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自审（上）

　　写在前面：再过几天，就是举世皆知的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公共诞辰“8月18日”。四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突发奇想，首次在天安门接见参加文革的“百万革命大军”（红卫兵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象征性地接受了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北京红卫兵代表献给他的红卫兵袖章。自此，红卫兵--这个当时仅存在于北京某些中学、并且还处于自发和半秘密状态的组织，一夜之间就被推向全国，迅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所以，“8月18日”一向被视为这支“御林军”的集体诞辰。这是毛在文革中突然发现、突然启用的一支奇兵，是其不按常理出牌的军事韬略在政治上的诡异点化。依靠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忠心耿耿的“圣斗士军团”，毛很快就将他的对手、连同他苦心建构且已渐成板结之势的体制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正如毛的诗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顿时，整个中国陷入一片空前的迷乱和疯狂，开始了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的动荡和战乱（武斗）。尽管认真说来，红卫兵运动存在的时间不过两年，但它的破坏力、杀伤力和影响力，却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持久的。以致而今，红卫兵已经成了文革劫难的符号化象征。在此后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中，有关红卫兵是否应该作出忏悔或道歉的问题，也一直是思想、文化界颇为关注的话题。如今，随着文革的远去，当年的红卫兵一代已经步入晚景，即将完成他们的人生谢幕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前红卫兵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曾被他伤害过的老师和同学进行公开道歉的“公共事件”。虽然这不是来自红卫兵的第一例道歉（此前已经有了好几例形式不同的道歉，如年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申小珂等人2011年向老师的道歉），但它却在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和讨论。以下一篇旧文，是作者涉及此一问题的个人思考之一；另一篇则是笔者在凭吊重庆著名的“文革墓群”之后，对文革及红卫兵运动所作出的一点肤浅的思考和追问。姑借此红卫兵诞辰将临之际，一并将其传上，也算是对前述道歉事件的一种关注与回应吧。

——笔者2013年8月11日 记


　　前几年，随着“知青热”、“老三届热”的兴起，有关第三代人的话题又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视点。饱经沧桑的一代于是又被拖回到消隐的舞台上，再度成为人们评头品足的对象。

　　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间，第三代人的话题就一直是个从未真正间断的话题。从最早关于“垮掉的一代”、“思考的一代”等等的不同议论，到后来“魂系黑（黄）土地”、“重返知青河”的梦幻，从“伤痕文学”所引出的对一代人命运的关切，到而今仍在与第四代人纠缠不清的“跨世纪对话”，可以说，历史从未真正冷落过第三代人。只是其间，无论是旁人的评论还是自我的叙说，情绪性的同情、赞赏、怨屈、怀旧和申辩，似更多于冷静的反思，特别是来自第三代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检省就更为鲜见。在这种情况下，《天涯》1996年第5 期推出的一组关于第三代人的文章就显得颇为引人瞩目。尤其是其中两篇--李锐《无言的悲哀》、陈思和《面对沧桑看云时》，恰好谈论的都是对红卫兵运动如何进行反思的问题，而且又恰好都点出了颇为敏感的红卫兵“兽性”问题。所以，这两篇文章自然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

　　坦率地说，读这两篇文章，感受是不尽相同的。李锐的文章，侧重点在于追问红卫兵的“兽欲”从何而来--“羊”如何变成了“狼”？而陈思和的文章，重点则在论说红卫兵为何以及又该怎样去为自己的“兽欲”忏悔！--问题是尖锐的，也是不容回避的。但恰恰正是在这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上，陈先生的某些提法和看法却很难令人苟同。

　　譬如，在反驳某些把红卫兵现象“等同于一种批判精神”的议论时，陈先生指出：“红卫兵的要害在于权力者利用青少年的幼稚，用革命魔术煽起了青年心中骚动和反抗的激情；反过来，青年人又利用权力，企图实现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和发泄蛰伏于本能的兽性欲望……”（《面对沧桑看云时》，《天涯》1996年第5 期）把红卫兵在现代迷信和极权政治的蛊惑下所产生的那种“横扫一切”的理性迷狂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批判精神”而加以张扬固然不妥，但像这里所说的这样，笼统地将红卫兵由此而产生的灵魂扭曲和行为畸变全都当作一种自主意识和自觉选择（“青年人又利用权力，企图实现……”）却也未必恰当。尽管陈先生并未忘记指出来自“权力者”的“第一次推动”（“革命魔术”的煽动），但他真正关注，真正要强调的却是红卫兵自身的问题！在整整一代老三届作家，或者更广义地说，整整一代老三届知识分子都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挖掘自己一代人灵魂深处的罪恶感”（同上）的情况下，我很能理解陈先生这种为使问题凸显而不得不选择“片面”（“深刻的片面”？）的一番苦心。问题在于，这样是否就真的能走向“深刻”？反思红卫兵问题--即使是从红卫兵角度来进行的自我反思，是否就可以把造成红卫兵现象的那些外在条件、历史因缘完全撇开，不置一词？这种将客观因素存而不论，只从主观角度去直戳“痛点”的方法，是否就真能把红卫兵问题说透彻？是否就能使人认识到红卫兵忏悔的必要和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是否因为这种需要就可以主观随意地将红卫兵受人利用的历史角色转换成一种自觉扮演的政治角色？如果这样立论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又该把那些利用红卫兵的愚昧与狂热去火中取栗，攫夺权力的野心家、既得利益者们置于何地？同时，我们又将如何去面对和回答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简单事实：当年的红卫兵们--至少就其主体而言，确乎都还只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一群多未成年的无知少年和青年！我们该怎样去解释这些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不算成熟的半大孩子，何以“先天”就有了对“权力的迷醉”？又如何去解释，陷于这种“迷醉”和疯狂的，还有那些成千上万的成年人，知识分子，乃至大名鼎鼎的学者、名流？

　　所以，我认为，就即使只是针对红卫兵运动而言，我们的反思也应该是双重的：一重指向历史，一重指向自身。指向历史，是为了搞清造成红卫兵现象的那些社会历史原因，搞清“羊”是如何变成“狼”的；指向自身，则是要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来作出自我的反思与自审，其中包括反思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该怎样去忏悔、忏悔些什么等等。在我看来，前者远远重于后者！试想一下，能使成千上万天真烂漫的少年和青年--不，是整整一代人，一下子就从温顺驯服的羔羊变成凶恶歹毒的狼仔，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革命魔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病毒”、“遗传变异”会具有如此神力，以至能造成如此旷古罕见的人性大扭曲？！如此巨大而可怕的精神返祖现象？？--要说“要害”，这才是真正的要害！反思红卫兵问题，如果不抓住这一点，就有可能放过真正的巨凶罪首。

　　所以，我愿借此机会，谈一点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算不得什么“商榷”，至多只能算是被引发出来的一点不同意见而已。


　　关于“权力的迷醉”

　　陈先生写道：“要反省红卫兵的问题，应该抓住两头，权力的迷醉和兽欲的失控。他们大搞现代迷信和大反官僚体制，看上去是极为对立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契合处，是对最高权力的迷醉，他们误以为权力给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机会，才去心花怒放地充当政治打手。”(《面对沧桑看云时》，《天涯》1996年第5 期)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注意到，在这段话以及前引“红卫兵的要害在于……”的那段话中，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权力的迷醉”，是个没有时（期）限，没有阶段性区分的笼统表述。因此，在他的笔下，“权力的迷醉”事实上就是一个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产生而产生的、与之俱来的问题！但依我看，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与之俱来”上。从论说的角度讲，这里虽然照顾到了自身（论说）的逻辑：先有权力的迷醉，再有兽欲的发泄，但逻辑并不等于事实。而事实是：至少在红卫兵运动的初期或早期，并不存在什么对权力的迷醉问题；权力对红卫兵的诱惑和腐蚀，主要发生于红卫兵运动的中、后期。这一点，凡是熟悉红卫兵运动史的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

　　红卫兵运动诞生于1966年6月，兴起于1966年8月。在从6月到8月的这段时间里，红卫兵还只是个半秘密、半公开，不具有严格组织意义的自发集合体，或者像清华附中那几个红卫兵创始人所说的那样，还只是一种“集体署名”，而且又仅只限于北京地区少数几所中学的少数学生中。这是红卫兵运动从非法到合法的酝酿阶段。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是以8月18日毛泽东的首次接见为标志，最高领导的支持一下子就把红卫兵迅猛地推向全国，由此方拉开了这个“红色血魔”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与北京最早诞生的红卫兵相比，这一时期出现在全国各校园里的红卫兵组织，至少有以下不同：北京最早产生的红卫兵，是不满于学校当局对他们的压制而自发成立的，因此，它天生就具有一种反叛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虽然后来成为保守派“老兵”，但那是运动矛盾发生转化的结果。而各地校园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则是由把持校政的工作组、校文革（全称“文化革命委员会”）群起响应领袖号召，模仿北京模式一手操持出来的“官方组织”，因而实质上是学校当局手中一支颇为驯服的工具，以至在后来兴起的造反运动中，它们皆被蔑称为“老保红卫兵”。同时也正因为这一点，参加红卫兵的，大多是由学校当局按照新的（文革的）阶级分析法，“优选”出来的所谓“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对于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校园风暴中突然当红的“第一代（批）”红卫兵而言，除了因出身“纯正”而产生某种优越感之外，他们甚至连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都还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又如何可能会去想到（更不用说迷醉了）离他们还那么遥远的权力呢？顺便指出，如今已被视为红卫兵狂暴典型的“破四旧”（这恰恰是红卫兵“兽欲”的首次大发作），恰好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权力迷醉”导致“兽欲失控”的逻辑的最好驳诘。

　　红卫兵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造反和夺权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1966年的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这是红卫兵运动的极盛时期。经过大串连的震荡、组合，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怒潮”中形成的“造反运动”，使“造反派红卫兵”脱颖而出，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各种自发成立的“战斗队”，“造反团”遍布校园，组织林立，并且杀向社会。庞大的跨校际组织出现了，并很快就随着夺权斗争的到来而分裂成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这里，夺权斗争是个关键，是引发红卫兵权欲的一个重要契机。它使那些满怀激情，充满理想的“革命小将”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离权力有多近，在造反与掌权之间存在着何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才产生了“权力的迷醉”，并围绕着权力，展开了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两派大对抗。但同时，也不该忘记的是，一旦他们有了这种权力的意识和觉醒，他们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这时，他们之反对什么，打击什么，便就有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狭隘的自身利益。斗争仍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但斗争的实质和内容，却逐渐离开了革命的主航道，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地域性的派别冲突里。派性由是而成为此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旋律。

　　从1967年10月开始的“革命大联合”，到1968年11月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衰落和终结期。这一时期的最主要标志，是随着派性的加剧和武斗的升级，工人组织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和中坚，红卫兵则逐渐退居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在这个阶段，权力斗争虽然还对一部分红卫兵领袖和骨干具有吸引力，但已有不少人开始感到失望和厌倦。“逍遥派”出现了，少数思想敏锐的人则开始了自己的怀疑和思考，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六八年人”（朱学勤语），这是整个红卫兵运动从衰落走向消亡阶段的最重要收获。因此，“逍遥派”的出现，既可看作是对前一阶段整个红卫兵群体革命激情的反动，也可看作是后来知青时代由幻灭走向觉醒的先声。

　　自不待言，这里之所以要如此费力地去论证或计较“权力的迷醉”所发生的时期或契机，目的当然不是要为红卫兵辩护，而是要藉以说明，当年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学生投身文革的初始动因，除了“革命魔法”的煽惑之外，确确实实都是出自他们在长期的病态教育下所形成的那种偏执的理想狂热和盲目的革命激情；时代的特征和他们的幼稚无知、愚昧盲从都决定了，他们的确只是一支受人利用的工具！不管是他们最终的命运，还是他们自身的悲剧，以及他们所造下的罪孽，实质上都离不开这一点。

　　那么，承认这一点，承认红卫兵的幼稚和盲目，理想和激情，是不是就意味着（暗含着）为他们开脱，说他们无须忏悔呢？或者，如陈思和先生所反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忏悔的呢？忏悔幼稚和激情？忏悔对理想的轻信和追求？”（同上）似乎只要和理想与激情沾边，红卫兵的行为就会变得高尚而无可置疑了。但照我看来，对于红卫兵这个历史怪胎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有没有“理想”，有没有“激情”，而是在于那是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激情”？古今中外，在美丽动人的口号下演出血淋淋的罪恶这样的事例还少吗？因此，今天来反思红卫兵问题，决不能因为它有一个虚幻的“理想”外表就被唬住，更不该被它高尚的动机和邪恶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反差所迷惑，以至硬要用一个“权力的迷醉”去冒名顶替，换下美丽的“理想”外衣才敢放心地鞭鞑他们的恶行。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好好想一下，在红卫兵的目的和手段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在他们所崇奉的“理想”和所表现出来的“兽欲”之间，究竟有没有、或者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不正视这一点，单凭一个“权力的迷醉”，就很难解释何以除了红卫兵之外，还有那么多“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也会陷入同样的迷狂和出现同样的兽欲失控？


　　关于“兽欲的失控”

　　照陈思和先生的看法，这是个关系到红卫兵该不该忏悔的问题。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写道：“在我看来，红卫兵之所以应该忏悔而且必须忏悔的，不是这些表面的现象（指‘幼稚’、‘盲目’、‘理想’、‘激情’等--引者），而是在于他们的灵魂深处所潜伏的野兽的本能”。（同上）

　　这末一句话恐怕有欠推敲，不够准确。因为，如果只是“灵魂深处潜伏着的野兽本能”，那么，该忏悔的又岂止仅是红卫兵？我们哪一个人的身上又不“潜伏着”或多或少的野兽本能？人性中本就离不开兽性。所以，我仍愿意把这话理解为陈先生所说的“兽欲的失控”。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需要作些讨论和澄清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在文革中，兽欲的失控与横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不只是红卫兵，而且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陷入人性迷失、兽性猖狂的颠倒与迷乱之中。不同之处在于，红卫兵是其始作俑者，这就是曾被《人民日报》大声捧喝“好得很”的“破四旧”。正是在这场至今仍令过来人谈虎色变的狂风中，狼性大发的红卫兵以其混杂着愚昧和野蛮的狂暴，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令希特勒的褐杉党都要相形见绌的“水晶之夜”！从对器物进行荒唐至极的毁灭性破坏开始，到私设刑堂和监狱，对老师、校长、同学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施行残酷的肉体摧残--直至将人活活打死！红卫兵以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暴行所制造的“红色恐怖”及其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姿意践踏和凌辱，最先撕去了社会心理那一道本就很脆弱、很稀薄的人道防线，为后来许许多多大规模的集体暴行开启了罪恶的先例。其间，红卫兵对人、对人的权利和尊严，乃至对人的生命的那种极端的冷漠和蔑视，那种姿意的践踏和蹂躏，那种报复似的狂欢、取乐，直到今天，仍可以从许多受害者的笔下，听到那令人颤栗的控诉。对很多人来说，红卫兵的暴行甚至已经成为文革劫难的标志和象征。从此，一个耻辱与罪恶的印记，便深深地烙在他们的额上，成为他们再也无法抹去的“红字”！--历史就是这样定格，留下了那张充满罪恶的红卫兵肖像。

　　不过，当我们对历史进行了这样一番审视与检索之后，我们却又发现，正是那些率先由红卫兵而引发的“兽欲”，在后来的派性武斗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就程度来说，都被发挥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地步。上海围攻“上柴联司”的武斗，广西对“4﹒22 派”的血腥镇压，重庆的重型武器大战(高射机枪、坦克等等)，湖南“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惨无人道等等，这些由成年人，“群专队”，甚至是训练有素的武装组织所参与制造的惨案、血案，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兽欲失控，而是赤裸裸的集体大屠杀！手边正好有本名为《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的书，但我却没有勇气去援引其中那些令人毛骨耸然的例子。我只是不安地发现，在控诉文革、控诉文革中的兽行和暴虐时，人们为什么很容易漏掉和忘掉这一段历史？是因为他们对红卫兵的残暴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当年在红卫兵的皮带与脚尖之下过来的“牛鬼蛇神”们，由于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因而比一般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机会？或者，是因为那些在梭标和腾帽、刺刀和枪弹中存活下来的人，已经恐惧到连回忆都忍受不了，因而宁愿沉默，宁愿遗忘？--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现象。对于每一位受难者来说，他们有理由记住自己认为最应该记住的东西，也有权利控诉自己认为最应该控诉的罪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剥夺的！但对研究者、思想者来说--尽管有的研究者、思考者同时也就是受难者--历史却有权利要求他们应该尽可能地以冷静和理智的眼光去考察历史，考察繁复的历史表像与潜隐的历史本质之间的联结，把握好历史“切片”与历史整体的内在关联。（未完待续）

　　杜应国，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