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杨宇宁：随卫江青的回忆

 　　随卫江青去海南

　　（一）不愿接受的任务

　　1970年11月13日，中央警卫局原局长、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说：“江青要去海南，由你陪同她去。”

　　我因对江青喜怒无常的性格很了解，想设法避开，于是对汪东兴说：“我对海南岛情况不熟悉，恐怕跟不好呵。”汪东兴说：“海南岛那边有人接待，别的不用你管，你就把安全工作搞好就行了。”江青住在中南海，其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兼管着。这次让我随卫江青去海南，恐怕与江青地位的升迁和汪东兴嫌她挠头有关。尽管不情愿，但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我还必须尽职护卫江青。

　　江青每单独外出一次，就如同搬家一样，要带上一大堆东西：文件、书籍、办公用品、被褥、大便坐桶等，还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十多部电影胶片，要用两部卡车运送。在后来我陪江青外出时，也都是如此，若要是再带骑的马，辎重队伍就更庞大了。

　　（二）江青本来会游泳

　　我们一行人包括送行的吴法宪先到了海南岛陵水的海军航空兵机场，稍事休息后又飞往三亚机场。到三亚后，我们住进了榆林港所在的“要塞区”部队大院。吴法宪做了一些安排和交代后，就返回了北京。此时的江青精力挺充沛，风尘未定，就要去“要塞区”的兔尾岭参观海防设施。11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她就又拉着随行人员一起去小东海拣贝壳。

　　11月15日，江青下海游了泳。以往媒体认定江青从不游泳，我和江青有八九年的近距离接触，期间多次看到江青游泳，可见江青不游泳的传闻是不准确的。

　　（三）打炮引来外交麻烦

　　游完泳的江青，向“要塞区”的司令员王必之提出要去参观“三七高炮”阵地。王司令员同意后，我们一行分乘三辆吉普车爬上山顶。进入高炮阵地后，江青架好相机，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射击，以便拍摄高炮射击的照片。

　　王司令员很为难，又不敢不答应，最后命令前后四个炮位向海空连射了数次。当时，附近的港湾里有许多渔船在进行捕捞作业，炮弹虽然没有落入作业区域，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事后，“要塞区”领导及时就此向广州军区来海南岛检查工作的副政委任思中和海南军分区作了报告。我因为是第一次陪江青外出，一些事情的办理有什么要求、需走什么程序都不太摸底。但在前沿打炮，我感到这不是件小事。当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要给北京打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把这里打炮的事情，也顺便向汪东兴主任报告一下。”因为只有他那里有和北京联系的电话机，我的住处没有。但杨银禄打电话时究竟说没说，我后来一忙也就没再问。这件事竟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汪东兴几次批评了我。

　　拍完炮击的第二天，江青带我们一行从“要塞区”大院搬到了三亚鹿回头的招待所。18日，她又去了三亚西边的西瑁洲岛，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女民兵又应江青要求，打了一阵炮。

　　海南岛靠近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两三天里这边老打炮，引起了越南政府和美国方面的一阵紧张，引来一些外交麻烦；同时也暴露了炮位目标，阵地不得不进行了一番调整。总之，江青颐指气使的行为，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四）北京正在下大雪

　　后来，江青又看了南海舰队的前沿阵地及指挥设施；还乘车去莺哥海盐场及天涯海角等处游览。在天涯海角，江青让南海舰队随去的保卫人员站到海里礁石上，照了几张以大海为背景的照片。那天风大浪急，保卫人员费了很大的劲才登上那块礁石。要不是这些人员经过特殊训练，在那种恶劣气候下海非出事故不可。

　　江青还从榆林港去海口、兴隆等地参观了农场，看了热带作物，洗了温泉浴。到12月2日，天气已经有些凉意，不能再下海游泳了，江青想回北京，就让秘书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告诉江青：北京正在下大雪，飞机不好降落。建议江青可先到上海。

　　随卫江青到上海

　　（一）“你留下来好了”

　　12月4日，我们随江青改道去上海。在上海，江青接见了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周纯林等。她在上海的心情好像很不稳定，一天，她叫我到她的房间说：“你可以带老申（司机）和许玉兰（护士）坐火车回北京去，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我对江青说：“你让我走，可我还不能走，得请示一下北京。出来时交代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我得把你安全地送回北京，才能算完成任务呐。任务没完成，我就先回北京了，没法向上级交代呀。”

　　江青听了我的话说：“那你就算了，留下来好了。但他们几个得走。”结果老申和小许先行离开了上海，我留了下来。被江青这么一闹，搞得我挺紧张的，不知是出了什么错，后来的日子一直小心翼翼的。上海方面的接待人员也被弄得十分紧张。

　　（二）“你们表现还可以”

　　在外出的日子里，江青和我们工作人员各吃各的饭，标准不同。按规定所交的伙食费也不同，江青是每天5元钱，我们工作人员是每天5角。在上海，宾馆对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招待得很周到，伙食也挺好，每顿都弄两个好菜。不知江青听到了什么风声，吃饭的时候她老跑来检查我们吃什么。第一次检查后，她认为吃得太好了，批评了我们一通。这以后我们再吃饭时就格外留意，江青一过来，我们就把两个稍好一点的菜藏起来。她满意地说：“你们表现还可以嘛，吃得不算奢侈嘛。”

　　因跟随江青到海南、上海，在警卫上没出任何问题，江青也没挑出什么大的疵，汪东兴便把随卫江青外出的差事固定给了我。

　　随卫江青去青岛

　　（一）尽可能地瞒着她

　　1971年的夏季，江青提出要去青岛休息，汪东兴、王良恩指示我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先去青岛打前站，做好安排。7月29日，我们打前站的人员到了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见了我们。

　　经过查看，我们认为这里准备得相当充分，即回北京。8月5日，我们随江青乘火车抵达青岛，住9号楼。9号楼离浴场很近，下海十分方便。而毛主席的前夫人贺子珍此时也在青岛休养，住11号楼。江青对贺子珍住在青岛并不知道，我们当时就觉得很难办，因为她来就让贺子珍走显然不合适；要是江青知道贺子珍和她同在一个地方，也不可能让你消停。没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瞒着她。

　　到青岛的第二天下午，江青就去了栈桥和第一海水浴场。她坐在海滩礁石上怀起旧来：“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我先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经常到这里的海滩和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是我第一次听江青带有感情色彩地谈私人话题。

　　（二）江青摔在地板上

　　8月7日上午，我们陪江青乘两艘炮舰去了雪加岛要塞参观。一白天都无事，当晚江青起来解手时，可能是服了安眠药的关系，没有打铃叫值班护士。因为她有便秘的毛病，坐马桶的时间很长，往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所以一般她解大手，都打铃让护士陪。这晚她没叫护士，坐在马桶上睡着了，一下子摔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起床后，她觉得左肩胛骨疼痛，经拍片检查，发现她的左锁骨末端有轻微裂缝。此伤是她自己摔倒造成，又是她自己未叫值班护士，加之她的心情不错，所以没有工作人员因此而招致麻烦。我们将情况向北京汇报后，北京立即派来了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小组，为江青疗伤。好在伤势不重，并没影响她在青岛的活动。

　　一天，济南军区的保卫部长晋国强悄悄告诉我说：江青单独找了他，让他先到她的老家诸城去看看。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先照她跟你交代的办，去诸城了解一下，然后按实际情况向她反映就行了。最后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对此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她透露我知道这件事，因为她本来就瞒着我们。”晋国强去诸城看完后，回青岛向江青做了汇报，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

　　（三）意外发生的爆炸

　　8月10日下午，江青由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陪同，到太平角100毫米高炮阵地参观。事先听说那里正在施工，我就和保卫部长晋国强打招呼说：要全面布置，检查一下，施工打炮尽早停止，该收拾的收拾，该清理的要清理干净，弄得整齐一点，不要参观时满眼乱糟糟的。当时有关方面答复我说没问题，已经弄好。据说济南军区保卫部的同志、海军和青岛警备也确实为此作了部署和检查，当时没发现有任何纰漏。

　　然而，正当江青到阵地上刚下汽车，施工区域里突然间发出两声剧响，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许多石粉落在了江青的汽车附近，使她受到了惊吓。后查明爆炸是两个哑炮造成的，施工部队已经停工了，但有两个哑炮没有排除，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

　　我接受了海南岛的教训，当晚即给北京写了报告，认为这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在检讨中说：虽然事先做了通知和布置，但我没有亲自严格地检查落实，导致了一次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青岛期间及离开以后，我都没有听到有关此事如何处理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后，我才听说因为那次事故不久以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个偶然事故随即被上升为“政治事件”，许多人都被牵连进去了，有的被审查，甚至还有被逼自杀的。

　　（四）江青的情绪很不好

　　8月11日晚7时，东海舰队在迎宾馆宴请江青，作陪的有杨得志、袁升平、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及政治部主任孙川、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谭遵楷，此外还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等。就是在这个宴会上，江青听到了贺子珍也在青岛休养的风声。

　　第二天护士报告说：江青起床后情绪很烦躁。她把秘书和警卫叫去，指责说：“你们工作做得很不细，我在这里到处受风吹，办公室没有门，老是有贼风吹我。护士的工作做得也不细。整个工作你们都要很好地研究，找差距！”

　　江青休息后，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要尽可能地做好江青的服务工作，同时还分析了江青情绪突然变化的缘由。有人推测是否与昨晚宴会上知道的事有关，有人推测可能是李敏的儿子小宁宁说漏了嘴。中午，江青去了海水浴场，但情绪依然不好，说有风，又匆匆返回住处。

　　8月13日中午12时，李作鹏和孔令华、李敏夫妇去迎宾馆探望江青。照相吃饭后，大家在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江青突然提出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青岛方面给她住的9号楼凉台搭席棚；二是看过电影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进行消毒（她认为看的电影有问题）。

　　到了8月14日，江青的情绪更加烦躁不安，说在青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提出要马上回京或去济南。她让秘书杨银禄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回京，北京方面回话说待请示首长再定。这个“首长”大概是指毛主席和周总理。15日，北京来电话说可以回京。翌日，江青即从青岛返回了北京。

　　随卫江青到广州

　　（一）第一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1972年初，我随卫江青到广州，住南湖宾馆1号楼。毛主席住7号楼。广州军区的领导对江青的接待很重视，专门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挂帅，组成有军区保卫部、管理局领导参加的接待班子。

　　我们陪着江青在广州市内转了一些地方。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到林彪在广州住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吴副司令员随之作了周密的安全布置，并派人提前去检查、准备。参观那天，江青刚进林彪住处时还很高兴，可过了不一会儿，就很气愤地说要离开。回到南湖的住所，她的脾气更大了，嚷嚷说有人要暗害她。她还说吴纯仁是林彪的人，故意把她带到林彪的住所里去。这次她在广州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北京了。据说吴副司令员为此倒了大霉，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二）第二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1973年春，江青要去广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带毛维忠、我和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同去打前站，还专门从北京带去了两三台窗式冷风机。

　　我们到广州先看了江青上次住过的南湖宾馆1号楼。此时的1号楼经过一番装饰，环境比以前更为幽雅。但汪东兴看了以后感到不是特别满意，就又去看了广东省委的小岛招待所，决定江青来时住此处。毛维忠赶紧带着人连夜加班，把窗式冷风机安装在江青住处的办公室和寝室内。

　　江青到广州后，占了三元里的温泉游泳池，只要她去游泳，就不许游泳池对外开放。逗留期间，她还跑到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通话，据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三）第三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这次到广州住松园1号楼。江青除了到佛山参观陶瓷、编织业展览，到公园游览外，主要是在“松园”游泳。为了使她无须穿过市区复杂路线，就能在舒适的水温中游泳，广州专门从三元里将温泉水引到松园的露天泳池。

　　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江青还是屡屡找茬儿，把周围的人弄得寝食不安。她一会儿说冷风吹她了，一会说温度没有调好，再就是说放映的影片不好。一再要求随行人员研究怎么搞好服务。

　　根据江青的表现，我估摸着她是又住不下去了。果然，她很快提出要回北京。周总理接电话后，派杨德中带刘崇福驾驶新购买的一架波音707飞机，专门到广州接她。

　　广州军区听说江青要走，几位负责人去了江青的住所看望她。离开时，他们说已经准备了便宴，为她饯行。江青当时答应出席便宴，但后来却不知是什么缘故没有到场。

　　整个广东的行程虽没出什么问题，可江青却诬蔑我和她身边的一位女护士不清楚，要组织上对我进行处置。问题起因于在广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江青被冷风吹着了，她指责身边的一位护士没关好窗户，要我组织随行的工作人员开会批斗那位护士。我觉得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开会说了一下，既没组织大伙批斗她，也没逼她做检讨。过场走完了，我对江青说：“护士没有掌握好你看电影的时间，窗户关晚了，对影响你的健康是有责任的，她已经承认了错误，我们也对她进行了批评。”

　　本以为这样就敷衍过去了，可不知是江青身边的哪个工作人员，告诉江青说我根本没有按照她的要求，狠狠地整那位护士，因此引起江青对我的极度不满，便给我定了这么个不光彩的罪名。

　　既然江青怪罪下来，汪东兴不能不做一番调查。他向同去广州的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程汝明做了询间，程汝明悄悄说：“江青讲老邬和女护士不清楚，简直是胡说八道。”

　　自从负责起江青的警卫后，总有些磕磕绊绊的事，我早想撇开随卫江青的事，经这次江青挑眼后，恰好得以把这伤脑筋的事给免了。然而，我还想撇得更干净一点，就向汪东兴请求：“把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移交别人管理吧，我还是回中南海做点部队的工作。老在这儿干下去，不知哪一天会给我定个大罪关起来。”

　　汪东兴说：“再等等看。你可以不管10号楼的事，把重点放在管钓鱼台住地的安全和外宾来访的警卫工作。”

　　（四）江青第四次到广州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去了广州。这次，她点了中央警卫团的副参谋长李连水的名，要他负责安全保卫，但许多安排工作还是由我在幕后负责操办的。我后来听说江青这次到广州没安排什么活动，就是约美国女作家维特克长谈。借美作家之笔，写她的“光荣”历史。后来，这位作家出版了一本叫《江青同志》的书。”

　　随卫江青到天津

　　（一）露骨的讲话

　　1974年6月15日晚11时，汪东兴告诉我：江青要去天津。让我随卫。6月19日，江青由纪登奎陪同，来到天津，住天津招待所1号楼。

　　江青到天津的最初几天，没有外出活动，就是在招待所里召来天津市的负责人谈话。毛主席有一个叫王曼恬的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她也到招待所来和江青长谈过。除此之外，江青就是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泳，游泳池的水是引来的温泉水。

　　在我们到天津的前几天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曾两次开会，召见“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应借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把批判之火往上引。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她还特意强调：“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

　　到了天津，江青的讲话就越来越露骨了。她还在“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大儒”。继而她又到工厂、农村、部队走动，煽动“揪现代大儒”。江青说的“现代大儒”是指周总理。

　　（二）周克周的由来

　　一天，江青在俱乐部和解学恭、王曼恬谈话时，问起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她：吴岱到宝坻县小靳庄去了，那是吴岱抓的一个点，是天津学大寨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当江青得知小靳庄批林批孔搞得很活跃时，立即提出要去那里看看。

　　第二天，我就随天津的同志一起去探路，发现从火车站到小靳庄有一段土路很难走。天津市委的人提议派人把那段土路抢修成石子路。我觉得那样既浪费又影响不好，但这事不好由我拿主意，我就向纪登奎做了说明。纪登奎也赞成我的看法。最后没有修石子路，而是对土路进行了一番平整。

　　尽管路不好走，江青还是于6月23日前往小靳庄。她召来了侯隽等下放知识青年和公社社员，又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又是送批林批孔材料。她对在场的人说：“现在有没有儒呀？大儒呀？我看是有的。我们就是要批他。从你们这里创造出经验，就可以向全国农村推广了。”

　　当江青听说小靳庄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就说：“啊呀呀，‘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周克周吧。”她见妇女主任一副不解的神情，便解释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三）“小靳庄是我的点”

　　吃过午饭，江青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后，才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扯到了三大战役的话题，江青就要吴岱介绍“平津战役”的经过。吴岱讲完，江青又问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吴岱刚回答是四野的，江青马上叫起来：“你是林彪的人！”经江青这一咋乎，吴岱的心脏病顿时发作，到天津市就住进了医院。

　　7月，江青又一次去了天津。去之前还是我打的前站，在第一招待所的1号楼里安装了供氧设备。江青到天津时，汪东兴也来天津看了一下。这次来天津期间，江青又去了一趟小靳庄。

　　1976年8月，江青再次去了小靳庄。唐山大地震后的天津有许多房屋倒塌。江青来后，只乘车到市内几条街道转了转，也没敢在城里过夜，而是在来时乘坐的专列上住宿。

　　第二天，江青到了小靳庄。我们跟随她到各处都转了转，还进到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江青和村里的社员们见了面，表示了关心和慰问；还和社员及到这里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传瓦等拆除危险房屋的劳动。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我就用自己随身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动的情景。从小靳庄返天津，江青在火车上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又乘车到天津市区转了几次后返京。

　　江青第四次去小靳庄，是在当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使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访华。本来，马科斯夫人在华的外地参观并没有到天津的日程，江青知道后，非要外交部安排马科斯夫人去天津。

　　江青陪着马科斯夫人去了小靳庄。他对马科斯夫人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但是这里自从被江青搞成“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后，并没有什么适合外国人参观的内容，只是召集社员唱唱歌，念念诗，伊梅尔达不知所云。搞得外交部礼宾司方面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

　　随卫江青到长沙

　　（一）江青畏惧毛主席

　　在筹备四届人大之际，江青要去长沙见毛主席，于是给随同毛主席在长沙的汪东兴打了一个电话，问由谁担任湖南行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来。”

　　随后，汪东兴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随江青到长沙。我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对赴湘的行程和乘机等交通事宜做好了安排。到长沙后，江青就住进了蓉园的4号楼。江青的住处，在毛主席的住处下面，相距不远。

　　住下后的一天，江青对我说：“你准备车，咱们到上面去。”我想她来长沙就是见毛主席的，那么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即便是江青见毛主席，也必须先做请示批准。我以为她已经联系好了，于是就调了车，并布置说去见毛主席。

　　江青上了车，我们就跟在后面，直奔毛主席的住处。也就是一两分钟，车子就开到了毛主席住楼停车的门厅里。守卫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见有车子进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就说：“主席还在睡觉呢，请您稍等一下。”

　　江青一见是陈长江，脸色一下就变了，说话也紧张得有些变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快走，快走！”因为她知道陈长江所在的一大队是紧随毛主席担任保卫的，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主席的住所来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江青车也没有下，就叫陈长江赶快把车门关上了。

　　我这才知道：江青事先叫我安排车子时跟我说的到上面，不是到毛主席这里，而是要到汪东兴住的地方。于是，我们马上从毛主席那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露出如此大惊失色的神情，连她不经事先请示就见毛主席也会吓成这个样子，看来她对毛主席还是相当畏惧的。

　　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进去见了汪东兴，我在外面等着。我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记得江青在里面呆的时间比较长，估计是在见毛主席前，询问一些有关毛主席的近况吧。

　　（二）毛主席批评了江青

　　第二天，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那里，问了我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江青如何如何，张春桥如何如何，王洪文如何如何……反正他问什么，我就尽我所知做了汇报。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毛主席提出过“上海帮”、“四人帮”的事，而且还对他们做过批评。但我想汪东兴当时应该是知情的，所以向我了解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间，他们在北京活动的情况。

　　后来，江青在长沙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在这次见江青时，对她进行了批评，要她不要当后台老板。在许多回忆文章中都讲述了王洪文、周总理到长沙，其实江青也去长沙见了毛主席。

　　随卫江青到大寨

　　（一）浩浩荡荡进大寨

　　1975年9月初，江青由陈永贵陪同，乘坐火车，带着自己经常骑的马及一些生活物品，赴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们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要到大寨的消息，十分欣喜和重视。他们专门前往阳泉火车站迎接江青，还在大寨的村口组织了两路群众夹道欢迎。用当时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话说，叫做“浩浩荡荡进大寨”。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00多人，昔阳县城里没有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礼堂。好在昔阳刚刚兴建了一座拖拉机厂，有一个车间尚未安装，于是就将此车间当作会场，与会者每人发一个小凳子。会议的主题报告由华国锋来做。

　　（二）不能阻拦邓小平的车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要在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故而在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同志偕夫人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从北京赶到昔阳。

　　得知邓小平要在开幕那天上午到达昔阳县，而且有到大寨的安排，江青随即专门向陈永贵和我交代说：如果邓小平到昔阳先来大寨，不要让邓乘坐的车直接开进招待所。

　　因为江青长期随毛主席生活，养成了和毛主席相近的生活节律，晚上睡得晚，上午通常仍在睡眠中。她是怕邓小平等人的车子进招待所动静大，吵了她的睡梦。

　　陈永贵觉得这很难办，如果邓小平直奔大寨招待所而来，难道还能真把他乘坐的车子远远地拦下来，让他步行进招待所吗？他让我帮助拿个主意，我很干脆地对他说：“哪能都按照她的要求做，如果邓小平的车子开过来，是绝对不可以阻拦的。”

　　然而，邓小平一行到昔阳后，没有前往大寨，而是直接去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会场，免却了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的事端。邓小平的这一决定，着实使陈永贵和我们减轻许多心理负担。

　　（三）会上胡乱插话

　　在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讲话刚开始，江青马上插话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她还抢着宣布：“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而且明知中央会前已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不参加会议的江青，还在不知情的会议代表面前插话说：“这些第一把手不到会，是对农业不重视。”

　　会议期间，我记得邓小平、华国锋、江青、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参观了大寨人在沟壑山峦中营造的梯田。那是临近仲秋的收获季节，田里的农作物穗长粒饱，沉甸甸的，煞是喜人。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为这些中央首长们拍了不少以田间地头为背景的照片。我至今都留存着一张当时同这些领导人在一起的合影。江青除拍摄了大寨的风光照外，还兴致很高地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华国锋等人拍了照。

　　在这一团和气的背后，是“四人帮”正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进行着暗暗的交锋。1975年7、8、9三个月，邓小平坚决而果敢地推进着他的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四人帮”敏锐地感到：邓的理念同他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邓的地位愈稳固，愈将阻碍他们对党和国家更高支配权力的攫取。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想给邓小平罗织一些罪证，使之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四）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评

　　会议原本没有安排江青讲话，她却在一次大寨干部、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谈当时正在进行的“评《水浒》”运动。她煞有介事地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接着，她别有用心地发了一通关于《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的议论。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她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随后，江青要把她几番言论的录音在大会上播放。负责这次会议的华国锋认为不合适，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发，录音不放，讲话不印。”

　　（五）我替陈永贵出主意

　　一天，江青提议要和全体文艺战士们一同参加劳动实践，便带着一群人去大寨有名的虎头山、狼窝掌，一路上喜笑嫣然。

　　江青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些油莎豆的种子，要大寨人在山地上种植。油莎豆在中国是罕见的油料作物，属热性作物，大寨人从没有侍弄过，也不适合在大寨这个纬度的山地种植。可江青要在这里种，大寨人能有什么话说？

　　江青骑着从北京带来的马游山，突发奇想地提出在虎头山顶上挖防空壕。江青带头挖，又拍照，又拍电影，还叫跟随的人一起挖，挖了一条连手榴弹炸也经不住的防空壕。

　　除了在田间地头动干戈外，江青还生出改造大寨窑洞的念头。大寨的窑洞都是单眼的，互相不连通，没有里外间。江青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找到陈永贵，要他布置人员，把她住宿和使用的三间单眼窑洞从里面打通，使卧室、起居室、办公室合成套间。

　　从里面打通窑洞这种事，在大寨没有先例，陈永贵和山西省委书记王谦都觉得江青的要求难以满足，可又不好直来直去地回绝，便找我商议怎么应对。

　　我当年打过窑洞，特别是经历过西柏坡窑洞塌方的教训，想起那往事也就想出了对付江青的主意。我告诉陈永贵和王谦：“你们就说大寨的土质是平质型的，支撑力不够，横向打通可能会塌下来，太不安全了。”陈永贵他们把我的这番话在江青面前学了一遍。这招果然灵，江青再没提改造窑洞的话茬儿。

　　（六）执意二次去大寨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1976年的9月初。据说江青在离京前，曾和王洪文、张春桥等在钓鱼台的17号楼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批邓（小平）”“倒叶（剑英）”“拉华（国锋）倒华”（即能拉则拉，拉不过来就打倒）。在这之后，江青说：“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就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第二天，江青不顾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毛主席病情恶化对她的挽留，带上众多随从人员，乘坐豪华专列去山西。专列挂了7节车厢，还有两节拉马及一应物品的车皮。

　　（七）江青批评郭凤莲

　　江青到大寨后，要看她的油莎豆长得怎样了。一听她这要求，陪同她的大寨人顿生忐忑。因为油莎豆生长的合适地温在30摄氏度以上，而大寨的地温天气热的时候也就20多摄氏度，大寨人为此耗了不少心力，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油莎豆长得高一丛矮一丛的。见油莎豆如此长势，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你们怎么搞的？啊！我的希望变成泡影啦！我送给你们这么好的种子，你们却种成这个样子……”幸亏负责种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队科研组长高玉良确实对油莎豆的种植狠费了一番心思，他把这种作物不适合大寨生长、大寨人为此进行了怎样的实验和努力条分缕析得头头是道，江青才不再纠缠了。继而，江青又提出要去看上次来时带人挖的防空壕。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条防空壕纯属摆设，所以大寨人就给填了。此刻无法隐瞒，郭凤莲只好对江青实话实说。这下子江青脾气上来了：“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你们毁我的战壕，也不向我打一个招呼……”

　　（八）召开学习批判会

　　一天下午，江青召集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干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1976）4号文件。4号文件发布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国内兴起。江青在大寨召集的会议上，对邓小平大加诋毁，甚至把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送行，也作为一条罪状。当时我也被召来参加学习批判会，江青说到这儿，点名要我为她的话做证。邓小平出国，我作为机场警卫负责人也在现场，可我没有印象邓小平带子女到机场，就照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江青见我不配合，有点懊丧，悻悻地说：“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样吧？”

　　江青这次在大寨常放在嘴边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掌权”，她几次向大寨的社员、干部发问：“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父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一定要改过来。”

　　（九）突然接到北京来电

　　9月5日晚上9时左右，我突然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说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我：“主席的病情很不好。”

　　关于回京的路线，汪东兴在电话里说：“你们返回北京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乘火车到太原，派飞机到太原接你们；一是乘火车到石家庄，派飞机在石家庄等。你看哪个合适？”我短暂的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还是按后一个方案比较好。去太原时间太长，路也不顺。到石家庄换飞机对安全有利，又节约时间。”听了我的看法，汪东兴决定让我们走石家庄这条路线。

　　放下电话，我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接到了从另一渠道通知江青尽快返京的电话。江青听了电话传来的确切消息后，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情，与大家心急火燎的心情形成很大反差。她依旧是那样慢条斯理地整理行装，用了很长时间才打点完毕。

　　我和随行人员同江青一起乘上汽车，从大寨到阳泉。在阳泉登上火车，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抵达石家庄。在一些记述此事的书籍和文章中，都说江青在返京的火车上还谈笑风生，甚至和同行的人员打扑克。但我的印象并非如此，江青没有打扑克，也没有谈笑风生。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在那里迎候，他们陪着江青坐上轿车，直奔飞机场。飞机大约飞行了半个多小时，便到达北京。

　　随卫江青到保定

　　（一）车厢漾起侃侃语流

　　1976年10月3日晚，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即10月4日，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参加，让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厂的10余人及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内燃机火车头，挂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4号文件，车厢不时漾起侃侃语流。

　　（二）终于离开了车厢

　　我以警卫安全为由，未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晚上七八点钟时，火车返到了北京站，可学习座谈会还没有结束，江青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我觉得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并让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厢，回到她在中南海新落成的201住所。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兼管江青，担任她的随卫。10月6日，也就是这次随卫后的第二天，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逮捕。

　　邬吉成、杨宇宁，《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