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中美错失建交机遇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宋恩荣、张睦楚的《1950，晏阳初在去留之间》一文（以下简称《晏》文）说“从1950年起，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要求他‘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表明美国政府决意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最终选择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立即被召回国。“事实上司徒大使被召回国是在1949年8月2日，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煽动反共反民主浪潮是在1950年2月之后。可见司徒大使被调回国在前，麦卡锡主义盛行在后，这两件事不是发生在同一年。


　　1949年中美第一次错失建交机遇的原因

　　既然司徒大使被急调回国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无关，那么中美错失建交机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原来美国政府在1949年初已经预感到中共即将在全国取得政权，于是想拉拢中国，不希望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一边。所以1月26日各国驻华使馆接到通知说中华民国政府将从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国驻华大使随行时，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都跟着走了，唯独只有美国大使奉命留在南京，要与中共代表接触。司徒雷登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曾经通过其私人朋友罗隆基等人向中共转达"美国可以分期贷款60亿美元帮助中共建设"的意愿，其条件是中国不倒向苏联一边。我方得悉这一情况，4月24日南京解放后，当局任命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5月6日司徒雷登就派其秘书傅泾波到南京军管会要求会见黄华处长（他们二人曾经是30年代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此后一个多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会谈三次，双方都表示希望将来美国政府能够同中共政权建交，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友好往来。本来6月28日黄华已向司徒雷登正式转达了中共领导人邀请他到北平访问，并且许诺他将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直接交换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意见。他得此喜讯，心中无比高兴，6月30日他当即向国务院禀告此事，并且希望尽快下达指示。不料也正是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这样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美国国务院得知中共宣告"一边倒"的声明后，感到要与新中国建交已经无望，所以7月1日当即电告司徒雷登，责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可见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得知了中共"一边倒"的决策，才关上了中美谈判建交的大门。

　　直到这时，司徒雷登还希望再为中美和谈做最后努力。7月5日他的好友陈铭枢从北平回到南京后，给他带去中共领导人依旧欢迎他北上访问的信息。陈铭枢还特别提醒司徒雷登，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一边倒"绝对不能被误解为中国会依附于苏联，还说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读一读6月15日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明确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可见宣布在政治、思想上"一边倒"，并不排斥在外交、外事上要"多边联"。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长住近50年之久的、与中共领导人又有多年交往的美国人，能够理解并且接受这一点，所以他还一直想能够北上与中共领导人直接面谈中美建交之事。但是以他美国驻华大使身份，未得到美国国务院认可，他还不敢轻举妄动。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美国国务院要他回国述职。他曾提出回国途中不要安排他与台湾的蒋介石见面，以免未来他会丧失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他本来指望回华盛顿后不久，能够重返中国继续担任大使工作。可是国务院随即急令他于8月2日偕其秘书傅泾波等人乘美国运输机由南京经冲绳直接返美。他在冲绳曾经发表谈话，表示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然而国务院不许他在美国发表这个声明，还电告他回国后不能再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当他一到达美国，不听他的意见，美国政府就在8月5日急忙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对中国和中共横加指责。由上可见，美国主动关上美中和谈建交大门，是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宣布"一边倒"决策理解得不太全面。

　　从中方来看，当今重新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近万言的长文，是在两天时间内赶写出来的。这篇重要文献要赶在中共建党28周年前夕发表，他自己在原稿上认真修改过，但是来不及在领导层传阅和集体讨论。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料到，文中关于"一边倒"的仅有约150个字的论述竟会被美国政府领导人理解为中国完全倒向苏联怀抱，而不准备同美国建交了。早知如此，他在写政治、思想上"一边倒"之后，如果再增写百把字中国在外交、外事上是奉行"多边联"方针政策，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上建立外交关系等等，可能就不至于被误读了。人们常说，细节往往决定历史。在外交博弈中，即便十分谨言慎行，也往往会给对方造成错误的判断。即便中共领导人后来也通过陈铭枢对司徒雷登就"一边倒"问题作了解释，但是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也已无法改变美国政府的决策了。也许有人认为，我国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如果又表示要"多边联"的外交政策，那会得罪苏联或者会令苏联不悦。这是多虑了。如上所说，毛泽东于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就已表达了"多边联"的外交政策。况且苏联早于1933年就同美国建交，即使在冷战时期苏美也保持外交关系。比中国更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波、捷、匈等国也都已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有外交关系。可见政治、思想上"一边倒"，早已与外交、外事上"多边联"同时并存。

　　1950年中美第二次错失建交机遇的原因

　　如果说当时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对"一边倒"有误读，那么中方对司徒雷登应召回国和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民主辩论，也有了解不够深透之处。例如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这样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种说法现在看来过于绝对。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在百忙中挤时间赶写出来的，来不及经过集体传阅或讨论，就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发表了。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不走，如上所述是为了与中共联系，愿意将来中美建交，黄华曾与之会谈三次，中共曾经欢迎他访问北平，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曾奉命写信邀请他北上，怎么能说"没有人去理他"呢？他被召回国，在中国的确是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可是这位对中国颇有真切好感的73岁的老人，回国后依然还要为增进美中友好关系而尽心竭力。这从他所写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可略知一鳞半爪。书中透露：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10月份，美国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官员和专家会议，集中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好几位与会者强烈主张承认和援助新政权，少数人反对这个意见，主张不要仓促行事"。司徒雷登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以上所言是他的亲身见闻。书中还说：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过了一个礼拜，1950年元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该政权。这当然涉及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50年的头六个月，一些亚洲和欧洲的政府也相继转而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作了这样承认的一共有25个政府，如果当时美国政府也效法英国政府的话，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大，因为许多国家都会以美国为榜样"。当时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好感，而对共产党政权倒有好感。但是共产党人对美国官员的谩骂以及没收美国在北平的财产，在美国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不可能不采取对共产党人有力的官方行动。也正是在1950年1月5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不再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和顾问的援助，3至4月间美国政府还要求蒋介石携带其家属和随从移居到菲律宾当寓公，也就是要彻底抛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是由于美国政府已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中苏谈判中感悟到中苏之间存在矛盾，苏联只给中国3亿卢布微薄贷款，中共政权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难以完全倒向苏联怀抱，所以美国政府愿意弃蒋联共，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便拉住中国，制约苏联。很可能中共领导层当时不了解这些新动向，再加上解放初期急于没收美国人资财等过"左"做法，以致1950年上半年我国又第二次错失了与美国建交的机遇。这又再次证明了细节决定历史。

　　1950年上半年，除了美国民间和政府在推进中美关系之外，在美国的华人也积极热衷于此事。从《晏》文得知，晏阳初曾于1950年3月27日致卢作孚的密信中表示：他与当时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向美国政府献议，由道格拉斯以美国总统密派代表名义到中国商谈中美建交并且帮助中国农业、工业建设之事。可是正当美国朝野致力于沟通中美关系之时，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19日中国出动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随即在抗美援朝运动主导下，晏阳初在国内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都被作为传播"买办的奴化思想"的反动组织受到取缔。这样不仅断绝了晏阳初回国继续从教之路，而且也打消了在美国的华人致力于中美建交的劲头。当今可以这样来回顾历史：如果1950年6月没有爆发朝鲜半岛内部的战争，也许到这一年底台湾就已解放，中美两国也已建交。这样即便到1951年爆发朝鲜半岛内部战争，大概我国也难以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了。也正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共活动，麦卡锡大肆攻击民主党政府纵容、支持中共，结果导致1952年总统大选更加反动的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历史的发展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往往是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结局的。

　　现在看来，我国当年是上了苏联和朝鲜领导人的当，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际，硬被他们逼进了朝鲜战场。当然，当时毛泽东勇于参加朝鲜战争，也是为了避免斯大林怀疑他是另搞一套的东方的铁托。毛泽东早在1957年7月5日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就已经指出：苏联和朝鲜当时领导人"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和作战计划，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实践证明，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阻碍了国内的和平建设，还助长了国内在镇反、土改、文教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中"左"的倾向，而且使苏联大为减轻了在欧洲受到的美国压力，在外交、外事上只倒向苏联一边，更加依赖苏联，长期失去与西方众多发达国家的联系。从此中美两国对立、对峙、对抗了20多年，直到1971年又有一件偶然的细节小事，才重新开启了中美交往之路。那就是这一年在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选手科恩误乘上中国队的车，世界冠军庄则栋机灵地送他一块中国的织锦。接着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联中反苏专程访华，我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需要联美反苏，这样才恢复了中美联系，到1979年中美建立了正式的邦交。80年代以来中美双方才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高放，《炎黄春秋》 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