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越战：50年后《底色》再现

　　采访手记：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你向前线靠得还不够近。

　　徐怀中靠得太近了。他看见拖着长尾巴、腆着大肚子的美军直升战斗机蝌蚪般一群一群在头顶游来游去，螺旋桨搅动的声音也如夏日河边的蛙群呱呱叫个不停。他举起照像机要拍摄，被越方陪同人员阻止了。直升机不停地在抛下迫炮弹压制地面，不让“越共”抬起头来。

　　这是1966年初他在西贡附近经历美军8000人大扫荡的一幕。他还多次近距离经受过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地毯式”轰炸。那时，他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率组从金边秘密进入越南南方，自1965年冬至次年春，经历了四个多月战地采访。

　　48年之后，他根据当年的“战地日记”完成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人民文学出版社），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中国军人作家、记者对战争冷静客观而富于哲理性的观察思考，记录了他在战火纷飞中的种种情感阅历与生命体验。

　　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徐怀中作为战地记者赶赴云南前线，写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西线轶事》以九万余读者直接票选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以至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因为有“抗美援越”以及1979年“对越还击”两次参战经历的换位思考，加之拉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他获得了在以往从未有过的一些深思明悟。

　　7月26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徐怀中。　　

　　“既然选择了战争题材，只有争取到最前线去经受种种考验，积累丰富的战场体验，才能进入文学写作的殿堂。”以往每次去前线，他像小孩子过新年穿新衣，满怀激情跃跃欲试。但奔赴“对越还击作战”前线，以及写作《西线轶事》，他的心态要复杂得多，要深重得多。访谈中徐怀中提及当年写到的某些人物和生活细节，仍令他怦然心动，禁不住潸然泪下。

　　读书报：《西线轶事》曾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作与出版的？

　　徐怀中：讲“战争文学”或“军旅文学”，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特殊的分类，其实文学很难截然划分，我也没有意识到写的是战争文学。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潮涌般到来，《西线轶事》实际上是十年浩劫后在心中积郁已久的沉思喷懑，通过那场边界战争井口喷发出来。有个说法，如果将战争比作一株大树的树冠，引发战争的社会原因就是深扎在泥土中大树的根须。如果把一株树的根须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若干周。写作《西线轶事》，我并没有过多于描绘那场战争的树冠，而是着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须部分。

　　当年，我接到电话通知，领导决定组成一个战地采访小组赶赴云南前线。那时我刚刚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提着几大包中药丸子上了飞机。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3月16日战争结束，部队采用“倒卷帘”（交替掩护）战术撤回国，我又随着作战部队到四川乐山访问某师女子通讯班。《西线轶事》在连队写出一部分，读给女电话兵们听，得到了她们认可。初稿为中篇，6万多字，是把中越两方面人物交叉在一起写的。那时《人民文学》只登载短篇，编辑建议把描写我方人物故事的章节抽出，紧缩为不超过3万字的短篇。从初稿中抽出描写越方的另一部分文字，我重新整理，标题《阮氏丁香》，作为《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发表在《十月》杂志。

　　这一来，倒产生了一种鲜明的视觉效果，两个短篇如同两面视频，对比之下能够清晰看出中越两国是在怎样一种特定社会状况下投入这场战争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是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越南刚刚结束20年战争，未及疗治创伤，这两个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士却用刚刚学会的对方的语言彼此大叫“缴枪不杀”。

　　在《西线轶事》里，我迫不及待地写到了一件事：“文革”中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征集新的国歌歌词。随即便发现周围的一些词作者都已经兴高采烈地投入创作，我觉得可笑很气愤。国歌是可以随便修改的吗？虽然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插曲，就像是预先准备好的新中国的国歌。建国多年了，但是我仍然感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谓“文革”，即是中国害的一场政治天花，但上帝没把免疫性给予我们。一个国家混乱、落后、贫困，是要挨打的，我们再经受不起了。

　　读书报：今天再看《西线轶事》，您有怎样的评价？

　　徐怀中：当时《人民文学》收集了很多读者的反映，读者和作者完全心心相映，这不能不说是给我一个小小的满足。不是小说写得多么好，也并非作者自视颇高，但这篇东西以及《底色》，包括刊载于1966年3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篇通讯——《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我都十分珍视。这篇通讯拿给现在的年轻读者，他们会感觉枯燥无味，难以下咽。但我后来得知，通讯被译为越语，在南方丛林中广为传播，南方军民每天傍晚准时集体收听连续广播，令我感动不已。这就够了。作为一名战记者，还要什么？这两次战争，我都作为亲历者，自会产生感情上的某种特殊联系。我总是自作多情地想，我的这些文字，是为战争中失去生命者和苟活至今的人，保留下来他们彼此相通的一线信息。

　　读书报：《西线轶事》给您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之后您的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徐怀中：此后几年身体一直不好，只写了《没有翅膀的天使》、《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眼》、《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几个短篇，且写得很“苦”，力不从心。1984年受命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从此周旋于行政职务，只得暂时放弃写作。至1993年退下来，才又构思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两个短篇。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上，我能够沏底从以往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不再受到某种固有观念有形无形的束缚，真正放开了手脚，即自这两个短篇始。虽然这两篇东西不成气候，引不起多大反响，但我甚至想要虚张声势说，我仿佛自觉不自觉地经历了一个羽化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来得太晚了些，却也并未因此挫伤我的兴致。我希望再往前去，还能进一步延伸这种放松状态。

　　搬家找到了近50年前的“战地日记”，这使徐怀中获得意外的惊喜。翻阅几本日记，他似乎可以随手触摸时空的纵深，俯拾流云逝水。从越南南方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到普通的女志愿者，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徐怀中飞舞着手中的笔，记录下战争中那些平平常常又颇有声色的逸闻趣事，也描绘了击沉美军“卡德号”航母之役、布林克饭店之炸、公理桥袭击之憾等重大事件。

　　读书报：《底色》是您率“中国作家记者组”在越南南方采访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写出了在越南南方的一段经历，您讲到对您这位老兵来说，这是“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可否具体谈谈您的感受？

　　徐怀中：上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一个两极对峙的“冷战”冰河期，越南战争便是在“冷战”格局中的一场局部“热战”。越南这片焦土上撒播的是中、美、苏彼此牵制激烈竞逐的火种，而这个等边大三角的一垄一畦间，又生发了中、苏、越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内部游戏”，就像玉米地里作兴套种豆角，高梁地里适宜套种倭瓜。而比之大三角，中、苏、越小三角“游戏”则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激化。

　　我们小组是在中苏论战高潮时出去的，都学习了“九评”，做好了理论备战。但实际上当时我还不能很清晰地观察那场战争和国际关系，在写作《底色》的前后，我读了国内很多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的文章以及有关解密档案，很受启发，才看清楚当年这场战争是怎样多变诡异。正是在抗美援越激战犹酣之时，基辛格秘密从南宛机场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于是“小球转动大球”的进程开始了。中苏历来是针尖对麦芒，急转直下启动了建交谈判，“栽刺栽刺栽出了一朵花”。我想，除了菊香书屋的主人外，没有人敢于提出来走这一步棋。越南被夹在大国的夹缝里求生存，当然有它的外交智巧，不会甘心处于被动地位。我不能说“春秋无义战”这样的话，但套在冷战中的这场热战，决不能简单用正义或非正义战争解释得清楚。因此我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应把战争多重的宏观背景给读者展示出来。

　　读书报：您两次走上战场，战争背景各不相同，心情也不一样，能谈谈您对越南的印象吗？

　　徐怀中：在越南南方四个多月，留下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在我看来，越南战争和抗日战争及抗美援朝有根本的不同。现在我们到处都在讲非对称战争，发现了一个新名词，越南南方抗击美国不就是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吗？交战双方支援能力差距太大根本不成比例，那么这个差距也就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问题的是什么呢？是越南人的加重脚踏车，是绑在车座和车把上的两根木棒棒。直到越战结束，美国的补给物资还在码头堆放如山，而越南人前期多是靠脚踏车驼运大米，来支撑看这一场战争。

　　而1979年中越两国兵戎相见，这一页历史插曲过于沉重，从认识可以讲得清楚，从感情上翻过去这一页不是那么容易。在战争生活中，我不仅看到毁灭和绝望，也看到希望和光明，看到人性永不泯灭的光辉。我到南线收容所访问越南女俘。炮火停息没几天，越南女孩子已经在向中方小卫生员递纸条了：“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好，你可以写纸条给我吗？”她全然忘记不久前她们如何报名参加青年冲锋队，又如何争先恐后领取武器，誓与“北寇”战斗到底。

　　一部战争史，往往讲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两国或是多国之间妄动干戈。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最高决策者们，既或多么伟大英明，也不免在这里留下败笔。所幸的是，人们世世代代经历多了，也便习惯了忘记仇恨，越过种种有形无形的警戒线走到一起来，彼此给予同情，给予友善，给予相助。而那个越南女俘，更是可以不顾一切，把寄托了她无限遐想的一张小纸条递过去了。她是何等痴心，纯粹凭感情行事，而不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与驱使，一往无前，又义无反顾，仅凭一缕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了国家战争动员令。人的“纯粹”感情属于天性，不是任何战争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变得了的。

　　《底色》的写法，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同时又显示出作家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的底蕴。同时，徐怀中也在不断地反思，“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感知这一场战争，并没有真正感知越南南方。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我缺少内心情感的充分投入，我太麻木，太冷漠，我太轻松愉快了。”

　　读书报：在阅读上需要不断变化思维，主要是因为时间的表述。比如第一段谈到越南同志向我们泄密，说明天几点几点有B-52轰炸，注意防空。第二段就写“莫斯科和北京的通报又是怎么来的呢？直到不久前，读美国驻越军援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报告》，意外从一处细节找到了答案。”作品不单纯是往事的回忆，还加入了今天的分析和判断。这样的表达，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写作难度？您是怎么处理的？对于目前呈现出来的这种方式，您满意吗？

　　徐怀中：我确定用非虚构形式呈现，要做到观察高度真实、客观、公正，强调作者的亲历性；又要宏观上展现更开阔，揭示冷战的复杂多变与诡异。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既有一条时间顺序线索，又力争打破呆板的回忆，尽可能适应叙事的需要。现在看还应该写得更活脱灵动一些。有关冷战与大国关系的议论部分还应该更加鲜明犀利，进一步强化思辩意义。　　

　　读书报：作品中也提到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在越南待了十多年，以第一手新闻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拿大广播公司驻远东记者迈克尔·麦克利尔《越战10000天》也在越南待了十年。同样是战地记者，那个时候您了解到这些信息，对自己有没有冲击？

　　徐怀中：当时并不了解详情，以后读他们有关报道，特别是麦克利尔《越战10000天》，非常钦佩，为他们那种职业精神所感动。我们与西方记者不同，我们只能集中时间做战地采访。他们是从始至终跟踪越战，追求历史观察，着重从战争各方领导层的决策谋篇加以宏观把握。资讯翔实非常准确，对势态发展有透彻的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后来我看报道，知道美国记者在前线以身殉职的有135名，多数是摄影记者。全世界战地摄影家，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到头来却总是不可避免地相聚在同一个陌生的故乡。相比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幸存者。

　　读书报：最让我感动的是您的反思。你在作品中却坦承：“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感知这一场战争，并没有真正感知越南南方。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我缺少内心情感的充分投入，我太麻木，太冷漠，我太轻松愉快了。”反思自己“麻木”的原因是什么？

　　徐怀中：根本上讲，还是有做客思想，毕竟战争是在人家国土上打，真情投入不能与越方人员相比。在我们之前，八一电影厂黄宗江他们走过胡志明小道，行军九个月才到南方。我们小组去的时候，已经和金边打通了关系，不必由北方南下走胡志明小道，而是直接从金边潜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正因“胡志明小道”我没有亲历生活，是间接采访，感同身受差欠一层，导致顺流而下的描写，我一直感到很愧疚，所好的是及时改正了。这场战争一开始就知道战后还能留下什么，越南政府答应女志愿者，战争结束后会有一份工作，战后她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胡志明小道”作为一个无法仿制的战争品牌保留了下来，而留给十多万女志愿者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难和悲惨。

　　读书报：一方面，您对于当年女志愿者的描写笔墨不多，另一方面，在后来借助凤凰卫视的采访，关注女志愿者回家后的生存状况，隐忍、克制，充满深切的关怀。对于在越南的日子，您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会不会写一部《阮氏定传记》？

　　徐怀中：按照两国协议规定，我们出访已近结束时间，也只能如此了。阮氏定接触不多，我后来提出采访，越方没有同意，

　　徐怀中很喜欢卡帕的作品。《底色》中刊出卡帕在越南触雷身亡前所拍照片《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背景上魅影重重，给人的感觉是随时可能听见枪响，世界永无宁日。徐怀中说，卡帕的镜头纵深之大，大到无限。他摄取到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留给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以《底色》命名，是徐怀中对于这个世界发出的一份独特“警告”。

　　读书报：当年越共内部出现的“亲华、亲苏之争”，在书中写到由阮志清之死引出的质疑，是想表达您的什么观点？

　　徐怀中：我采访过阮志清，印象很深，他像一团火，极端热情，两只眼睛穿透力很强，好像能洞悉你的一切。当时他说了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同情中国的一段话。访问他之后，我没有做记录，机密性太高，害怕丢失了，后来我凭记忆写出他的话，再三跟同去越南的战友核对过。中苏之争直接影响到越战的实际进程，并影响到中越两个社会主义毗邻国家关系的历史走向。通过阮志清之死，读者对冷战中中苏越关系会有一个全面的感性了解。《底色》最后部分写到“亚非作家会议”，也是中苏之争激烈一幕，双方都在力争所谓世界革命领导地位。正值文革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毫不怀疑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革命中心。

　　读书报：战争中的爱情、友情，萍水相逢中对幺女的保护，都特别令人感动。看到这里时我想，亲历过战争，记录了这么多珍贵的资料，您没有想过写小说吗？您提到，愿意把《西线轶事》及其姊妹篇《阮氏丁香》看作是《底色》的下部，那么为什么上部不延用小说的文体？是因为材料已足够翔实，事实比虚构更精彩？

　　徐怀中：因为有当时的日记，素材足够翔实，记忆仍很鲜活，如实记录下这段战地经历，作为我戎马半生的一行手模足印，比虚构一部小说更为亲切，也更有意义。这本书可能有种种不足，但是我决心要真实出一个样子来宁可失之于呆板拙笨，也不要让人感觉有虚假之处，经不起推敲。

　　读书报：《底色》的书名，我理解为战争的“底色”，您能谈谈“底色”的用意吗？

　　徐怀中：没有什么深义，我无非发出一个警告，战争，无论是以任何名义启动这一部历史的永动机，它的“底色”不会有任何区别，那就是死亡，是残酷，是灭绝。卡帕的摄影作品，被誉为“战地摄影不朽之作”，他总是擅于捕捉战争中稍纵即逝的动感形象，将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之间定格为永恒。他希望出现在他镜头下的种种惨剧，不至于无休止上演。我很悲观，卡帕的一番苦心恐怕也只能是付诸东流。卡帕的挚友唐·麦库里所说：我不再生活在幻影中，人类只能一直遭受苦难，直到时间尽头。

　　记者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2013年0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