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告密者的袁世凯

　　戊戌年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来到法华寺见袁世凯，二人就“锢后”的问题展开谈话，期间虽说谭以手枪相威胁，然而袁世凯还是答应他，如果这样能够拯救国家，那么，让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不是不可以。

　　然而在谭嗣同走后，法华寺里发生的事情，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是，谭嗣同走后，袁世凯便闭门不出，再不见客。他悄悄的跑到颐和园（康有为晚年说是派人传信）告知慈禧戊戌党人的政变事实，听闻消息的慈禧为了争取时间，在19日清晨匆忙赶回紫禁城。戊戌政变，宣告爆发。其后诛杀戊戌党人，康梁流亡国外，而至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皆因袁世凯之为祸首。

　　另外的说法出现在《清实录》以及袁世凯在事后补记并呈御览的《戊戌日记》。谭嗣同走后，项城起初既不想告密，也不想得罪老佛爷，于是他闭门谢客，直至次日政变爆发，他方慌忙找到荣禄，像“老师”求教解脱之法。于是荣禄暗示他立刻向太后告发戊戌党人，既为自保，也是为了国家的军事改革。于是才有了袁世凯如同“补课”般的告密奉上《日记》，也才有了所谓的戊戌党人被“问责”的后话。

　　实际上，直到政变前夕，戊戌党人仍然没有明确的将矛头指向袁项城，否则便他们便不会再关键的时候前去找慰亭帮忙。在康梁党人的变法过程中，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是出力最多的话，那么为了支持维新人士的党团活动，袁世凯则是出钱最多的一个。在袁世凯看来，康梁所做的，应该是迅速看齐西方的好事，也是让国家以最快速度走上立宪道路的扛鼎大事；他认为康梁将有这样一番作为，因此在资金上，项城也是尽其所能，既是为自己在未来可能的政治利益的“蛋糕”之中不至一无所获，也是为了国家至少是他的新军能够有个更好的前景。故康南海后来自称在八月份便下了“锢后”、“杀袁”的决心，或者是他康有为没有良心，将项城送给的银子全部忘记，或者就是南海先生为了故意对立正在健康发展的“鹰派”首领，而为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加分而故意说的谎话。

　　然而不管怎样，戊戌之后的康梁等人，已经很难对于袁世凯在政治生命上的高歌猛进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叛徒，国内的多数臣民已经看清了他们意图篡权的真实意图。

　　不过，袁宫保的“告密”恶名，在经恼羞成怒的康有为大加宣传之后，被深深地刻入了历史的最深处。两年后，当有西方记者问及袁世凯“告密”之事，宫保直言：“哭笑不得。”

　　宫保可能确乎哭笑不得，因为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向这位西方记者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与行为。项城的矛盾在于，首先，他不知道那时的自己到底是资助了改革还是纵容了痞子；其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直到最后关头还不愿意告密，以至于差点使得戊戌党人免于公正的惩罚；再者，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躺着中枪”。

　　对袁世凯而言，他是希望改革的。当南海会馆里响起第一声讲习变法精神的呼告，当《法兰西政变记》被袁世凯大声叫好的畅快读完，项城似乎已经明白，自己应该支持这样的力量，因为他们也许能够挽救中国的命运。故而在维新党团在京城活动期间，慰亭便派专人与之联络，并不断的为之提供经费，甚至还将军队中存在的政治弊端写成汇总交给南海会馆讨论。而当六月来临，戊戌党人在会试之后均被分派官职，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也在一种怪诞的气氛之中逐渐展开。这时的袁世凯，对有关于他的政改指令予以坚决的执行，并且始终不渝的向维新党人继续提供着实际的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随着光绪皇帝的变法谕旨以每天三道的速度接连下发，袁世凯变得犹豫了。这到底是变法？还是别有用心的“爱国贼”在操纵政局？

　　终于，令项城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了，八月上旬，康有为竟然向光绪提出了“中、日、美”三家“合邦”的治国理念。这个治国理念意在三个国家之上再行成立一个“集团公司”，而三个国家统归这个“集团总部”领导，这样，便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并间接的实现中国的真正“富强”。这哪里是要改革？这是要亡国。

　　直到这时，袁宫保才看清了戊戌党人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接变法之际，为自己在未来的政治利益中“预定”理想的席位。维新党人根本不在乎“国家向何处去”，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向何处去”。袁世凯迷茫了，他也许没有想到真正的维新党人竟然是这般模样，出于最后的信任，她还是决定暂不将实情向朝廷说出，因为即便目的不纯，如果他们能为国家做事，那其效用则还是积极的。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直到政变前夕，戊戌党人依然尊奉演宫保为其“大佬”的说法。

　　但直到最后，维新派也没做出一件令袁世凯感到满意的事情。他们竟然要直接斩断大清帝国的改革命脉，亦即要“锢后”而架空光绪，以行篡权之实。这已经不再是政改，而是政变。故当谭嗣同找到袁世凯，希望在其帮助下“兵围颐和园”时，袁世凯虽然嘴上答应，但心里却十分矛盾。他既想给改革派留下最后的余地，同时又知道帮助他们做事会招来怎样的后果？更会对国家造成何等危害？因此，他只能用不行动，而代替任何的行动，坐观其变。

　　其实，在整个戊戌政变之中，应当被康南海骂断脊梁骨的，应该是甘军的统帅董福祥。他奉旨率先带兵进京，并且在京城内大肆搜捕维新党人，造成了许多的冤假错案；然而，也许是出于更大的恨意，康有为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的“叛徒”袁世凯。故而戊戌之后，对于维新派“怀有深厚感情”的袁宫保在保皇党的口水之下“躺着中枪”。

　　袁世凯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支持的本该成为政改“中坚”的维新派为何对自己的苦心就是不领情？而自己在看清维新派“篡权”、“祸国”事实后的告密，为什么也被提前了两天？不过，他能想通的问题在于，维新派之所以拿他当作戕害改革的祸首，也许是因为他在这场政变之后，“因功”而被擢升为了山东巡抚，进而直隶总督，权势达到了难以企及的地步。

　　袁世凯成为告密者，在康南海内心的深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项城达到了他康南海最想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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