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

　　辛亥前后的“讨满洲檄”，想要呈现的，就是当时内涵与外延都无比繁复的民族主义。这中间，不仅有边界的区分，有意味深长的不同指向，还包括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读到日瓦戈医生的诗：严酷的日子一天胜似一天，慈爱已经脱离人间，到处是横眉怒眼，历史翻到了最后一篇。1911年深秋，中国满族人的命运则像极了这首《受难之日》的某种预演。在革命党人“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的号角声中，辛亥年的这场革命正以一个民族的颠沛揭幕了现代中国歧路交集的开场。

　　辛、壬交接之际，南北和议促成皇室主动退位，中间也没有发生过极大规模的惨祸、屠杀。这是事实，却也不是事实之全部。“种族”议题的介入，对于爆发革命及其迅速成功，无疑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党元老胡汉民也承认，在晚清，同盟会从来没有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排满风潮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舆论聚焦，也对革命及此后的共和政治产生过深远影响。排满，正以其意旨简单，所以易感动人，成为口号，席卷起风暴。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一种思潮成为口号，则必然遮蔽掉字面底下的许多复杂意涵。反满主义尤其如此。处在以救亡图存为大前提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脉络中，“反满”，羼杂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文明与野蛮，国族、民族与种族，等等各种复杂的题中之义。而这些“复杂”，正直观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多义与多歧。


　　从1907年《民报》社出版的临时增刊《天讨》（1928年由民智书局再版）中，我们能一窥清末反满及民族主义的复杂内涵。

　　《天讨》为章炳麟主编，共由十三篇檄文组成，分别是：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普告汉人》，以四川（两篇）、江苏、河南、安徽、直隶、山东、广东、云南等省名义发布的革命书和讨满洲檄文，以及《论保皇会檄》《论立宪党》两篇批驳立宪派的文字，并附有《吴樾遗书》一卷（民智书局版未附此遗书）。其中的反满论述，可略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第一，当然是“种族”，讲满、汉异族。

　　这在清末的反满意识中，是最表层也是最主要的意旨。《普告汉人》一篇中，开宗明义：

　　若近日之满洲，乃一族肆于民上者也。以一人肆于民上，犹不可，况以一族肆于民上耶？故就种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是一层很关键的论述。将“满洲”视为“异族”和“暴主”的联合体，因此，种族之辨成为变革国体与政体的根本理由。有关“炎黄子孙”与“女真遗丑”的对立论述几乎贯穿在全部十三篇讨满檄文中。最为典型和经常的论述逻辑，即是“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毡之气”，不可不涤：诸如“东胡群兽，盗我息壤”（《讨满洲檄》）；“扬我皇汉之声灵”（《四川讨满洲檄》）；“自满虏入关以来，荼毒我黄裔，扰乱我文明，神州赤县，遍地腥膻”（《江苏革命书》）；“当知今日所仇，惟是满洲一族”（《直隶宣告革命檄》）。凡此种种。单纯的种族主义论述，满目皆是。这无关一省一地，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同仇敌忾。另外，在满汉种族隔绝的立论之下，满人的任何统治均属不义，包括立宪，是以此“诱我汉民”，“包藏祸心”；“满洲不立宪固然是死，就是满洲果真立宪，也是要死。要想死里求生，除非大家起来革命，把满洲贱种，逐出中国”；而那些汉族仕宦于满洲者，则为数典忘祖：“试问你们的祖宗，被满洲屠杀，被满洲奸淫，又吃他二百多年的困苦，到了现在，还要巴结他立宪，你心里能安不能安？就是你心里勉强能安，何以对得起你的祖宗？恐怕你的祖宗，在地下痛哭，断不愿有这个讲立宪的子孙。”（《论立宪党》）

　　这些带着强势意味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论说，将排满推到了一个不由分说的境地。由种族议题的羼入和带动，帝制到共和的革命得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并迅速获得成功。这是中国革命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代革命较为特殊的一点。

　　第二，为“民族”，讲满人代表的清朝廷与域外各帝国的关系。

　　第一层，当然是讲瓜分危机，比如：“况西人势力，侵入中邦，前途危殆，不言可喻。非颠覆恶劣政府，无以解此倒悬，则汉族之生机将绝？”（《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资任》）“彼满政府以恶劣无能，陷吾民如此恶境，强邻虎伺，楚歌四面，瓜分之机，如张劲弩。”（《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分析此类叙述的意蕴：朝廷无能，必颠覆之方可救中国。这是晚清反满意识中的常见论调。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层有关“不可仇外”的议论逻辑。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救亡叙事中，排外与仇外是普遍的心理。然而到了辛亥前后的反满主义中，排外不再是亟务，因为排满更加重要：

　　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军政府讨满洲檄》）

　　排满排外其将焉择？盖满虏吾祖父之仇也，外人吾及身之祸也，安有忘其祖父之仇，而求逞于私祸者！今举义师，彼不吾犯，当为之保旅通市。（《四川讨满洲檄》）

　　在这里，侵占中国人家园与利权的，不再是“洋人”“外夷”，而变成了“满人”、“满虏”。党人还专门强调，义和团、洪秀全之不可崇效，赶走满人才是当务之急，黄白虽为异种，但互为商旅，只要“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甚至说，有违节制者，悉以军律治罪。与此前革命党人“排满”——“救国”——抵抗殖民侵略（经典文本诸如1904年《警钟日报》发表的《论中国民族主义》一文）的论述对比，可见发生了转折。并且，排满重于排外的思想，在辛亥年不仅仅是言辞，也是实际的行动。革命过程中，各地方军政府发布的公告，均特别强调“保护外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从“中外大防”到“逆胡膻虏非我族类”，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变换了他们对于边界的定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重要的，是对于边界的确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由外敌入侵的困局促成，敌我边界在“中”与“外”、“华”与“洋”。这说明，民族主义、民族边界作为一种观念，是由时势造就、与时势相关的。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杨步伟在自传中记述了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的国丧。当时她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学生要求放假和做一个特别礼拜，算是国丧。起初校长不肯，说我们是教会学堂，不管你们中国事。学生们回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说不管中国事呢？教会是劝告人信教，不是叫人不要国。他们认为，学堂里的洋人“太拿中国人看不起了”，全体大闹起来，并公推汉文教员范子美先生去交涉，结果放了三天假，在礼拜堂做一个国丧的礼拜，全体学生还扎上黄头绳子，就像外国人扎块黑布似的表示丧事。放假期间，杨步伟去看望父亲，父亲很诧异，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女儿怎么会为“旗人戴孝”。杨步伟解释说，这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不得不这样做（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7-78页）。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多层次的、矛盾的民族主义边界。众所周知，1908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排满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对当政者采以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更在上海和诸多域外的新学生中十分常见。所以，杨步伟也承认，他们原本是不会为了旗人戴孝的；父亲之所以对女儿的戴孝感到惊讶，也是因为，对于1908年的教会学堂学生而言，替“专制”的朝廷持节孝义，几乎是异议可怪的。排满已经形成为一种风潮。然而在洋人面前，“戴孝”却又成为了必须，“国丧”被视为重要的仪式。这说明，“洋人”之于“满人”，更是边界之外的群类；在上海，在一群西方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心目中，中国民族主义的边界线上，排外显然重于排满。然而在同一时期，在起草《讨满洲檄》的那个以留日学生为主的革命党人的群类，排满却又是重于排外；这个逻辑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更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由此，联想到辛亥革命过程中梁鼎芬等人对革命暴力的质问，这个“边界”的问题，又变得更加复杂了。在目睹了武昌城内屠杀满人的惨境，梁鼎芬致书黎元洪，痛陈“万国兵祸无此惨酷”，并质问他：“谓满洲为异种人，西洋各国独同种乎？何以于此则杀惟恐不尽，于彼则待之惟恐不亲。媚人欺己，谄强凌弱，黄帝无此政教。”（《梁星海致黎元洪劝降书》，见《郑孝胥日记》，第1360-1361页）而郑孝胥也嘲讽革命党，英国人李提摩太所开之广学会大肆反对共和，力言英国君主立宪之善，并在棋盘街上张贴广告，革命党完全不敢闻问；“革党反对君国，于外国则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于外人现象也。呜呼，亡矣！”（《郑孝胥日记》，第1366页）这也再次表明，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它总是被时势、身处的环境及确认者的身份所覆盖。由救亡催生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政治革命的时势面前，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域，会有截然不同的定义。

　　第三，为“天命”。传统中国王朝更替过程中的“天命”之说，在辛亥年的这场现代革命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将讨满洲檄结集，订名“天讨”，本身就意味深长，有天命始终的意蕴在其中。诸如：

　　我政府肃将天讨，为民理冤。（《讨满洲檄》）

　　今者胡运告终，人心思汉，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滇军政府讨满洲檄》）

　　呜呼！征戎伐敌，春秋美桓文之兴师；顺天应人，易象称汤武之革命。虏运兴百年，红羊之大劫已到；国仇复九世，黄龙之痛饮堪期。（《云南讨满洲檄》）

　　陈述的，都是自核心时代中国人政治与哲学中的“天命”观念。将传统的思想资源援引到现代的政治运动当中，这种混杂与交错，更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复杂面貌。与新、旧对立相比，政治革命仍然是第一义的，是更具笼罩力的目标。

　　第四，为省籍利权。陈述各个省份在中国的地位，争取各省利权，也是讨伐满洲的题中之义。随举几例。《四川革命书》中说，“满奴锡良”提议建川汉铁路，根本不在于拒外人、挽利权，而是欲借铁路剥削蜀人脂膏，“欲俟铁路成而屠杀吾蜀”，因此，“蜀民之仇，厥为满虏，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吾蜀同胞，盍亦闻风而兴起乎？”；“吾族之终亡也在蜀，吾族之复兴也亦在蜀”。《江苏革命书》中说：“今者革命，以言因我江苏之地利，不可为不智；复我江苏之深仇，不可为不义；苏我江苏之民困，不可为不仁；乘仁义智三德以革命，理之顺事之宜也。”《河南讨满洲檄》中说：“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以省的名义所发布的各篇讨满檄文中，无一例外，都在强调省籍利权。

　　这与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兴起有莫大关系。首先是在朝廷及绅权这一面，咸同以后，各省自行募勇、练兵，因而不得不就地筹饷，渐而使各省财政完全控于督抚之手。晚清以降督抚权势的上升，直接促成了国家权力下移的现象。到民初，地方武力可绝对控制一省，自成气候，造成地方抗衡中央，甚至干涉中央格局的形成。以至于军阀割据、联省自治等等，都可以从晚清的地方主义中溯源。而在立宪运动中，咨议局的创立又使得各省的立宪领袖日益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督抚以外，地方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又一股主导力量。像立宪派首领张謇强调的，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如果希望把国家弄好，要得先把地方弄好（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00页）。地方意识勃兴、绅权扩张，清末咨议局中绅士的政治活力和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在革命派这一面，省界意识同样很强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广东独立协会等组织，有明确的省界区划。以区域作为策源革命的基础，再以区域联合缔造新的共和政体，部分革命党人早有各省独立自治的主张。此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就具有相当明显的联邦制色彩。

　　第五，为“专制”与“共和”之说。诸如：“处专制政体之下，重犯不韪之名，疾首痛心，缄忍不发，一任其蹂躏践踏者，二百余载。”（《江苏革命书》）“我广东人当知光复故国，伸张民权。”（《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我同胞惕于专制淫威，任其蹂躏践踏，奴隶牛马，而不能扬眉吐气者，二百六十年于兹矣。”（《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民权的主旨，是在召唤汉人的革命精神。由此，满洲即与专制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光复和革命的对象。

　　以上，对“讨满洲檄”的文本分析、分类，及时论的征引，想要呈现的，就是辛亥前后内涵与外延都无比繁复的民族主义。这中间，不仅有边界的区分，有意味深长的不同指向，还包括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比如，四川人讲到对川人的盘剥，总督奎俊是为“满奴”，那么同样督蜀的汉人丁宝桢呢？在革命党人的论述中，丁氏督蜀亦有“千百年未见之苛条”，勒索商人，“真惨无天日”；周善培束缚川人自由，“为野蛮之尤”。这些汉官的所作所为又如何能够解释为“皆满虏之所致”？明末清初，四川屠戮之惨，只讲“满虏”，却一语不提张献忠。这些符合了叙述逻辑的言辞，当然不是历史中全部的真相。而恰恰，也正是这些语焉不详、事实不清的叙事，对我们理解晚清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线索——革命的煌煌大义底下，有着如许的晦暗，以及无法宣之于口的矛盾。

　　一个大雪夜里，八岁的谢婉莹正帮着母亲，把东京的舅舅寄来的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小姑娘问：“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她一把，俯在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三十年后，这段有关天命、正义和革命的往事，在长大后的作家冰心笔下，已经氲氤成了雪夜里烛火下的一段温暖记忆。“不要说出去”的秘密，衍生出一次异乎往古的共和革命。由这样的转折，映照出来的，正是我们今天再次深究的反满与革命的复杂历程。

　　沈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