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回眸《红都女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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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曼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周恩来是如何处理“维特克事件”的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

  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

   散木,《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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