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上下一股戾气悄然侵入中国人体内，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十年血腥的80后、90后们却在盼望文革再次发生，以为整个世界推倒重来，就能重建一个公平的社会。
其实这些人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也是文革间接受害者。文革的幽灵渗透到老一辈人的思维方式中、言行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甚至左右我们的人生决定，而我们还不自知。
下面就谈谈我初中时代（1997-2000）那个曾经是红卫兵的班主任吧。可以说，她教育学生、管理班级的方式就是文革式的。初中的三年，全班同学是在类似于文革的环境中度过的。
她是个60后，矮胖、刻薄、好斗、会整人，常常在课堂上用大嗓门骄傲地自称当年是红卫兵，用一个月的时间从零开始学英语，就考上大学了。当然，我不知道她说的“大学”，是个什么名堂。
她批评同学的方式是文革批斗式的，不是教育，而是人格侮辱。同学因为作业没完成，或者上学因为公交车延误而迟到，或者哪个女同学收到了别班男生的情书，传到了她的耳朵里，那可不得了。
她让当事人站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公开羞辱。在她与尚年幼的我们看来，这种方式并没有错，因为犯了错误的人，应该被训，而且怎么训都不为过。
挨训的同学常常是这样一副狼狈样子：宽大的校服被这个老师在推搡中扯开了拉链，耷拉着脑袋不敢喘大气，或者伴着抽泣，一手拎着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任课老师来了，班主任说：往边上靠靠，别妨碍老师上课！这同学就乖乖地站到讲台一角。一个个任课老师来了又走，并不说什么，下面的同学对此情景也见惯不怪。下课了，同学出去活动，经过挨罚的同学面前，不敢说出同情的话，风声紧时，不敢和这名同学走得太近，免得一起挨斗。
如果轮到她上课，那么她就可以用半堂课，甚至一整堂课的时间来数落犯错的同学。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个很漂亮的女同学因为收到邻班男生的一封情书，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就把这名女同学揪到讲台上，用恶毒的言语对女同学进行人格侮辱：和别班男生搞破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考不好试回家抱孩子吧，发情的母狗……女同学因为这些词委屈地抽泣着，下面的同学听到这些“带劲”的词却发出哄笑声，班主任批得就更有劲了。
这种时候，我就在下面偷偷做题、背课文，心里想的只是在考试中取得好名次，别让这些人的事耽误了我的时间。同时，想着快些中考，早日离开这个恶毒老师，因为不知哪一天，这种批斗会轮到自己。但是没轮到自己时，就事不关己了。
之后的很多年，我都对初中班主任这种批评方式不感到稀奇，因为别班也有。直到上大学，我在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里读到了类似情景，终于知道给“破鞋”开批斗大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我被小波的文字引领，从“破鞋”陈清扬的视角看下面的人群，才知道那时自己受的教育是多么野蛮，才开始对自己当年的冷漠感到羞耻，也意识到文革的幽灵并没有在80后中消失。
再后来我去美国上学，看到美国老师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我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文明、更把人当人的教育方式。他们会私下里发邮件，或者在课后以委婉而平和的方式把自己对同学的要求提出来。
我同情小说里的“破鞋”陈清扬，就像同情我当年的初中同学。我痛恨自己当年是下面沉默的大多数，麻木地翻着中考题，只想着在班主任说废话时节省点宝贵的复习时间。如果再让我回到初中，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站起来，大声对那个邪恶的老师说：“无论这个孩子犯了什么错，你都不应该这样去对一个孩子进行公开的人格侮辱！你这样与文革时开批斗大会有什么区别！你这样会给孩子日后的成长带来多坏影响！”
我后悔三年来，一直没有那么勇敢过，在当事人不是我时，我暗自庆幸被批斗的不是我。我有时甚至盼望着自己讨厌的某个同学被这样对待，以报我平时想报而报不了的仇。
本人也被这个恶毒班主任整过。我学习一直很努力，在初一时就拿了全班第一名，即使这样，也逃不过恶人的魔爪。
班主任有一个从木椅上启下来的木板，专门用于打同学手板。同学错一个单词，她就打一下。我学习认真，大半个学期都没被打过。但快到期末时，我还是错了一个单词。没有挨打经验的我感到害怕，在排队挨打轮到我时，身子向后站了站，手向后缩了缩。但就是这一本能的举动被恶人捉到了。她给我的罪名是，因为与老师站得远，所以“与老师离心离德”，当即叫我收拾书包，换到最后一排去坐。幼小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同学次次考试不好，被打了N次手板，都没有被调到最后一排，而我平时老老实实用功学习，还拿了班里第一名，只因为一个单词错，手往后缩了一下就被调到最后一排了？
我天真地想：学习成绩这样好，老师喜欢还来不及，是不是我有其它地方做得不对？但是我怎么都想不出自己哪里还有问题。那段时间，我整天回家哭，一种无序的荒谬感冲击着我青春期的心灵。
后来我得知，班上绝大多数同学的家长都给老师送礼了，我的家长没有，所以我被这样对待。事后，还是家长背着我给恶人送礼，我才被调回到原座。
整个初中三年，我都在压抑、仇恨和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度过。我小心翼翼地使自己不被老师或喜欢打小报告的同学抓住把柄，不敢和同学说真心话，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她的极权管理下，无论你成绩多么好，只要是不听话，对她的管理有一丝质疑或反抗，你都会陷入被打压、被孤立的状态。
我从纪录片中得知当年马寅初这个忧国忧民的耶鲁高材生也免不了被批斗，了解那些被关牛棚、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的故事。童年的经历让我对文革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有了深刻的同情，也知道反智主义的迫害并不遥远。于是我得出一条结论--做学问，就别在大陆。这也是我后来拼了命考托福、GRE的原因。
初中毕业以后，无论是当年常常被揪上去批得很惨的，还是和班主任走得很近、貌似很“得宠”的，在同学聚会时，几乎对那个女人没有好话。一个男生说：“如果让我在街上遇见她，我一定会上去踹她几脚！”但是，说这话的同学，当年也是批斗大会中，坐在下面哄笑的一员，我无法因为他的这番表态再对他产生信任和好感。
和初中同学聊天，话题总绕不开那个恶毒班主任-- “还好我之后碰到的老师都很好”、“希望我以后有了孩子不要碰上这样的老师”是我最常听到的话。
可悲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同学希望成立家长委员会，从学校管理制度上杜绝这种恶人恶行。
工作后，我问那些70后的同事：“你们孩子上的学校，有家长委员会吗？”被问者无一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只看到他们在孩子分班前四处打听哪个老师好，然后想尽办法托关系，把孩子安插到该老师的班里。
没有家长委员会的班级，无论怎样都是专制班级，只是暴政专制和开明专制的区别。学校就是社会的缩影，当我还是个孩子，对班主任的恶行无丝毫招架之力时，我不相信在我步入这个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后，会对潜在的更大的恶有防御能力。
当恶人对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进行伤害，大家会不会像我和我当年的初中同学一样，对当事人置之不理，甚至发出哄笑。由于自己对学生时代不好的回忆，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让自己的下一代在中国接受教育。我经历了很多年，才从学生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会像当年那个被折磨得心力憔悴的我一样错误地认为，他的成功之道只在于服从权威而不是其它方面取得的成绩。我不希望他为了满足掌握他命运的人的个人口味而无限度地扭曲自己的意志。
出逃，仿佛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
那些盼望二次文革的年轻人，你们是不是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文革？
侯健羽，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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