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探险》挫伤鲁迅扶掖后进之心

    鲁迅生前与文学青年交往有乐有苦。其中一桩曾经刺伤了鲁迅的心的，是他和高长虹的破裂。

    鲁迅曾为文学青年编选文集，其中就有走出娘子关跑到北京搞文学运动的高长虹的《心的探险》(《鲁迅日记》1926年6月13日:“得《心的探险》十二本”。他在书出版后从北新书局李小峰处所获得，那是他编选所得的报酬)，鲁迅甚至还为它设计了封面———“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作书面”。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珍本，《心的探险》因为有了鲁迅的“文本”意义，其价值当可想见，不过作者高长虹以及这有似鲁迅《野草》风格的作品，却被人们“遗忘”了。

    《心的探险》作为“乌合丛书”之四，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作者高长虹自应十分感恩鲁迅，因为文坛上的无名小辈要想出书一向是难事，鲁迅在自己的学生(李小峰)办的书店出版“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是提携文学青年的美举，可是后来高长虹与鲁迅发生冲突之后，不再领情，“反噬”说它“是我自作自编的，并非如坊间所传由何人所选定者”，这就与人们所知道的此书系由鲁迅所选目、校对、设计封面大异。

    原来，高长虹在与鲁迅绝交后说:关于鲁迅在这本书上的作用，是同他商量删去几篇，而结果“去掉的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当然“也有几篇是不好的”。这似是说明高长虹当时表面没说什么，实际上心里不愉快。后来他自以为“我是实行———并非主张———宽容的人，当然无甚不满意”，那意思是现代人处理事物的基本准则之一的“宽容”，他是“实行”而鲁迅仅仅是“主张”而已。至于《心的探险》的价值，高长虹以为并非如鲁迅所评“以虚无为实有”(反而“此鲁迅批评其自己的《野草》也”)，它是“现实的，也是时代的，也是未来的，也不妨说是‘永久的’”。

    高长虹还记得与鲁迅初识时，《心的探险》中的作品《幻想与做梦》正在《狂飚周刊》上发表，同时鲁迅的《野草》也在《语丝》上发表，彼时鲁迅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多了”。(不过，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认为:“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高长虹呢?他却认为《野草》是“深刻”的，他是以“惊异而又幻想”的心情看视《野草》的。

    彼时的鲁迅与高长虹可谓惺惺相惜。在鲁迅，是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因而对初出茅庐又有文学才性的高长虹别具只眼，而高长虹也欣然于鲁迅对他“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

    其实鲁迅对高长虹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对许广平来信中所说高长虹的作品“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发表意见，说他“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这“安那其主义”，也就是鲁迅在另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谓“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似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绥惠略夫，“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高长虹后来的命运，一部分是让鲁迅说中了，但是高长虹不是“仇视一切”而“自己也归于毁灭”的，他是饱尝了曾经的轻狂而带来的恶名，终于不再被人理解，最后以精神失常(这是传说的情节，另有一说是脑溢血致死)，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寂寞地被“毁灭”掉了。

    《心的探险》的另一个“文本”意义就是带给人的无限触怅:高长虹自识过高，甚至将鲁迅给自己编校文集也当作对方的“酸葡萄”心理。此前高长虹自费出版诗集，先后有《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后来他回忆说:“我同鲁迅第一次伤感情的事是《闪光》的出版”，只是因为鲁迅说了一句“这样太快了”的话。高长虹是太敏感了，他还埋怨鲁迅竟看不出他创作中间有着“利他的精神”、“无产阶级的倾向”、“悲愤的阿尔志跋绥夫式的思想”，于是，高长虹不识轻重地说:“我所惟一希望已成名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那么，此前他何以还要接受鲁迅给他编选文集呢?由此，《心的探险》也就在出版史上有了不同的况味。

    因为有了高长虹这样一个例子，鲁迅在激愤之余不免也说了一些过头话。

    鲁迅甚至反省自己说:“我在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拚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他还说:自己把“生命耗去不少”不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者，已经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责难纷起，我此后颇想不再蹈这复辙了。”这些其实是气话，不过他之所以说这些话，都有高长虹的影子。正是有了《心的探险》之类的教训，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动(国民党“清共”等)，鲁迅早年的进化论思想也就迹近于被“轰毁”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周氏兄弟在对待高长虹时却很一致(这与高长虹曾与之都有过笔战的经历有关)，如周作人后来记述鲁迅的编辑工作，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自然他有时也自讨苦吃，出力不讨好，结果反被人家咬一口。他给高长虹编过一本文集，从选择、编订、做目录、描图案作封面，以至校对，着着他都是亲自替做，辛辛苦苦的。后来印了出来，不久‘狂飚运动’爆发，高长虹对鲁迅尽力攻击，至于连替他印文集也算是一宗罪状，因为据说这里边他把高长虹顶坏的文章都选了进去了!你道这笑话不笑话?”再后来，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书中也引以为例，说:“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先生辛辛苦苦给他选定作品，校字成书之后，那位青年向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以后这位青年有没有把先生选掉的那好的作品成书，有没有从选掉而出的书获得了更大的声名，我可不大清楚了。”再再后来，更让人对高长虹产生了痛恨之感的，是当年“未名社”的李霁野的回忆:“先生对长虹是费过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的，记得有一次我去访问先生时，见他的神色很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几乎流了泪。”

    当年高长虹让吐了血的鲁迅又几乎悲愤地流了泪，看来好事是难做，好人是难当，因为谁晓得对方却在进行“心的探险”。当然，高长虹后来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一本《心的探险》，也就说来话长了。

    散木，《中华读书报》2013年08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