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让中共渡过难关起死回生的不是华国锋、也非邓小平

专访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2）


　　《大师》：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论局任副局长，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论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国理论动向的职能部门。当时分三个处，并且编印一种不定期的《理论工作动态》。

　　我在中宣部时除了日常业务以外，还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组织双周座谈会。因为理论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理论方面抓得最好的一次，会议的思想活跃程度也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的。为了使它不至于“绝后”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定期开小型理论务虚会，也发简报，一方面给上面送，一方面给各省发，这样就能把是想解放的势头保持下去。于是我找耀邦商量，并建议由他亲自主持，他完全同意，并决定每两周开会一次，同时叫我马上筹备。可惜后来这个会开得并不多，因为胡耀邦当总书记后，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长了。

　　他一离开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艰难了。其实我刚调去中宣部时，在北大读书的孩子少民就不赞成我去，看来，还是年轻人正确。我去中宣部，只是在胡耀邦当部长时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继任部长时，对我也很信任，只是他也没干多久，就突然被邓力群取代，于是我就步入险途了。

　　1982年邓力群当部长后，因为我抗拒了他的命令（要我去上海调查给中央提出批评意见者的姓名），他把我职务撤下来却不放我走。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要整党，他组织了五次全宣传部的大会批判我一个人。据我所知，中央机关没哪个单位是这么整人的，部长在整风时自己不作检查，却把不顺从自己的人拿出来大批判。我已经被逼到墙角，只能挺身奉陪。好在他还没有剥夺我的发言权，所以我能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最后他任何帽子也没给我扣上，只好放我走了。

　　《大师》：1979年理论务虚会，为何一个“不设禁区、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会议，会以一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尾？此文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如何？

　　李洪林：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理论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找我给华国锋准备闭幕式讲话，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胆地讲，让思想界整个活跃起来。于是我一边参加小组会，一边起草华国锋讲话稿，春节休会前我已经写好讲话稿交给胡耀邦和胡乔木看，大体上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排版，排个大样又送上去，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春节以后事情就变化了，华国锋也不讲话了，改由邓小平来讲。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由胡乔木领导的新起草组，成员有我、吴江、宋振庭、滕文生四个人。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家听指示。邓的基本调子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严厉批评社会上的大字报和民间小报，以及社会上的乱象。原来1978年底给四五运动平反，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都爆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那时候暴露得非常醒目，整个社会都沸腾了。所以务虚会开会时，上面就批下来两个文件给会议参考，一个是上海市告急，一个是四川省告急，说社会上乱得很，每天都有人到党委和政府部门闹事，他们都办不了公了。

　　邓小平批评社会上的乱象，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批评党内这只手太软，他讲过两只手都要硬，抓经济、抓思想，实际上就是批评胡耀邦。这以后我们起草组再没开过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起草的，直到3月30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时，我才第一次听到具体内容，确实是180度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对比太鲜明了！我分析邓小平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除了刚才谈到的社会形势以外，还跟西单墙的一篇大字报有关。

　　《中国青年》复刊号出版时，被汪东兴批评“没有突出华主席”，要求杂志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把《中国青年》复刊号一页页摊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来看，接着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西单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论务虚会休会期间，一个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批邓小平。邓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单墙的，他讲过“鸦雀无声不好”。他和叶剑英都支持大字报这种形式，支持群众自由表达意见。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复工作的一些老干部是反对大字报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报被这些老干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这张大字报的抄件送到邓小平面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报吗？看看吧。邓小平是什么人，毛泽东不是说他“绵里藏针”嘛，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报才贴出几天，就被抓起来了。

　　事实上邓小平这个闭幕讲话，应该说是中共度过文革危机后左的本性重新亮相。党内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左”。

　　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骨干都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一手培养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都得搞掉。党内凡是有争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宁左勿右”，这是一切“有经验”党员的立命之本。 “左”没有问题，即便错了也只是方法问题，表明立场坚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场问题，从轻的说法算是右倾，要是被划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只有1978年胡耀邦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左的，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党内外一致拥护，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了，只有反左，他们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倾传统已经深入骨髓，这些人反左，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打个比方，这个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就像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被人推开以后，一撒手马上又恢复原状了。所以这种“左”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一恢复工作后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报一下子就把邓小平说服的原因。

　事实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党内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领导骨干的左倾故态迅速复萌，是促使邓小平左转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的由来。邓小平四项原则讲话以后，各个地方闻风而动，一次席卷全国的左倾回潮形成了。

　　要问邓小平这篇讲话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那就是它终结了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用“紧箍咒”套在中国人民头上，又恢复了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思想的钳制，或者说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

　　理论务虚会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转折点。从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起，局面急转直下。一夜之间，反左变成反右了。


　　《大师》：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停止了吗？

　　李洪林：邓小平讲话之后，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 “说三道四”的斗争。“说三”就是坚持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决定了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说要全面改革。 “道四”，就是用“四项原则”来压制三中全会路线。据我所知，有些地方干部原来拥护三中全会，四项原则传达下去以后，他们马上抬不起头，被压得很厉害。

　　《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个读者来信摘编，他们每一期都寄一份让我看，我看到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说三道四”的激烈斗争，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东西，就在四月份写了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党的三中全会刚刚决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作废，谁也没有权力改变反左的大方向。而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只是他个人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没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和通过。虽然他的讲话很重要，但中央并没通过党内的法定程序用它来取代三中全会决议，更没有决定以反右来代替反左。所以我认为讲四项原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于是就按照这个精神写了那篇文章，中心思想是：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反左的，不允许保守派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人民日报》在五月初用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因左倾回潮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各报社写信。当时《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多极了。他们还特地选些来信送给我，其中有些是直接请报社转给我的。我从写作以来，几十年间从来不曾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鼓舞和支持，所以决心继续写下去。

　　接着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写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六月二十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我们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发扬民主。《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叫我去他家里。我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接着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很放得开，说得很透，说我们党的这些干部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左倾思想根深蒂固。他很赞成我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我把四篇都写完。

　　既然群众拥护，总书记支持，我就接着写了第三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我强调党的领导只能是政治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政府是国家机器，依法有强制权力实施行政领导，而党就没有此项权力。党不能强制群众服从自己，只能靠讲道理，说服群众自愿拥护党的主张，自愿接受党的领导，这才是政治领导。针对把党当作凌驾一切的“当然领导”，文章写道：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说，共产党具有“绝对权威”，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都是“当然领导”呢？文章的回答是：“不”。“谁能领导，谁不能领导，最后的选择者是人民。”

　　第四篇坚持马克思主义，我写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写好，实际上我对这个主义已经不怎么相信了，但又没有理出个头绪来。“以其昏昏”当然不能“使人昭昭”。后来写了一篇《信仰危机说明什么》，大致意思是说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现实了，它必须有个新发展才行，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不过我当时还没跳出原来的陈旧的框架，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能的口袋，凡是被认为正确的理论，都往这个口袋里装，都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今天看来，这种牵强附会实在可笑，除了说明自己孤陋寡闻，抱残守缺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这几篇文章虽然有胡耀邦支持，却遭到胡乔木的反对，他连题目都看不顺眼，说不应该从反面提问题。

　　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有个刊物叫《情况简报》，在清除精神污染时，他把我这些文章搜集到一块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往中央告我的状。我在中宣部文件室看到这个诬告就很生气，写信给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请中央制止这种背后伤人的行为，但他根本不理这个事，我连个申诉之处都找不着。后来三联书店出版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时，我在这一组文章后面加了一篇《回答一种批评意见》，把他们对我的诬陷逐条作了批驳。他们是背后放暗箭，我是在阳光下公开应战，我很欢迎他们也站到阳光下来公开辩论，弄明白是非，但对方却从未露过面。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些小事，不过也确实浓缩了当时党内外“说三道四”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大约两年，1981年4月，我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我在系列文章里的观点，论述了“三”和“四”的统一性：坚持四项原则，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就是在坚持四项原则。《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把它登在头版，相当于官方对这场争论做了个结论，但结论归结论，争论归争论，因为党内矛盾依然存在，一篇文章是解决不了的，拉锯战还要继续。

　　《大师》：在您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中谈到80年代初“政治制度改革的夭折”，邓小平曾触及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并似乎有意作出改革，是胡乔木的一封信导致了形势逆转？能否仔细讲讲这次政治改革的中断。一封信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走向，说明什么问题？


　　李洪林：其实在那之前，胡乔木还有两次小动作。他都成功地阻止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1979年胡耀邦提出一个“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当时能深入讨论下去的话，能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前十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文章指出：应该把生产的目的搞清楚，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生产目的”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结果惹恼了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他立刻叫人用“石由”的笔名（即石油工业部）写文章批判《人民日报》。虽然“石由”的文章火气很大，但也未尝不可以平心静气和他讨论下去。但这时胡乔木就介入了，要求赶紧停止讨论，以免引起党内不和。胡耀邦坚持要讨论，胡乔木就找到了华国锋，华国锋还是计划经济的脑子，胡乔木一说，他就同意了。胡乔木又找邓小平，邓也听他的。胡耀邦最后没有办法，生产目的的讨论只好中止，这个回合胡乔木胜利了。

　　1980年，李维汉专门找到邓小平谈封建主义的问题，他主要指封建专制主义对党的影响。邓小平同意李维汉的观点，当时政治局也做了决定要反封建主义。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会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时胡乔木又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大意是要慎重，不要一哄而起，应该先指定几个人“研究一下”，弄出个“方案”，然后再正式开始。但他根本没有组织人来“研究”，政治局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胡乔木一封信就把它束之高阁。

　　第三次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讲话《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非常明确地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正在这时，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工人大罢工事件，胡乔木赶紧又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说要防止波兰事件在中国重演，要引为殷鉴。他还让中宣部发一个指示，不要再宣传邓小平的政改讲话，结果政治改革就无声无息了。

　　这就是1979年到1981年间三次推动中国改革的大好时机，都被胡乔木破坏了。在中共笔杆子里面，胡乔木是第一把交椅，他深受毛泽东和邓小平两朝重用，是两个《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执笔人。本来历史就是史实，秉笔直书就是了，对历史要作“决议”，可见重要的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掌权者的政治需要了。1945年在延安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81年在北京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为了把垮掉了的毛泽东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我也参加了。只不过1980年5月，我得罪了胡乔木，就不让我起草了，其实事情的起因和起草决议没有关系。我写了一篇短文《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章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要我另写一篇“挽回影响”。我反复研究那篇短文，觉得只是批评以长官自居者，并未鼓吹反对领导，所以没有写。我这样抗拒他的指示，当然是“目无领导”。后来他专门召开一次历史决议起草组扩大会议，特地邀请一些理论界名人参加，专门批判我那篇文章。不料这个批判会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他致完开幕词就冷场了，与会者没有一个人讲话，我也只是洗耳恭听，并未起来检讨。从那以后，他就不让我继续起草，但是起草组开会还通知我参加。这大概因为我作为起草组成员，是胡耀邦调来的，还多少给他留点面子吧。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反复叮嘱的：“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毛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举他的旗，走他的路。

　　《大师》：您评价邓小平走的是非毛化的道路，举的却是毛的旗帜。如何理解他的既举又反？

　　李洪林：他只是在经济问题上反毛，把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这是反毛的，但是也不完全，因为中国只是半拉子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都不准私营经济进入，还是国有经济，国家就是与民争利，我这个锅里的肉汤谁也不能染指。商品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私营经济才能构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毛是百分之百消灭市场经济，邓是松开一部分让私人和外资进来，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资源，到现在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货币本来是最重要的一种商品，但人民币至今都不能自由兑换，这算什么市场经济？

　　至于政治上，邓是百分之百的毛派。毛泽东留下来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邓扛的就是一党专政这面旗，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要把毛的这份遗产高高供奉起来，千秋万代传下去。

　　《大师》：1982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宣部长（一次会议上的突袭），王震成为中央党校校长，之后《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副总编王若水被免职。接连丧失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三大阵地，胡耀邦当时完全没有还击之力吗？

　　李洪林：人家一个一个拔掉他的阵地，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在共产党这种内斗方面，太软弱了，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阵地收拾个精光，而无还手之力。谈到胡耀邦，我认为他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得人心的一任总书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他。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胡耀邦发起的，不是邓小平。因为批判“两个凡是”、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转不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领导理论大军打破毛泽东的思想枷锁，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解放处于奴隶地位的“地富反坏右”，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还是胡耀邦。所有这些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和“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一亿多人。他们常年都抬不起头来。如今一下子翻了身，这对整个社会增添了多么大的活力！经过毛泽东二十八年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上，如果没有破釜沉舟舍身一搏的勇气，谁敢冒这个风险？在那个时候，只有胡耀邦敢于挺身而出。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没有他一马当先披荆斩棘，中国怎能转上改革开放的轨道？

　　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将永远铭记他的不朽业绩。但也有他的弱点。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叫什么都可以，反正不能孤家寡人。这些是他可以依靠的心腹和爪牙。爪牙不是贬义词，就是像老虎一样能够自卫，能够捕杀敌人。胡耀邦却清纯得很，既没有心腹也没有爪牙，真是两袖清风，这是一个优点，但也正是他致命的弱点。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智士；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猛将。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光杆司令”，面对那些武装到牙齿、精于内斗的“同志”们的围攻，怎能不束手就擒呢？

《大师》：郑惠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他认为胡耀邦不太保护下属。您的文章里也谈到胡性格上的宽容与软弱，为什么改革派总是斗不过强硬派？

　　李洪林：郑惠说得不错，胡耀邦是有这个缺点。就拿我来说，他对我是很看重的，中宣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廖井丹在我去报到时就告诉我，耀邦想要培养我，还打算过些时把我放到省里去锻炼一下再回来。但是当我在中宣部被邓力群围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去找他，我有我的自尊。我知道在这方面他太软弱，找他是给他出难题，所以我只是单枪匹马和围攻大军苦战。再比如党校的理论研究室是他一手创建的，吴江、阮铭、孙长江三个人是他领导思想解放的得力闯将。《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也是他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王若水、刘宾雁都是他所看重的。但当这些人受难的时候，胡耀邦一句话都不说，一点都不保护，听凭邓力群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搞掉。这样他自己就没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顶梁柱来支撑。中国有句古话是“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有点封建思想，但是要想搞政治，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党，你一个人怎么能行？怎么带动这么大一个机器？况且党内斗争这么尖锐，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阵营那样强大，想当总书记的人玩弄起政治手腕来又比他老练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身无铠甲的胡耀邦被人拔掉，其实是必然的。

　　另外还有一点更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不能容忍他的人性。打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这个党就崇拜极端，崇尚暴力，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消灭一切阶级，实际上是消灭一切异己，把人们赶进“天堂”。在这个意义上，“左”是它的本质，尤其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崇尚极端的共产主义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必然产生比秦始皇更可怕的现代暴君。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一点也不假，他所培养的干部，他留给这个党的传家宝，他所代表的“党性”，乃是和人性绝不相容的一种性格。这种党性，在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能把自己的亲密战友置于死地的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具有这种党性的党，怎能容忍胡耀邦这种充满人性的“仁者”当总书记？

　　其实胡耀邦之所以能当上这个党的总书记，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1976年的“四五运动”所发出的政治信息，不光是人民对毛泽东已经厌倦，同时也表明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了。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使共产党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真是陷入“亡党亡国”的窘境了。在这个时候，是谁让这个党渡过难关，起死回生呢？

　　是胡耀邦，不是华国锋也不是邓小平。

　　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功不可没，但他的“两个凡是”还是沿着毛的绝路往前走，既救不了国，也救不了党。

　　邓小平是1977年中才出来工作，到1978年底才掌握实权。在此之前，平反冤案、解放干部、解放思想，全都是胡耀邦一手运筹和领导的。那时，包括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共产党，对胡耀邦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使这个党重新获得民心，因而获得了合法性，安全度过了统治危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众望所归，至于开会选举，当然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但胡耀邦和这个党的蜜月也就到此为止，亡党的危机既然度过，这个党就不再需要胡耀邦这种充满人性热心改革的总书记，而是需要坚持四项原则即能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衣钵的左派传人了。难怪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能量越来越大，原来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已经对胡耀邦不感兴趣了。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邓小平有一些指示就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向他们说，由他们两人往下传达，而把胡耀邦摆在一边。党性很强、精于党内斗争的强硬派，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倒胡”活动了，善良的胡耀邦还蒙在鼓里。他尤其想不到，总理赵紫阳竟然也是“倒胡”阵营里的一员，而且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一员。原来赵觉得胡干预了他的工作，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要求趁邓和陈健在的时候“解决中央领导问题”。本来中国当时的领导被称作“邓胡赵体制”，现在这三个人当中，赵背着胡给邓写信要求“解决中央领导问题”，这不就是解决胡的问题吗？其实赵紫阳本来也是改革派，如果站在胡耀邦一边，共同抵制保守派的袭击，结局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一着不慎，结果满盘皆输了。胡赵的失败，又一次记录了中共党内斗争中左派力量的强大。（未完待续）

　　腾讯-《大师》第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