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对义和团运动精神的继承（中）

　
　　三、义和团运动对原始氏族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壁垒机制的放大和强化，以及这种原始文化精神在“文革”时的复兴
　
　　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与抗日战争是中国在20世纪经历的两次反抗侵略的战争，两者之间虽然仅隔30多年，但是它们的方式、结局、战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等文化特质都有着天壤之别。那么，为什么本世纪初中国人的反侵略采取了义和团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文化特质又是什么？显然，我们对义和团运动何以会对“文革”产生巨大影响的说明，只能从解答这两个问题开始。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压迫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正如西方政治学家所说：“一切民族都是应该拥有一种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自卫“是战争的唯一正当理由。”但是义和团运动对侵略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却与后来的抗日战争完全不同。从本文关注的角度来说，义和团运动最主要的文化特质有二：一是在对近代以来世界巨大变化一无所知的前提下，站在发源于氏族时代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壁垒机制的立场上，看待当时的中外关系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二是由前述文化观念、世界观念所决定，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必然具有强烈的原始宗教性质，并由此伴生诸如执迷的宗教崇拜、狂热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异端者的极端仇视、对巫术等非理性方法的普遍虔信等等宗教文化现象。而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义和团运动的命运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命运不仅在当时是最具悲剧性的，而且当它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埋下的遗绪得以在“文革”的环境中重新急遽膨胀时，它再次导致的，也仍然只能是巨大的民族惨剧。在本节和下节中，我们将对义和团运动的上述两大特质加以叙述。
　
　　1840年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工业资本化时代的结果。因此，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和世界格局的正确认识，也就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按理说，希望马上就要进入20世纪的中国国民初步具备这样的认识并非苛求，因为至义和团运动爆发的1899年，上距鸦片战争、以及林则徐主持翻译《四洲志》（译自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版的英国学者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已经过去六十年，距魏源刊刻他的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内容为介绍世界地理及世界各国政治、军事、文化情况）也已五十多年；但实际上这时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们对西方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这种认识非但丝毫不具备现代观念的性质，相反，他们反倒是从非常原始的文化观念出发，将西方文化和一切西方人统统视为由野兽蛇蝎幻化而成的魔鬼，并认为这些万恶的牛鬼蛇神是用种种妖术邪法破坏了大清国固有的安宁和神圣的宇宙秩序。显然，这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康熙开放海禁以后，那种把欧洲人视为不奉天朝正朔、奸宄莫测的“红毛番”的观念都大大倒退了。
　
　　可是此时在国民中极广泛地流行的，正是这种极为落后的观念，它甚至成为了狂热地催动义和团运动“反洋、杀洋”的理念基础。例如早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在各地流行的“反洋教揭帖”对英国的描述：
　
　　【有如逆夷英咭利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者也。……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王毅注：“山书”即《山海经》；“虺”即毒蛇）！】
　
　　类似的判定我们随后还将举出许多，现在需要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把一切西方人和西方文化视为毒蛇怪畜和牛鬼蛇神的文化观念是从何而来的？义和团运动又何以必然要以这种文化观念作为自己的思维基础？
　
　　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后世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与原始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与此相类似，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文化观不仅也是从原始文化中发源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后来的“扫除全世界一切害人虫”在“文革”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文化功能一样，以异族敌族为牛鬼蛇神的对外文化观念，也是原始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众所周知，在原始时代，氏族内部通过对本族图腾的崇拜而结成一体、与氏族之间通过对异图腾的排斥和敌视而建立对异族的文化壁垒，是当时文化中相互支撑的两项最主要内容。从内部文化结构来说，本族成员在同一图腾庇护下的一体化，与由此而形成自足、自治的社会形态，构成了氏族文化的核心，所以摩尔根把“亲属的团结”作为氏族三大特征之首，他又说：氏族观念“相信有一位共同的始祖，这位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氏族成员却把它视为神圣的而深信不疑；并且以此作为他们之间相互结合的一条重要的纽带”；因而“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由于全氏族的亲和是他们共同始祖和图腾之神性的具体体现，所以这个文化体系所注定的就是：“人的个体性被氏族性所掩盖了。”
　
　　与上述对内机制相辅相成的，是氏族文化的对外机制，其特质在于：随时强调本氏族图腾的独特、神秘和至高无上，并由此建立起对一切异氏族和异图腾的本能抗御机制，否则就无“氏族”可言了。这就是古人反复强调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如果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氏族社会的上述文化机制更具体地表现为下列一些重要的原则，并且长期在以后的社会形态中，或显或隐地顽强保留和发挥着其原始的功能：
　
　　第一，认为天地之间唯有本氏族的图腾和庇护神才是最为伟大、创造万物和无比神圣的，而对于异族和异神则竭力仇视。
　
　　在原始文化中，图腾、祖先神、大救星等等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秘而崇高的力量，其基本功能在于对子民的赐生、对宇宙万物和宇宙秩序的创造。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神化只被赋予本氏族的图腾及其创造的一切。例如印第安人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中说：“起初，这里有许多印第安人，因为上帝首先创造了他们。然后，上帝创造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牧师。很久以后，上帝创造了波士顿人和乔治王人。又过了一段时间，上帝创造了黑人和一个长尾巴的中国人（译注：指后来移居美国的留长辫子的中国人）。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这些人都是新人，只有印第安人才算是古代人。”再如卡犹斯族印第安人认为：原来“世界上所有的火种”都藏在他们部族附近的一座神山里，只是因为自己部族的创世英雄偷出了火种，世界上才有了光明和温暖。一些印第安人甚至认为鸟羽等本族信奉的灵物是“世界上顶伟大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这唯有对本氏族图腾和神明才加以竭力神化和无限崇拜的原则亦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最有名的比如：商代人原本认为只有自己是天帝的子孙；而及至商、周战争之际，周人为了压倒这个神话，就遵循这一传统模式而强调只有自己的祖先神才是天帝的嫡亲子孙，而且天帝为了将这一消息告诉世人，特意命令传达其神意的凤凰把家从商朝祖先神的神社，搬到了周人祖先神的神社之上。所以按照这种神圣的宗教原则，宇宙之间虽有天地之大和千国万族之众，但其中却只有本氏族的祖先神的神王才是神圣天意的体现者，才有资格成为天地与人世间的联系者；只有本氏族的神王，才能代表神圣的天意、并作为举世万邦的“大救星”而去布置世间万物的法度秩序。人类学家曾详细说明原始文化的这一原则：
　
　　原始民族对于“我群”（we－group）与“他群”（others－group）的分别很明，……我群内的相互关系是和平、秩序、法律、政治等；对于他群……常是战争与劫掠。在群内的感情是忠诚、牺牲，对群外则为仇恨与欺侮；对内为友爱，对外则好战。……这种感情并为宗教所赞成，我群的祖先的鬼也和他群祖先的鬼为仇敌而喜欢子孙们仇外，且加以冥佑。这两种标准不相反对，因为对外的仇恨更能促成对内的和平，对内的友爱更能增对外的横暴。
　
　　由于上述心理遂发生“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便是……只爱我群而排斥他群。……抬高我群的神灵，对于他群则加以轻蔑。……各民族常有称己族为“人”，其意以为只有己族方是人，各族的神话常自述其为真正或唯一的人种。自述己族为神的后裔。
　
　　可见在原始时代，“仇外”不仅是美德，而且更是氏族及其图腾的基本文化功能。
　
　　第二，图腾的神性是与氏族的生存空间相契合的，因此这种神性从本源上就必然伴生着文化空间上的对外壁垒机制。
　
　　摩尔根说：“氏族成了宗教发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仪式的发祥地。”这就是说，只有在本氏族的空间范围之内，图腾才能得到神性的源泉；反之，对图腾的“无限崇拜”，也同时就是对本氏族空间界限的强化。即如卡西尔所说：
　
　　这种神圣观念到处都与总的空间观和独特空间界线联系在一起。某种神话－宗教情感与空间“界限”的事实联系着。人们对界限的崇拜和对它神圣性的敬畏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以近似的手法表现出来。……每项有神话意义的内容……都形成自身的存在圈，一个被固定界线同其周围事物分割开的禁闭区域，而只有在这个分割中，它才获得一种独特的宗教形式。
　
　　由此可见，文化上的封闭是神圣图腾的天然和根本属性。更有学者指出：“人与地理环境的早期关系似乎有一种神秘和迷信质，土地、树木、植物、动物、河流、湖泊都被看作是可以与之保持人际关系的超自然力量。通过祭祀可以得到这种关系，违背禁忌就失去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讲，领土也被人格化、主体化了而不是被看作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客体。”　在以往的社会中，图腾的这种“禁闭区域”性总是直接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宗教制度中。例如古代的祭祀神明、占卜神意的宗教仪式不能在本国以外的地方举行；国家礼制中也规定：“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而且，连祭祀神明的祭器也不能被带出境外。由此可知，除了征服异族并彻底摧毁其神明之外，图腾的神性不能在本氏族以外的空间中生存。
　
　　“禁闭区域”的另一重要原则是：要绝对禁止外族人对本氏族图腾可能的触犯。所以中国和世界上许许多多氏族部落都有一项共同的禁忌：祭祀图腾的仪式决不允许异族人参加，在举行祭祀的时期，村寨要用设置路障标志等等办法严格禁止外族人入村。某些氏族更是“在充满嫉妒气氛的彼此隔绝的状态中举行仪式”，外人“如看到仪式的举行将被处死。”
　
　　第三，由于图腾的神性是通过亿万种随处皆在渠道渗透到氏族内受其庇护的万事万物之中，所以每一氏族都不仅如摩尔根所说“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氏族内的文化完备性及其具体的组织形态，都直接体现着本图腾至上的神性。著名人类学家杜尔凯姆在研究了图腾制度之后精辟地指出：“氏族神，即图腾崇拜的基础，并非其他什么，正是氏族本身”。列维－布留尔则更详细地论述了图腾的神性是怎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本氏族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细微事物之中，从而使所有这一切都因其自身所体现的共同神性而结为一体的：
　
　　每个（氏族）社会集体都感到自己与它们占据的或者将要迁去的那个地域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土地和社会集体之间存在着互渗关系，等于是一种神秘的所有权，……在这个确定的地域中，具有自己特殊的地貌和地形，自己特有的山岩、树木、泉水、沙丘等等的每个地方，又是与居留在那里的或者向人们显现处的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存在物神秘地联系着，与在那里等待着转生的个人的魂神秘地联系着。
　
　　所以，任何氏族外人员的到来和外来文化因素的输入，都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入侵；而且更可能因为其必然触犯这个神圣的、高度一体化的“神秘的所有权”而导致宗教意义上的巨大威胁和灾难：
　
　　在这个空间、因果关系、时间全都与我们大不相同的闭塞的世界中，社会的成员们感到自己是与其他一个或一群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存在物联系着的。……这土地在神秘意义上“属于”这个集体。神秘的关系把这个集体的活的与死的成员、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允许该集体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无疑不能容忍其它集体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人类所居住的土地也是这个集体本身：它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居住，而其他任何集体假如想要占据这块土地并在它们上面定居下来，它就会遭到最严重的危险。
　
　　与这种神圣的对外文化壁垒相一致的，是任何外来文化对本氏族固有文化的改变，都是对上述神秘的一体化和所有权的极大侵害，都是对本氏族图腾禁忌性的最严重的触犯：
　
　　（物品）形状中改变了哪怕是最微小的细部，这些（神圣）属性就不为人所控制了。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革新也会招来威胁，它能解放敌对的力量，招来革新者本人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的毁灭。
　
　　对于原始人来说，甚至连一条小路也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原因是：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厌恶违反习惯的改变。……他们害怕由于废弃旧路和改用新路而引起不测可能是悲惨的后果，象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小路也有自己的神秘属性。
　
　　因而在这种原始观念看来，任何最细微不过的外来文化因素的传入，都必然因触犯图腾无所不在的神圣性而导致的全族的巨大灾难、甚至使宇宙固有的神圣秩序遭致混乱和倾覆：
　
　　天主教传教士们（在刚果）登陆以后，那里缺雨，庄稼开始受旱。居民们硬要把旱灾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他们的长袍，……发亮的胶皮雨衣、奇怪的帽子、安乐椅、什么没见过的工具，都能引起土人们忧虑重重的猜疑。……长袍、三烟囱的轮船、雨衣、升着旗帜的桅杆等等的神秘能力，总之，任何不平常的东西，难道不能引起什么后果吗？
　
　　而我国的纳西族东巴教的《祭天歌》中也明确地说：“承接不了先祖的古规，就不能与天界保持联系。”由中外这些例子可见，在原始文化体系中，人们对任何外来文化因素的排斥与拒绝，都决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权宜的或者个人功利的选择，而是维系整个神秘属性、宇宙模式和文化形态之延续生存的根本要求；是使神圣的图腾及其文化秩序，免于永远沦入悲惨世界末日（用“文革”流行的话说，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红色的江山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
　
　　第四，与本氏族相异的图腾和相异的文化，往往就是引发巨大灾祸和制造阴谋毒害的牛鬼蛇神和害人虫。
　
　　原始人把本氏族的图腾视为创造一切幸福的“大救星”，同时又认为世界的构成和运行是善神与恶魔二元对立的结果，而这种观念与上述氏族自我中心主义及对外壁垒机制相结合的结果，就必然是以异族、异教为毒魔恶鬼。世界众多部族的原始先民都曾普遍信奉这一重要准则，因此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许多遗迹。例如“澳大利亚库尔奈部落把本部落的亡灵视为善灵，敌对部落的亡灵则是恶鬼，西伯利亚埃文克人认为本氏族的保护灵侵入敌对氏族领域，便会引起敌对氏族瘟疫流行。”又如“当美拉尼亚人头一次看见白种人，他们把白种人当成鬼”。西方文化中更典型的例子，则是中世纪基督教曾把一切异端视为是万恶之源的魔鬼，将原来的民间神只视为撒旦等牛鬼蛇神。例如“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这些恶魔引起的’，……在神甫们的著作中，‘恶魔’就是指异教神，神甫们认为基督教的发展触怒了他们。”而这些被世人极端仇视的魔鬼，原本只是异族所崇奉的神只。
　
　　同其世界他民族一样，我国原始文化亦视异族为鬼，例如：
　
　　萨满教中的祖先崇拜，有某种排它性，即只承认一部一族一姓的父系祖先鬼魂是其神灵或称氏族的保护灵，而对外族外部外姓的祖先亡魂不予崇拜，更认为没有庇护子孙的作用，甚至视为鬼惑而予以驱灾避邪。
　
　　其他许多民族亦皆以异族为邪鬼，甚至认为己族与他族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些邪恶的鬼灵挑起的。
　
　　以异族为邪恶鬼怪的原始宗教观念又是与前述文化和地理上的“禁闭区域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古时人们认为：自己文化圈以外的四面八方，必定都是一片无际的黑暗和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甚至遍布无数凶恶噬人的毒蛇猛兽和让人毛骨悚然的害人虫。两千年前的文学名篇《楚辞．招魂》对这种文化观念有极其详尽生动的描写，除了文字略有些古奥之外，这篇文献中所描述的可怖景像－－自己家园之外一切一切地方，都遍布极为狰狞可怖的豺狼魔鬼和害人虫－－其实也是一切经过“文革”（那时没日没夜地宣传“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无比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最熟知不过的。
　
　　在文化发展史中，上述原始观念并没有因为中国文明的开化而早早隐退，相反，它长久地影响着后世人们对异族、异域文化的认识，并且与华夏文化的中心主义、以及“天朝”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国民传统世界观念的主干。例如人们本能地把本民族文化圈以外的地方称为鬼域，《诗经》就说：“覃及鬼方。”汉代人毛苌解释说：“鬼方，远方也。”更具体的说法，比如人们把华夏地区视为文明的神圣本源，而把其外的地方视为“怪物”的渊薮：
　
　　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
　
　　而这类遥远的鬼域，也正是各种各样专门向“中土”散布灾难（按照后来“文革”的说法是：欲使人民失去圣明的庇护而“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的牛鬼蛇神之大本营。例如《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传说：雁门之北的人们不知道尊立君主，所以他们也就全都生活得象“麋鹿禽兽”一样，甚至不停地相互残杀，而那里也正是有名的恶神“饕餮、穷奇之地”。汉代民间流行的观念更直接了当：
　
　　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
　
　　这些外来的渗透和侵害既然如此可怕凶恶，所以对于有幸生活在圣人恩庇之下的“中土”居民来说，驱逐这些外来的魔鬼当然就是他们生存的保障。例如尧就曾把饕餮、穷奇等四大凶神“迁于四裔”；再如拓跋氏说自己民族居身北方的原因是由于尧帝曾命令其祖先把旱魔驱逐到极北之地；又如历代相袭的驱鬼大傩仪式，也是为了将凶恶的瘟神赶出本族文化的“禁闭区域”。隋文帝亦曾诏令将“畜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直到今天，某些民族的祭祀仪式，也是为了把一些恶鬼的“鬼魂远遣于野外偏僻处”、“将鬼魂远遣于深海中”。

　　与上述观念相呼应，人们还认为“中土”以外的民族在本性上就具有野兽一样凶恶卑贱的禀赋，例如汉字中许多异族的名字都要加上犬旁、虫旁；再如管仲的名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唐代名相房玄龄也说：“彼高丽者，边夷贱类，……古来以鱼鳖畜之，……兽穷则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的诏令：“西番人性多不怀德”。在这样久远而普遍的对外文化观念支配下，人们就往往年复一年地把各种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视为妖祟百出的万恶之源。其典型例子，比如中古时代的许多儒臣，就都曾经以神圣的华夏文化为本位而对外来的佛教施以旨在揭露其牛鬼蛇神本性的“大批判”：
　
　　【礼以教世，法导将来，……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佛非天非地，……其道幽隐，名之曰鬼。
　
　　……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而为厌魅，迷惑百姓者乎！】
　
　　这类批判最突出的和不约而同的特征有二：一是认为外来文化的传入不仅直接导致了一切社会规范的破坏和无穷无尽的灾难，而且更主要的是破坏了神圣的宇宙秩序（“以乱天常”），并引起了神意的震怒（“天罚”）；二是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直接了当地判定为邪恶的厌魅之术和鬼教妖法。显而易见，这种对外文化观念的得以形成，完全是因为它继承了我们前述原始图腾制度中的原则；而具有那样古老神性的文化壁垒机制在几千年后不仅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并且成了无数国民和许许多多政治家、思想家的“集体无意识”，这当然会对以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化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的对外关系，一般总是由与异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与之的冲突对抗这样两个方面构成的。在前一方面占主导的时期，从氏族时代继承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与壁垒机制就要大为弱化、甚至几乎完全隐没；而与此进步相一致，此时人们对本民族宗教的崇奉和对异教的仇恨也就相对弱化得多。但是在后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情况则相反：这时人们的文化心理就集中在对本族神只尽可能强烈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其纯洁性的极端珍视、对异教的极端仇恨等等“图腾情结”之上。其例子比如我们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宗教制度：每当与异族、异国的冲突加剧时，人们就要频繁祭祀自己民族的神明，以求其对己方更充分的庇护和对敌方更严酷的惩罚。而这种以强化“图腾情结”为基本内容的自卫机制在以后一直被沿袭了下来，故此历代民族战争时，交战者都要在常规祭祀之外增加祭神的次数和规模。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尊崇原始神性的时代，人们宗教迷狂的强烈程度，一定是与对异族、异教、异国文化的敌视程度成正比的。
　
　　以上我们叙述了氏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壁垒机制的具体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长期延续。明白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性质、以及继承其精神传统的“文革”之“打到帝、修、反”有比较真切的了解。因为按照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文化机制和逻辑，就不难知道：当外族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变得空前猛烈、而中国文化在进入现代理性社会以前只能沿袭上古以来传统形态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就唯有按照上述旧有的文化机制对列强和西方文化作出自卫反应。使我们的说明特别便利的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所以它必然最大限度地激活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一切抗御机制，从而使其文化特质最充分、最猛烈地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文化性质的认识，就远比在千年古史中为其寻根溯源更直接明了得多。
　
　　归结起来，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性质的全部认识不外以下三点：1、他们是来自蛮荒之地的野兽和魔鬼；2、他们是在用各种无比凶恶诡诈、阴险狠毒的妖术邪法蛊害圣朝的人民；3、西方人的侵入、以及铁路、电线、洋书、教堂等一切洋物的传入，不仅造成了无数直接的灾难，而且更破坏了“中土”神圣的宇宙秩序，从而导致天怨人怒。于是普天诸神蜂拥下界，并降灵于义和团以剿灭诛绝一切洋鬼洋物。下面依次来看。
　
　　义和团（包括作为义和团运动准备时期的绝大多数国民对西方的认识）对西方恶鬼和妖术的讨伐，一直追溯到了明代末年传教士来华时输入的西方文化：
　
　　【……迨明季，西人利玛窦、王丰肃、阳马诺、庞迪我等，先后混入中国，以善作奇技淫巧，兼之推测天文，又有妖术烧炼金银，人多惑之。
　
　　自古中国最称盛，教宗圣贤道至正。异端邪说屏最深，到底行事顺天心。惟有西洋绝人理，妖物耶稣把教起。……宋元间有匪徒入，暗把妖神等寺立。……利玛窦与王丰肃，先后中国来插足。会作巧艺讲天文，又有妖术炼金银。……】
　
　　亦有将西方的妖邪比附于中国传统的异端：“夫法夷洋人者，今之寇仇，古之杨、墨是也。而圣主仁皇帝之圣语中所谓当除异端者也。”而更多的口诛笔伐，则是“彻底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语）西洋人的魔鬼面目和毒蛇本性：
　
　　【耶稣猪精，西洋之主。流传臭教，……猪羊不祀祖宗，素来不依圣贤规矩。……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遍告世人：谨守门户；……孝悌忠信，坚牢肺腑。……莫吃迷药（王毅注：指西药），吃则中蛊。有敢拜猪，齐团惩处。亡八孩儿，莫准入谱（王毅注：指族谱）。逐出海外，去变臊羖。
　
　　圣谕上说得有：自古三教流传，儒宗之外厥为仙、释。……可见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自从鬼子来我中国，他就在各省大城大镇起些鬼堂，名叫天猪教堂，……他那拜的鬼头名叫耶稣太子。上面画一鬼像，……其实中国神圣到处降出乩笔，刻传乩书，明明白白说出耶稣是猪精投胎，在生极奸极恶极淫邪，……阎王恨极，把他魂魄囚在黑暗地狱……】
　
　　与无数这类诅咒相辅而行的，是国人基于本土宗教的集体无意识而判定“鬼教”施行的是各种各样最邪恶、最残忍、最无耻的妖术，例如上文提到的吃西药则“中蛊”，又如：
　
　　【入天主堂，不问男女，主教必先为沐浴，曰净体，盖借此行其奸污。……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类似的“愤怒声讨和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语）在义和团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及至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之际，团民们相信“鬼教”用以抗御自己神术的种种“邪法”就更加骇人听闻，例如北京的义和团解释自己久攻教堂而不克的原因：
　
　　【或问团民：“……西什库教堂虽大，现有团民十万之众，何以一月有余尚未打破耶？”团民云：“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教堂）。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镇物，故咒不能灵。”
　
　　鬼子在交民巷、西什库，将赤体妇人钉在楼上，或将妇人皮钉之，所以枪炮不能过火。竟有将孕妇开膛，小儿头至腹外者，惨毒极矣！】
　
　　在义和团眼里，致使此类种种邪法妖孽横生泛滥的洋人洋教，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牛鬼蛇神，而且他们更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例如人们把1900年北方大旱的原因归之于“洋鬼”和铁路、电线等“洋物”对天地的触犯：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天，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毅注：“子母”即是“鬼子母”，原为佛教神名，民间泛指害人的恶魔）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团民在半夜看见一位天神突然降临到他们面前，……（说）：“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临凡。……混乱扰攘皆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由此我们应该澄清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总是习惯地把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原始文化以来一脉相承的氏族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壁垒机制、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重新爆发，那么这一通行的定义就值得商榷，因为我们可以把义和团运动称为反侵略或爱国运动，然而却不能因此就将其称为“反帝”。很显然，义和团民众对西方列强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导致工业资本向世界扩张的文化原因等等不仅是一片茫然，而且更只能用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观念对之加以理解，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有“帝国主义”这个现代政治概念的。相反，在他们看来，列强和西方文化、工业文明的侵入，不过是自古以来异族和异图腾之降灾致害空前猛烈的重演而已。因此，本节开头提到的以洋人为《山海经》中的怪兽和毒蛇、以及上面列举的义和团把上古以来人们赋予牛鬼蛇神的一切文化特质统统加在“洋鬼”头上，并把剿灭这些恶鬼和破除其魔法、恢复“天朝”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作为自己的基本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
　
　　义和团式的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在60年后的“文革”中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尽管毕竟由于现代科学的影响，人们表面上已不再相信要由玉皇大帝、关帝圣君等等普天诸神降灵附体以驱灭“洋鬼”，但是义和团世界观念的核心－－视一切外来文化因素为破坏现世幸福和宇宙秩序的魔鬼，而只有在战无不胜的神明的率领下群起而攻之才能将其扫除－－却重新在“文革”中膨胀开来，并且按照其固有的原始文化逻辑导致了狂热的群众运动、“红海洋”的社会文化氛围、强烈的宗教崇拜、对一切异端残酷野蛮的“横扫”等等必然伴生的社会文化运行方式（详见本文第四节）。
　
　　从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就判定“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同时将其与国内的“牛鬼蛇神”视为相互呼应的一丘之貉、并赋予他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最狡诈凶恶的本性，并且根据这一基本判断而亲自酝酿、制定了日益明确的“打鬼战略”，直至使之在“文革”登峰造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外来魔鬼的认识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基本政治文化观念，所以人们往往随时随地都在对之加以运用和弘扬，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其全文是以这样的警句结尾的：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
　
　　所以从60年代初到“文革”，无数标语、文章、报刊、广播所宣传的，就是这“一切魔鬼”的无比恶毒的本性、以及我们终将“消灭”他们的伟大理想。在这种类似氏族文化“禁闭区域”的环境之中，民众对于世界的认识就只能是义和团式的。例如一位作者回忆了“文革”前，在她童年心目中西方人的鬼怪模样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阴森可怕，以及这个“魔鬼”的世界是如何通过诸如一件粉红色的塑料雨衣等无数东西幻化成的糖衣炮弹（王毅注：“糖衣炮弹”是60年代至“文革”期间是最流行的政治语汇之一），而意在使神圣的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接着她写到：
　
　　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珠，而西方人有不同颜色的头发、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脑子里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传的写照：乱蓬蓬的红头发、颜色怪异的眼珠、又高又长的鼻子，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里倒可口可乐，大腿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姿态扭著，还老是怪腔怪调地说：“哈罗！哈罗！”我不知道“哈罗”是什么意思，以为是骂人的话。当男孩子玩“打游击”游戏（类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时，敌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里还要不停地说：“哈罗！哈罗！”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作者的父亲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身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出身于这样家庭的人自幼对西方的认识尚且如此，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极其普遍的国民意识基础上，本章前面提到的北京红卫兵们视一切“大鼻子”的外国人为必须送进公安局的敌族异类、以及他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禁绝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没日没夜狂热地热衷于“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行为的发生，也就都是必然的。在下一节中我们还将看到，不仅与“文革”的这一切极为类似的行为方式早在6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就曾爆发流行，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作为狂热行为之心理基础的民众文化观念和潜意识中的宗教观念这更深的层面，义和团运动与“文革”之间更有着高度的契合。（未完待续）

　　王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89年03／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