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红都女皇》事件

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曼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周恩来是如何处理“维特克事件”的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

　　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

　  散木，《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