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林彪事件之钥在哪里？

　　最近看了不少有关破解林彪事件的文章，其观点各异，众说纷纭，甚至对同一件事实，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和评价。概括起来，通过对目前已经公开的有关林彪事件史实的“梳理”，基本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流派和观点，一方是：基本否定“林彪集团”的存在，否定林彪有“篡党夺权”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认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即便林立果和叶群真的策划了谋害毛泽东和准备实施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阴谋，也是背着林彪搞的，林彪对此一无所知，且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因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结论必须推倒重来，重新做出结论，还林彪和历史一个公正；另一方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实质上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他大肆吹捧毛泽东并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了很坏的作用，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林彪难咎其责；而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冲突，不过是双方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而已，至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叶群小舰队策划的谋害毛泽东和实施军事政变的阴谋，是确有其事的，林彪也应该是知情的甚至是担纲者。因此，林彪集团是存在的，他们政变夺权的阴谋也是基本事实，林彪的案不能翻。

　　双方的立论都以公开披露的史实为据，为什么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呢？我以为有如下几种主要因素干扰：其一，因大量的档案资料没有解密和第一当事人的故去，致使林彪事件的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扑朔迷离，许多判断和立论只能以猜测和推理作出；其二，现有的公开史料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一群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因受当事人情感、立场、身份、视野及知情面的局限，这些史料难免在真实性和全面性上大打折扣，甚至相当一部分真伪难辨，自然会影响研究者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甚至起到误导作用；其三，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缺乏历史高度和哲学高度，就事论事，视野偏狭，难免一叶障目，盲人摸象；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由于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情感倾向和立场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强调一部分对自己观点和结论有利的史料，而淡化甚至隐去另一部分对自己观点、结论不利的史料。总之，由于这几种主要因素的干扰，任何研究者都难免有局限性，区别只在于这种局限性的多少而已。要想把研究的局限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以为，除了尽量占有详尽全面的材料和尽量克服自己的主观倾向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即把林彪事件放到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和哲学高度的逻辑框架中去看，这样可以避免盲人摸象的局限性，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事件真相的整体轮廓。

　　那么，这个逻辑框架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林彪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极其深隐，且深得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的传统基因，因而要掌握它的整体轮廓，这个框架非得要四条逻辑框边架构不可，这四条框边即：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人性逻辑；情理逻辑。也就是说，整个林彪事件只有在这四条框边架构起来的罗辑分析中，才会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笔者不揣冒昧，尝试着用林彪事件深远时代背景中的多种历史因素之砖，按上述四条逻辑边框进行“经纬编织”。

　　第一，中共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政体，如果除去一些时代差别，在政治本质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独裁”政体，而不是毛泽东以后的寡头“威权”政体。也就是说，这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独裁政体”，其合法性和稳定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处于其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君权”的状况。而“君权”的状况，又取决于金字塔顶层——最高权力核心层的状况。文革前中共核心层的状况是：处于最高独裁地位的毛泽东自感已大权旁落，而以自己的副手刘少奇为首的“群臣”以及整个官僚体系，已自成一体，尾大不掉，随时可能取而代之。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除自己面临的权力危机，惟一的办法就是对核心层进行大换血，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大洗牌；

　　第二，尽管毛泽东强烈的危机感中有诸多猜忌和错觉的成分，但这种危机感也绝非空穴来风。中共的现代专制政体和中国皇权专制政体最大的时代区别之一，就是两者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后者完全可以在血缘关系中合法地传承，前者只有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招牌下才可以获得合法性。而一直以党内正确路线代表自诩的毛泽东则刚刚在“理论路线”上走了麦城，他的“三面红旗”导致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在为他收拾残局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群臣”面前，他的“三面红旗”已经颜面扫地，无以为继，完全丧失了经济建设这个党内工作的主战场。因此，要大换血、大洗牌，谈何容易。仅仅依靠他多年积累起来的领袖权威和个人威望，是远远不够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必须擎起另一杆理论路线的大旗，在党内开辟另一个“主战场”，把经济建设这个主战场挤掉。而这杆理论路线大旗，必须以刘少奇为首并追随其的一线群臣为假想敌，这个新的主战场，也必须为自上而下整个官僚体系的大换血、大洗牌而打造。然而，这样大的动作，几乎是自毁长城，谈何容易！尽管在中国皇权时代也有君主这样做过，比如朱元璋；但那时皇帝本身就有对群臣生杀予夺的大权，朱元璋只需对群臣抓住把柄甚至捏造罪名“杀、杀、杀”即可收到人头滚滚“宿敌尽除”的奇效，但毛泽东不行，他必须大张旗鼓地把这杆理论路线大旗打出来，才可以收到“动员号召全国人民”之奇效。因此，他必须找到一名得力的旗手。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各旗手则非林彪莫属；

　　第三，毛泽东选中林彪，并非全部因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一番令毛泽东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讲话，还有如下重要原因：其一，在战争年代，尽管林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不止一次发生分歧，甚至公开顶撞过毛泽东，但平心而论，林彪在众多中共将领中，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领会得最深刻、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位，因而他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有一份发自内心深处的敬佩和折服，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认为林对他忠诚的主要依据；其二，林彪因长期患病而懒问国事，但每每在党内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却给予毛泽东以鼎力支持。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数顶帽子，说彭“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令毛泽东痛哉快哉，后来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就更不用说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彪聪明，对“毛泽东思想”能悉心琢磨，因而有诸多独到领会，且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特别是在宣传、运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创意非凡，独辟蹊径，“事半功倍”，且“忠心耿耿”，而这一切，在毛泽东麾下的“群臣”中，惟有林彪才做得到；

　　第四，尽管林彪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折服，但对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独裁性质也看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对林彪本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把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看得和中国皇帝的个人独裁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林彪压根儿就不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中共政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皇权时代的“朝廷”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中共核心层中“高级干部”和毛泽东的关系，在性质上和皇帝与群臣的关系是一样的。正因为林彪对这一点看得异常透彻，所以他才为自己在中共核心层的“政治坐标”进行了可悲的定位。且看他的几条读书“札记”：“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但是，对于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的那一套，林彪是否真心拥护呢？非也。特别是建国后，林彪对毛泽东擅权的种种倒行逆施，内心是十分反感、厌恶的，且有自己真实的看法。然而，正因为林对自己进行的可悲的政治定位，令他不得不把真实的想法深深地隐藏起来，长期戴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面具。而这个面具绝对不仅仅是个面具的问题，一旦戴上，林彪就不得不把自己永远地定格在一味阿谀奉迎的“谄臣”的历史坐标上；

　　第五，然而，正是这种内省性的、强迫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定位，导致林彪的人格发生分裂。也就是说，林彪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党内几乎一致公认，“群臣”之中，惟有彭德怀和林彪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然而在老百姓眼中，为什么彭德怀成了“冒死直谏、为民请命”的“忠臣”？而林彪则成了阿谀奉迎、笑里藏刀的“奸臣”？其实，林彪个性孤傲、冷僻、寡言、决断、阴郁、不拘小节，且带有几分不管不顾的直率，除了在文章、讲话和极少数公开场合挖空心思抛出对毛泽东那些“语不惊人誓不休”阿谀奉承之词外，他压根儿就不善于像和珅之类的“谄臣”们那样对“圣上”当面拍马溜须，巧言令色，博取欢心，且能在众多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中上下其手，巧妙周旋，左右逢源。因此，如果用“谄臣”来类比林彪，他是不够这个格的，至少只够半个格。而对林彪而言，要想在君臣关系中玩火，不善当面阿谄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尽管这个缺陷决定了叶群在林叶“夫妻店”中承担了特殊角色，而叶群张扬的个性和圆滑的手腕作为“互补”，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林彪的这个缺陷，但要想完全“解决”林彪的这个缺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林彪正是因为这个“缺陷”而必然地走上了政治绝路。

　　第六，林彪的“双重人格”，表现在多方面。而其“核心”方面，则表现在对“权力”的得失进退上。人们总在追问，林彪对“毛泽东接班人”这个至高权位，究竟有没有兴趣？他真的想当这个“接班人”吗？他对毛泽东的一味吹捧，他的政治投机和苦心经营，最终目的是否真的是“篡党夺权”，对毛泽东取而代之？其实，如果武断地把这些结论强加在林彪头上，那么显然有失公允有失客观，但在这些问题上一味地为林彪开脱，完全否认这些论断，认为林彪在“权位”面前压根儿就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那同样有失公允有违真相。因为在“权位”面前，林彪委实是一个“两面人”、矛盾体。林彪多年来饱经病痛折磨，苦不堪言，加上他性格孤僻、喜静厌动，对官场博弈权力迷径早已心灰意冷，“敬而远之”，这的确是林彪真实的一面；但林彪决不因此彻底甘于寂寞，只要机遇到来，他仍然经不住权位的诱惑。否则，他就不会悉心揣摩、迎合毛泽东，就不会苦思权谋之术、“为臣之道”。也就是说，林彪时常处于“两个魂儿”轮流值班的矛盾之中：当“病痛难忍、伴君如虎而红尘皆看破”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一推再推，至少一半是真实的；当“有权就有一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魂儿值班时，他对“临肩大任”的另一半推诿，就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了。有人说，林彪的“临肩大任”，几乎每每都是毛泽东强塞给他的，林彪从来没有主动索取。其实，这正是林彪的“驭君之道”。蒋介石对孙中山也用过同样的手法。林彪如果真想在政治舞台上彻底退隐，只需像朱德那样对官场是非彻底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当个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即可，即便“是非”找上门来，便一味地“检讨”，便可自保。而林彪病魔缠身则是更好的借口，又何必如此刻意揣摩“圣心”，迎合“圣意”，且每每在“政治关头”给“君主”以“意外的惊喜”呢？那么，林彪从事政治投机，是否始终如一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比如，“潇洒”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觊觎于对“圣上”的取而代之？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林彪工于算计，思维敏捷，审时度势时头脑极为清醒。对于自己的所谓政治目标他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到了什么山唱什么歌，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至桥头自然直”，罕有忘乎所以的非份之想。即便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张春桥的发难，也是自保的成分为主，说他急于抢班夺权真是冤枉了他。笔者以为，其时林彪头脑极为清醒，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毛在党章上许给他的那个承诺已经离他渐行渐远，几近画饼，而不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

　　第七，林彪沉静专注，运思极深。而他的真实思想总是层层包裹，从不轻易外露。然而，林彪行事还有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具有删繁就简、“直奔主题”的非凡才能。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李文普回忆：林彪爱看书，有时同一本书让他买三四本，划出重要的内容，让内勤剪下来贴到大本上，或制成卡片。买几本《共产党宣言》，看一次剪贴一次，最后剪得只剩几句话。林彪说：就记住“大机器大工业”就行了，得其精粹。砍去繁枝茂叶，直取主干——无论是打仗、读书还是处理日常事务、权力博弈中的“步步紧跟”以及打压政敌的政治斗争，林彪总是能驾轻就熟地拨开繁枝细节，抓准事情的要害。这种旁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非凡才能固然导引林彪每每获得成功，但有时“细节”也能决定成败。当然，对于林彪而言，重要的、关键的细节他很少疏漏，但一个删繁就简的行家，难免会疏漏重要的细节。中共九大党章中关于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副词已被毛泽东本人删去，如此重要的细节偏偏被林彪疏漏了，恰恰是这个细节导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圣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最后翻了船。

　　第八，对于中国皇权时代的君主独裁而言，君权面临的觊觎和挑战，会来自多个方面：如皇室血亲关系中的手足至亲（在君权的继承上具有合法性）；外戚势力；权力核心层中的文武权臣；藩镇；外族和敌国势力；农民起义。而对建国后的毛泽东而言，他的至高权力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来自他麾下的“权臣”。这是中国皇权政体和中共现代专制政体的重大区别。因此，建国以后，如何驾驭“群臣”，如何防止党的核心层内权臣势力对他毛泽东至高权威的挑战和觊觎，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而毛泽东时代的“君臣关系”有两种状态：一种，核心层的“群臣”一致尊崇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且群臣内部并无明显的派系出现，处于相对团结状态，对毛泽东而言，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反所谓“高饶联盟”，可看作毛泽东为维系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但这种“和谐状态”也有其致命的弊端：如果核心层内部的大部分“群臣”自成一体，尾大不掉，并和“圣上”分庭抗礼，那么“君主”就会“大权旁落”，难以逆转。七千人大会以后，尽管事情远远没有那样严重，但毛泽东自以为“大权旁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挽狂澜于既倒”了。另一种：虽然核心层的“群臣”都尊崇“君主”的权威，但群臣内部出现明显的派系分裂，且彼此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出现这种状况，对于“君主”而言，并不可怕，相反，可以充分利用两派的矛盾，达到相互制衡、便于驾驭的目的。而群臣分为两派甚至更多派系的最大好处，就是他们不可能联手对付君主。其实，这种君主对群臣派系的制衡之术，中国早有祖传。在中国皇权时代，利用宫内外的派系矛盾玩弄制衡之术、使各派之间的权势在相互倾轧中得到有效制约，达到任何一派的势力都不可能坐大到窃取、架空君权的效果，或者任何一派势力都离不开皇帝的支持和调度，这是中国君主们为驾驭群臣、杜绝僭越，保住皇权的惯用伎俩。然而，这套权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玩得转的。或者说，把这套权术玩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皇帝并不多见。这需要有政治洞见，有驾驭才能，有心计，有智谋，还要有足够的资历、声望和威信。同时，对群臣派系的制衡驾驭之术也形同玩火，既然是两派互斗，且双方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那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会绞尽脑汁地反过来试图以驾驭皇帝来打压对方，一旦“君主”着了“反驾驭”的套儿，那么后果极其可悲，轻则在一派对另一派的“凯旋”中大权旁落，形同傀儡，重则连同失败的一方被一锅端，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因此，对毛泽东而言，在对党内两派的制衡、驾驭中，他必须守住两条底线：一条是路线底线，其中任何一派胆敢突破他的路线底线，则彻底翦灭之，绝不留后患；另一条是驾驭底线，即只准手下两派被他所制衡、运动、驾驭，而决不允许任何一派对他本人进行反运动、反制衡、反驾驭。

　　第九，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想像中已经“自成一体、尾大不掉”的刘少奇“集团”惨遭“覆灭”，文革中毛泽东依靠的“两杆子”势力充实了中央权力核心层。而“两杆子”之间的龃龉在九大前后已经出现，这还是围绕党内权力再分配刚刚产生的，好在双方基本上“利益均沾”，勉强算得上“皆大欢喜”。然而，在不久的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上，双方的裂痕还能弥合，彼此还能“握手言欢”吗？总之，九大以后，毛泽东麾下“枪杆子”“笔杆子”两派政治势力的形成和对决，已成定局。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两派力量在党的核心权力天平上并不平衡。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枪杆子”在党的核心层坐大，成了毛泽东一块新的最大的心病。他不想让这股势力在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中继续坐大，以防“尾大不掉”，这就是他反复强调在四届人大中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初衷，这也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迅速倒向“笔杆子”一方的主要原因。

　　第十，在中国的君主独裁体制中，举凡被有为君主驾驭的权力核心层中群臣派系斗争，都是极为险恶的政治漩涡甚至权力陷阱，一旦进入，便成骑虎之势，身不由已，无法解脱。此间，各派的得失荣辱，生死存亡，似两牛角力，悬于抵牾中一寸一厘的攻守进退之中。其后果，则非胜即败，非生即死，非兴即亡，非荣即辱，全身而退者、安然出局者几乎没有。在这个漩涡中，凡被淘汰出局者，下场都极为可悲。因此，一旦双方势均力敌的均衡对峙局面被打破，则各方无不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以免出局。这类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已被反复证明。可见，庐山上的一场抵牾虽然事发偶然，但酿成一场生死搏斗却事在必然，林彪作为“枪杆子”一派的担纲者，无论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旦卷入这个险恶的政治漩涡，就身不由已，势如骑虎，其中大量的“动作”，实质上出于一种政治求生的本能挣扎。

　　上面几条，只是笔者例举的几条破解林彪事件的逻辑经纬，并不是全部，或许还有更重要的被疏漏掉了。笔者以为，只有各位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找到全部逻辑经纬并有序编织，尤如画家打上方格的画布，则林彪事件中各种扑朔迷离的情节、环节、细节、各类当事者在事件中的位置和作用，才可能在这张画布上有序归位，从而勾勒出林彪事件真相的基本轮廓。

　　大海之声，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