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二次革命开启“不断革命”的不归路

    “二次革命”师出无名

　　“二次革命”的原因及表象十分复杂，经过政治家的诠释和学者的研究，也就更加云遮雾障了。曾经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写道：“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今天看来，当时所有针对袁世凯的怀疑都合乎情理，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历史亦证明了孙中山革命倒袁的“正义性”。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应忽略：其一，所有认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主谋”的判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具有法律效率的事实依据。其二，袁世凯具有帝制自为倾向，但毕竟上台不久，尚无充分政治表现，非比后来称帝败露之时，反对者可以取得师出有名的政治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等待其政治敌手劣迹充分暴露后再行发难。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孙中山则反是，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主谋”的直接证据、袁“帝制自为”的阴谋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二次革命”，无疑是其政治作为中的一大败笔。

　　汤化龙说：“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本来，孙发动“二次革命”是希望维护自己参与手创的共和民主制度不被践踏，但在政治处境上，由于未能真正说服国人、甚至连身边的多数革命党人也还没有被说服就宣布武装倒袁，孙显然已经使自己陷于“革共和之命”的尴尬境地。反之，在民国初建，国人尚未对之失去信仰，“假共和”并未成为国人的共同判断的情况下，汤化龙所言倒有可能被误认为“名正言顺”。“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等人很少博得社会同情，旋归失败，都是有原因可寻的。

　　“二次革命”开启政治厮杀的恶性互动

　　唐德刚认为，“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实，与后来频繁发生的内战一样，民国“第一次内战”的爆发亦非偶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及民初政治的乱像固有以成之，但国民党人也责任悠关：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备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国民党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逻辑的。而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又不可避免会激起本来就有“反革命”冲动的敌对一方先发制人的考虑。

　　所以，当孙中山等人谋划发动“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很快找到了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这样的恶性互动：“革命”一方以极端的思想行为向“反革命”一方不断提供以同样极端的手段加以对付的“合理性”证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革命”的“合理性”。双方互激互励，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险恶。

　　革命党背离共和民主政治

　　“二次革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革命党”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严格的说，“倒袁”并不是“革命”，真正赋予这一事件以“革命”含义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孙中山再次改组其党，打出“中华革命党”旗帜，重新制定党纲党章，使从前的国民党在一度改建“政党”参与共和政治之后，又重新公开回到“革命党”立场，在事实上摒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为国民党后来“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度选择做出了不同于既有制度的政治预设。

　　在《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中孙中山宣布：“惟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继，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在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的信中，孙中山写道：“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在活动方式上，中华革命党宣布“以积极武力”，组织“革命军起义”，扫除障碍，“奠定民国基础”。鉴于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以武装颠覆为目标的“三次革命”的主张不旋踵即已提出。中华革命党的一份党务报告称：“吾党欲图三次革命，与袁氏反对，则吾党所占之地位，即为先天之国家。”有了二次革命，复图三次革命，以后又主张“四次革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最终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的不断革命的境地。

　　中华革命党党纲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魁，是其否定共和民主政制的明确表徵。孙中山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以前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所谓“服从党魁”就是无条件服从孙中山一人。对此，孙做了如下解释：“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

　　人所共知，民主制度的价值并不在于否定“帝王”、“君主”的存在，而在于从政治上推到了个人的绝对权威，提倡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保留了“国王”的英国，因实施宪政，没有至高无上的王权，仍然属于现代民主国家，可为证明。孙中山力图建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做法，无疑背离了共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革命党难以践行平等自由

　　或有人认为，“革命”时期乃非常时期，作为权宜之计，强调个人权威未尝不可。诚然，政治权威在特定时期往往必不可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用于规范其党员的党纲并不限于“革命”时期，其适用范围已经被延伸到革命成功之后。由于消极汲取民初政党政治的教训，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提出了“一党治国”的政治理念。所制定的党纲把革命军发动起义到宪法颁布这段时间称为“革命时期”，宣称在这一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按照这一规定，宪法当然是由“本党”制定。由一党操控制定的宪法只能是“革命宪法”，而未来的所谓“宪政”也就成了一党“党义”规范的宪政。这样一来，本来或许还可以期望实现的在“军政”、“训政”之后的“宪政”目标也就必然落空。

　　不仅如此，中华革命党党纲还规定，革命成功之后，党员按“首义”、“协助”与“普通”之区别，享有的不同程度的参政、执政权力，“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如是，则一般民众连公民资格都被剥夺，更不用说参政权利了。在《批伍曜南函》中，孙中山进一步指示，鉴于“第一次革命度量太宽，所以反对党得从中入涉，破坏民国”，以及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次革命成功之后，“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这些规定意味着，西方式的凭借议会舞台活动、以多党共存为前提的政党政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孙中山抛弃。

　　对此，曾经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黄兴亦有所警觉。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不仅仅是因为“盖指模”有辱个人人格，而是因为意识到孙中山已经违背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他在致孙中山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不加入新党，“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而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在复刘承烈的信中，黄兴将问题的性质说得更加直白，认为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之举，是“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黄兴所言，道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杨天宏，新浪历史  2013-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