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军投降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他们的表情是迷惘，而最右边的那名则仿佛如释重负。或许，直到成年后他们才会赞美和平的可贵，并认识到当年的这场战争是多么血腥和恐怖。
提要：儿童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国家塑造儿童，儿童也塑造国家。国家赋予儿童的意义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他们是未来、是希望，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塑造了怎样的儿童，就塑造了这个国家怎样的未来。
柏林之战是对第三帝国的最后进攻。数万名孩子被希特勒当成“最后的希望”推向战场……一名妇女回忆道:“尽管有钢盔遮挡，但我仍能看见他们稚嫩的脸，六年来我们看腻了死亡，但当亲眼见证孩子们奔向战场时，我依旧会感到痛苦和辛酸。鱼类和昆虫为了生存会吞噬后代，但这不是人类应有的本能，我深信，任何驱使他们战斗的人都不配谈荣誉和道德。”
当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柏林正在弹雨下烈焰熊熊，巨大的黑色烟柱笼罩了市区，让饱经摧残的街道显得格外恐怖———这些景象令12岁的威廉·格伦似曾相识，那是战争爆发伊始，敌国城市的废墟曾不止一次在纪录电影中出现，1939年是华沙，1941年是贝尔格莱德，1942年是塞瓦斯托波尔，而且第6集团军正在攻向斯大林格勒。每当它们出现于银幕之上，雷鸣般的欢呼就会从观众席响起。但现在，这些城市的苦难都被返还给了柏林，仿佛是在“报应”市民的幸灾乐祸。
从1944年秋开始，柏林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轰炸，1亿立方米的瓦砾随处洒落，足以垒起一座300米高的小山。私下里，有人将城市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尽管最后的审判还没有降临。小酒馆中散布着可怕的谣言：苏军的“最后打击”已经迫在眉睫。
他们没有明天———1945柏林战役中的儿童士兵
逐屋巷战———当孩子奔向战场
4月20日是柏林战役第5天，此时朱可夫的军队已经突破了奥得河防线，而在南面，科涅夫也进军神速。战火烧到了城市外围，而这一天恰好是希特勒的57岁生日，往常，他要在菩提树下大街检阅雄壮的军队，但这次他甚至没有发表任何演讲。地下室里，将军们小心翼翼地描述着惨淡的战局，希姆莱、邓尼茨和戈林建议元首趁早离开，在阿尔卑斯山，他们还可以凭借地势继续抵抗，只有宣传部长戈培尔表示反对，他认为元首必须留下，“一起迎接最后的胜利或毁灭”。
第一批炮弹在近郊落下，而在施特劳斯贝格和弗里德里希斯哈根，坦克歼击旅第1营正无助地对抗着TB34坦克;东南郊区，第2营被击溃，第3和第4营伤亡惨重，但血淋淋的报告并没有遏制疯狂的举动，直到4月21日，坦克歼击旅才离开前线，前往第12集团军麾下与盟军作战。
在城市东面，经过一天交火，部署在诺因哈根和霍佩加滕的坦克猎杀分队击毁了一些坦克，但苏军的猛烈火力令少年们伤亡惨重。对于内层防线上的青年团员来说，这一天也同样恐怖，空袭的硝烟尚未散尽，苏军炮火的零星独奏骤然演变为合唱:“喀秋莎”发出犀利的长音，加农炮低沉而又不祥地做出回应，楼宇间腾起熊熊烈火，它掩盖住了空袭城市上空的探照灯光，将大地映得如同噩梦一般。
4月22日，第56装甲军军长魏德林接管了柏林防务，“柏林”团和“施潘道”师在绝望的形势下开始武装，这些部队均由狂热的纳粹党员带领，普通士兵是16岁以下的孩子，上级坚信，凭借敏捷的身手和对环境的熟悉，他们可以在巷战中出奇制胜。一名党卫军士兵写道:“青年团总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他们攀爬跳跃，用‘铁拳’火箭筒发起伏击，或是扔手榴弹消灭冲锋中的苏军部队。战役期间，他们击毁了大量坦克。”
同一天，苏军占领柏林北部的蒂格尔区，并从东突入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儿童士兵和正规军一道退入防空要塞，依托工事拼死抵抗。同时，施特格利茨和里希特菲尔德区的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一名妇女回忆道:“尽管有钢盔遮挡，但我仍能看见他们稚嫩的脸，六年来我们看腻了死亡，但当亲眼见证孩子们奔向战场时，我依旧会感到痛苦和辛酸。鱼类和昆虫为了生存会吞噬后代，但这不是人类应有的本能，我深信，任何驱使他们战斗的人都不配谈荣誉和道德。”
但少年们却不以为然，很多人坚信自己有义务在战场上牺牲，即使不幸被枪弹击中，死亡也不过是瞬间的事。《希特勒青年团作战部队，1944B1945》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3岁的福斯特击毁了两辆坦克，连长批评了他的鲁莽，但福斯特却天真地说，子弹根本打不中我。抱有同样想法的男孩不在少数，党卫军第33师的一名士兵写道:“前来增援的几百名孩子满怀着对杀戮的渴望。在新克尔恩市政厅，士官在穹顶下训话:‘不要急躁，苏联人经验丰富!’但他们拒绝听从任何警告，而是端着步枪和火箭筒进军，仿佛耳畔回荡着鼓点或军号。”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希尔德加德·克奈夫见证了青年团向施马根多夫的反击，他们最初进展顺利，但苏联狙击手突然开火:“一名男孩倒在碎石堆前，神情痛苦而无助，他挣扎着发出惨叫，仿佛是在说他不想死……”
费希特山水塔是俯瞰城区的重要据点，施特格利茨区的青年团负隅顽抗，直到被猛烈的炮火歼灭;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防空要塞的指挥官做出了投降的决定，因为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4月24日至25日，战斗进入白热化，街区一个接一个陷落。在城市南部，瓦西里·崔可夫指挥第8近卫集团军向蒂尔加滕区推进，大约400名儿童攻击了他的先头部队，对于德国儿童的狂热，这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兵倍感震惊:“穿黑色衬衫的敌军没有一个大于15岁，他们扛着‘铁拳’迎面冲来。‘怎么办?’前线指挥官在无线电中呼叫，我的回答很明确:‘不要开火，缴他们的械!’但警告没有起任何作用，对方已经逼近了阵地，当看到大炮和牵引车时，他们立刻疯狂地展开冲击，横飞的火箭弹把士兵和马匹一同撕碎。虽然大部分进攻者在交火中殒命，但我仍不禁扪心自问:把这些男孩引向死亡的是不是一群疯子!”
由于所有能扛枪的男人都被征召，甚至连女孩也拿起武器，作为在离世前保全体面的一种方式，每当行动前，她们都无一例外在涂抹唇膏。
“AIIesKauPt”———被战争剥夺的不只是童年尽管负隅顽抗的少年为数众多，但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无法确保战线的连贯。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军的战术:为避免巷战，他们经常把整栋建筑炸掉，同时还会用空前密集的炮火为先头部队开路，科尼利厄斯·瑞恩描述道:“在滕佩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火炮的炮管挨着炮管。”这意味着抵抗越凶猛，孩子们的伤亡就越惨重，仅25日一天，就有约500名少年丧生。
但这一天被铭记并不是因为伤亡巨大，而是当天中午，盟军和苏军在易北河会师。很多人开始动摇。一名叫冯·哈尔特的连长命令部下集合，宣布“所有人的义务解除”，因为他们用的是德国来复枪，可配发的是意大利子弹:“我们还能做什么，朝俄国坦克扔石子么?”
包围圈越来越紧。到4月28日，苏军攻入了政府区。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的边缘进行着血腥的巷战，而在夏洛滕堡，一道由弹幕组成的铜墙铁壁封锁了街道，并且缓缓地向市中心移动。城市西部，青年团的主力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据守，30日，来自元首地堡的命令要求他们进攻，尽管知道此举不会有任何意义，但2000多名孩子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坟场。赫尔穆特·阿尔特纳写道: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越来越多的青年团赶来。很多人甚至期待同伴受伤，这样他就可以捡到武器。但问题在于，受过训练的人并不多，即使能得到一把步枪，他们也有可能被巨大的后坐力震倒。进攻的时刻是上午10点，我们缓步在体育场上前进，来自运动员休息室的机枪子弹顿时如镰刀般横扫过来，迫使幸存者躲在死人身后开火。伤者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呼救，枪口焰照亮了成群的人，赛道上血流成河。所有人被迫向兵营撤退，市长下达了解散命令，仅在几个小时里，我们就有高达2000人的损失。”
“儿童士兵”的战斗随着这次惨败画上了句点，4月30日21时50分，红军将胜利旗插上国会大厦，而希特勒则在午夜自尽。随着城防司令下令停火，响彻一周的枪声渐渐平息。当和平突然降临时，孩子们却感到恐惧，阿尔特纳和同伴流下眼泪，但这不是为了灰飞烟灭的帝国，而是此时他们才意识到现实有多么悲惨，在两周里，他们看尽了血腥、残忍和生离死别，这些剥夺了他们童年的幸福。
投降的孩子们聚集在炊事车前，讨要一小块面包或一碗粥。其中一些非常幸运，苏联人仅仅缴了他们的械，当发誓不再与红军为敌之后，他们都被送回家中，每个人的胳膊下都夹着面包。但另一些的命运则截然相反，他们被送往德国东部和乌克兰的战俘营，充当苦役长达两年。即使获得自由，幸存者还是要面对喜忧参半的人生，并重新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废墟上需要建起新房，饱经摧残的工业和农业需要恢复运转，为获得微薄的收入，工人一周要至少工作48个小时，此外还有强制的废墟清理义务。支撑他们的只有坚定的意志。但历史就是如此讽刺，赋予他们这种品质的，恰恰是残酷的战争。
生命如何凯旋？——废墟上的反思
20世纪以来，没有哪场战役像柏林一样制造了如此巨大的破坏，苏军的代价高达35万人，在每八个参与战斗的官兵之中，就有一个倒在了通向胜利的路上，而德国方面至少有75万人死伤和被俘，250万幢建筑化为残垣断壁，考虑到死伤者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老人和孩童，这就更加令人惊愕。
无论是哪场战争，儿童都被看作脆弱的群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理应享有幸福的童年，更是因为其身体和心灵根本无法经得起战火的摧残。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国始终在避免悲剧上演，但对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而言，所有道德根本一文不值，在他们眼中，儿童作为士兵的价值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形成自主意识，比成年人更容易操纵，而且他们年龄还小，对危险并不容易觉察。尽管这些仓促组建的部队只能阻滞敌军很短时间，但希特勒早已做好了让他们大量伤亡的打算。尽管纳粹党有句著名的口号“民族社会主义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但真实情况却表明，在这位独裁者眼中，数以万计的牺牲不过是一组统计数字。
但希特勒的儿童士兵真的是一群被蒙骗的炮灰吗?情况或许无法一概而论，更何况很多人亲历过战略空袭的恐怖，父辈的经历也使他们对战争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战斗既是普通人的挣扎，又是整个民族的绝望与无奈，由于缺乏理性和盲目信仰，他们注定无法寻找到正确的出路。换言之，除了战斗并死去，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另一些则模糊地预见到，他们与纳粹的羁绊太深，只有从世界上消失，德国才能获得未来，而这对他们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正如一位士兵在最后一封家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终将死去，死后化为白骨，但新芽将从白骨中长出，象征着新生命的凯旋。”
人们始终不能确定儿童士兵的伤亡，各种统计差异很大，最少的只有6000人，最多的则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直到60年代，仍有尸骨在废墟中不断被发现。浅浅的墓坑显示了掩埋的仓促，在炮火中进行的葬礼也注定没有号角和鼓声。很多德国人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但儿童士兵的灵魂却不会飞向瓦尔哈拉，而是在故乡上空游荡，并化为梦魇盘桓在整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直到今天，其悲剧仍在警示着世人，并展示着那些鼓吹“秩序”和“荣誉”的政权的真实面目，无论其如何辩解，也注定无法掩盖本质上的阴险和残忍。
柏林之战是第三帝国的最后挣扎，孩子被当成“最后希望”推向战场，他们负隅顽抗，但注定没有成功的可能。
刑天宁，摘自《看历史》，2013年6月刊/总第39期，原标题为《塑造儿童，个人与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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