朝廷不要海权，可出海人要，他们懂得海权是自己的命根。

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世界和更加开放的时代，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从世界史来看，十七世纪的中国，同西方一样，进入近代。

闽、粤人出海，欧人东来，东西方都在大航海。欧人航海，发现新世界，中国人走南洋、下西洋，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东西方各自开辟了大航海时代。

朝廷不知新大陆，不知银子来路，海商知道；朝廷靠“澳门-马尼拉”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海商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海权必争之。

海权领袖郑芝龙，原名一官，闽南泉州人，从澳门起步，到过马尼拉和日本，会葡萄牙文，还懂卢西塔尼亚语，即犹太-葡萄牙语，为葡国犹太人的秘密用语。欧化后，入天主教，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都称他为“尼古拉一官”。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参与过荷兰人劫掠中国商船。但荷兰人没想到，就是他们身边这名“通事”，被他们称作“尼古拉一官”的人，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

倪乐雄在《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一文中，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对郑氏海商军事集团做了分析，黄顺力《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也根据麦尼尔的观点，把郑氏集团称为“海商-军事复合体”。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横行中国海时，遭遇了郑氏集团。1633年，两个“海商-军事复合体”，在台湾海峡金门料罗湾开战。这一战，打出了中国民间海权。一官兴起以后，不但成了荷兰人的对手，还被朝廷视为“倭寇”，邀荷兰人一起来剿他，没想到，被他打得全军覆没了，只好将他招安。

可荷兰人不满，再次出动战舰，突袭郑氏战船，击沉郑氏战船二十余艘。明朝官员欲息事，表示愿意赔礼，请求荷兰罢兵。可荷兰人不听，郑芝龙也不听，遂交兵。

料罗湾海战，乃东西方命运攸关的一战，如郑氏战败，中国割地赔款，就无须等英国人来发动战争，国土沉沦就要提前二百年。这一战，“海上马车夫”在海上被颠覆。从此，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氏集团海权。此后，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氏达成协议，开始向郑氏纳贡了，所有海船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都须持有郑氏令旗，否则一律禁止。郑氏向往来海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是郑和以后的郑氏海权时代。

荷兰人纳税以后，获得了进入“中国海”的自由。他们向郑氏朝贡，有一次，故意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以引诱他自立王朝。但一官时代好景不长，清军就入关了。

已惯于招安的郑一官，又被清朝招安了，中国民间海权运动遂由郑芝龙转向郑成功。清军入闽后，父子二人对话（见于《台湾外记》卷二），儿劝父曰：吾父总握重权，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他还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中国民间海权力量，从此便投入到民族抗战中来，以海权救亡而有了政治目标。

他以这样的“国家理由”收复了台湾，接着，就派使者到吕宋去，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并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要他们断绝同吕宋贸易。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中国近代化，在东南沿海发芽，在环中国海开花，从台湾海峡到马六甲海峡，当年可是华侨天下。

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不光在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带，所有进入该海域的列强，都进入了郑氏的海权范围。对于民间海权，清朝视为大患，满人占有国土，尚未拥有海权，南明退到海边，中国以民间海权抗争。欲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海禁以外，更厉行迁界。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内迁，寸板不许下水，欲以此铲除民间海权。刚好西班牙人屠杀华侨，这在清王朝便是天遂人愿，助灭民间海权。

那时清朝，身份为异族，还是入侵者，江南大屠杀，尤甚于海盗屠杀华侨。当反清复明运动被压迫在东南沿海以及西南一隅时，它比西方海盗更急于扼杀中国民间海权。

而郑成功，则欲以此民间海权，先占台湾，再取吕宋，继而夺取噶逻巴（今爪哇），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联合日本，光复中华。可怜战舰未动，英雄先崩，这样一个伟大的海权梦，惜未如其名，没有“成功”。郑氏之梦，如能“成功”，那就不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且更以海权光大中华，使中国早在十七世纪便转型为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了。

可惜了他的梦想随他而逝，没人继承。如今我们说起他，只说他有收复台湾的伟业，而不知他有建立中国海权的伟大梦想。他的梦想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被人遗忘，以至于一提到航海，人们就谈起郑和下西洋，很少有人谈到郑成功的海权梦想。对于中国民间海权，郑氏信心满满，坦言：“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郑氏居一海岛，养兵十万，战舰数千，以“通洋裕国”，而财用不匮。且以洪门深入内地，遍植会党，布下星星之火，此伏彼起，渐成燎原之势。辛亥革命，非从天降，其来有自矣。清朝禁海迁界，以困郑氏，反使郑氏独操通洋之利，“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郑氏反而“财用益饶”。

萧一山著《清史大纲》，以郑氏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书之“民族革命之酝酿”一章，开篇就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不能不大书特书的，就是郑成功。”

萧以郑氏为光复运动领袖，这还是中国传统里的人物，如岳武穆之流；二以郑氏为收复台湾英雄，这就不光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了，正是驱逐荷兰，不但使光复运动有了根据地，还改变了世界大格局，荷兰从此便衰落下去；三以郑氏为民族革命先驱，反清反帝，在东方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当时东西方之大格局是，英国与郑氏结盟，荷兰与清朝结盟。

马嘎尔尼来时，英国已战胜荷兰，兴起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乾隆皇帝为何要拒绝马嘎尔尼？看似面子问题，实为国家安全。虽说康熙已统一台湾，但台湾依然还有历史遗留问题，清朝不会忘了曾与郑氏王国结盟的英夷，马嘎尔尼或许有所不知，乾隆不会忘记。

“反清复明”在近代，与时俱进，转化为民族主义，孙中山就从民族主义走来，走向三民主义。孙氏“三民主义”，便是以华侨为标志的环中国海的中国民间海权之花，所结的近代化的果。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从这两条路线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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