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焚书——危险的信号

“无书图书馆”铭牌。左面：海涅的话语等等，右面：1933年5月10日，纳粹学生在广场中央焚烧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这只是前奏。焚书的地方，最后人也要被焚。——海涅

　　一

　　柏林是一座历史名城、德国的首都，有许多名胜可以观赏；柏林又曾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本营，如今还存留不少纳粹活动的遗迹，也值得一看。

　　那天，我们抵达柏林已是午后时分。在旅馆安顿好行囊，便按事先的计划，驱车前往菩提树下大街6号洪堡大学主楼对面的德国国家歌剧院广场，参观当年纳粹焚书的地方。

　　车到大学主楼前停下。那里左右两侧洪堡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和他的弟弟、杰出的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雕像，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正在驻足端详之时，一场滂沱大雨不期而至，我们便躲进主楼大厅。待到大雨稍缓，我们决定立即前去歌剧院广场。可是，此刻离一周前预约参观帝国议会大厦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于是我们便改变原先的计划，匆匆赶往帝国议会大厦。

　　从帝国议会大厦出来，我们参观了附近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亦称“大屠杀纪念碑”）及地下坑道的“犹太人被害历史图片展”。参观结束后，我们来到勃兰登堡门。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从这里一眼望去，菩提树下大街上灯光微弱，行人稀少。我们徜徉在这条街道上，观赏着这城市中心区的夜景。没多久，我们已来到歌剧院广场。

　　这时的广场一片昏暗，唯有一处约一米半见方的地方露出白色的亮光。走到那里，透过地面的钢玻璃，看到的是地下四壁从顶部到底部整齐地摆放着三十二个书架的一个面积约五十平方米见方、五米高的书库，而所有的书架却是空空的。

　　从这里向前走几步，镶嵌在地面上的一块铜制铭牌映入眼帘。那上面左右两边分别镌刻着德国诗人、政论家海涅的话语和这里曾经发生事件的字样。

　　这就是由以色列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1995年面世的“无书图书馆”，也就是“焚书纪念碑”。

　　这“焚书纪念碑”承载着数十年前历史事件的记忆。

　　二

　　那是八十年前，即1933年的5月10日，数万人陆续汇聚到歌剧院广场和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约莫午夜时分，几千名染上狂热的大学生，那些有着“奴隶的劣根性”、“令人厌恶的小丑”（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语），“十八岁的小丑”（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语），身穿冲锋队制服，手举火炬，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护送满载着书籍的车辆，游行到歌剧院广场。

　　他们将火炬扔进广场中央的劈柴堆，待到劈柴起火，就开始焚书，并将书籍连连不断地抛入劈柴堆。

　　领导大学生的“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头头讲了话，刚上任不久的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发表了致火词，宛若火上浇油，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那个夜晚，柏林歌剧院广场烧毁的书籍约两万册。其他的许多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各地被焚烧的书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

　　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学，是纳粹焚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德国一些学者就当年纳粹焚书事件的史实，进行梳理、辨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8年问世的《焚书之书》（[德]福尔克尔·魏德曼著，陈钰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记述了当晚焚书事件中被列入首批文学书籍黑名单的九十四位德语作家和三十七位外语作家的简况，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事实上，焚书事件后，遭到查禁的作家作品以及其他门类的书籍，数量也很可观。

　　在被焚烧、遭查禁作品的作家行列中，就包括海涅、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阿诺尔德·茨威格、斯蒂芬·茨威格、德布林、福希伊特万格、图霍尔斯基、雷马克、贝歇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还有左拉、高尔基、爱伦堡、杰克·伦敦、海明威、哈谢克、巴比塞等蜚声文坛的作家。

　　纳粹焚烧、查禁书籍，打出的旗号是所谓“反对非德意志精神”。

　　那么，什么是“非德意志精神”呢？

　　看一看他们焚烧、查禁的文学书籍，大概也就清楚了。

　　一是反对专制、张扬民主的书，包括高尔基的《母亲》、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托马斯·曼创作的《马里奥与魔术师》等；二是描写犹太人生活、他们所处的困境，反对反犹排犹的书；三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书，包括斯蒂芬·茨威格的戏剧《耶雷米亚》、布莱希特的诗歌《死兵的传说》、雷马克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等等。

　　三

　　上述几类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与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主张是迥然相异的。

　　纳粹党纲规定：要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并且要具有绝对的权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指出：德国应当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将以领袖原则来统治，即由“元首”实施绝对的专制独裁统治，不允许民主政治那“无聊的玩意儿”的存在。及至1933年2月，他在与国防军、海军、外交部负责人谈话时还说：那个“癌一般的囊肿———民主”，必须予以铲除。

　　纳粹党纲规定：只有属于德意志民族血统，才能取得德意志国民资格，“犹太人都不得为德意志国民”。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把世界上的民族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雅利安人是人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者，更高尚的人性的缔造者，其中的日耳曼人，首先是德意志人尤为突出，是“优等民族”；犹太人等等，则是“劣等民族”，犹太人是“一种瘟疫，一种精神上的瘟疫”，是“雅利安人最大的对立面”，是所有邪恶与灾祸的根源，因此，“对于犹太人没有什么可讲的，决定势不两立”。

　　纳粹党纲规定：“我们要求国土与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炮制一个概念：“生存空间”。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他强调，纳粹运动必须无视传统的偏见，要“敢于把我们民族及其力量聚集起来，奋勇向前，走出这个民族今天的狭隘的生存空间，走向新的土地”。怎样扩展“生存空间”？这就需要诉诸“永恒的斗争”，或者说，诉诸侵略战争，如他所说，“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得”。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纳粹所谓“非德意志精神”，就是与法西斯主义背道而驰的思想，用戈培尔的话讲，就是“异端邪说”。包含这样思想的文学书以及其他类别的书籍，遭到纳粹焚烧、查禁，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焚书、禁书都是属于书劫的范畴。书劫之后必然会出现人劫。一百九十多年前，海涅写了一部题为《阿尔曼索》（1820）的诗体悲剧，其中有这样的台词：

　　这只是前奏。焚书的地方，最后人也要被焚。

　　时隔一百一十三年，柏林歌剧院广场发生了焚书事件。这以后，相关的作家被抄家，被剥夺公民权、国籍，遭到追捕，被投入集中营，惨遭杀害，被迫去国离家、流亡异国他乡等等，就是海涅这一至理名言最好的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前柏林歌剧院广场的焚书仪式上戈培尔致火词中的一句话：

　　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表明，这场书劫，还有着照亮新时代的意义，或者说，还有着更加深层的内涵。

　　这深层的内涵，就是将以这次焚书事件所体现的“德意志精神”，扩大到人劫的范围。

　　早在焚书事件前的两个多月，即1933年2月27日夜晚，纳粹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并以此为借口，诬陷共产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践踏议会民主制度，解散工会。焚书事件后，纳粹更加严密地控制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使其全盘纳粹化，并且取缔其他政党，宣布禁止组织新的政党，实行一党专政，即纳粹党的专制极权统治。而这种专制极权统治又是以希特勒的独裁为其特征的。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等的纳粹军事、秘密警察组织，法西斯的舆论工具，日益升温的个人崇拜，则是支撑希特勒专制独裁统治的基石。这样的专制独裁，如同当时的一个政治口号所示：“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将纳粹德国的这一状况概括为“一切都开始也结束于希特勒”。希特勒掌控着一切，威权四溢，不可一世。1938年2月，他与奥地利总理舒士尼克会谈时说：“凡是不赞成我的人，都要被摧毁。”在希特勒专制独裁统治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会会员、其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所谓的“劣等民族”，还有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等，遭到逮捕，被投入集中营，许许多多的生命在暴力的摧残下归于陨灭。来自社会各阶层反抗专制独裁的斗争，屡屡遭到严酷的镇压。例如舒尔兄妹，即汉斯·舒尔和索菲·舒尔及其年轻的伙伴们，二十岁出头，就读于慕尼黑大学，他们组成“白玫瑰”小组，散发传单，矛头直指希特勒，要求“摧毁纳粹的暴政”。兄妹等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四天后就被斩首处死。受到株连的数十人，其中有些只是一般的熟人，都被逮捕、遭拷打，被判处徒刑或被枪决。

　　希特勒还连连抛出多项法律法规，疯狂迫害德国犹太人。1935年9月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掠夺他们的大量财产。此后，反犹排犹更是变本加厉。1938年以后，大批德国犹太人遭陷害，被驱赶。这一年11月9日发生的“砸玻璃窗之夜”，纳粹焚烧犹太教堂，捣毁犹太人商店，劫掠犹太人财物，还打死数十名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负伤，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当晚就被逮捕，关进集中营。1939年1月，希特勒要求一旦战争爆发，就消灭欧洲犹太种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希特勒就考虑进一步处置“劣等民族”、全部消灭欧洲犹太人的问题。1941年，在一份由纳粹头目戈林签署的文件中，出现“最终解决”一词，所谓“最终解决”就是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及至翌年的1月，在柏林近郊召开的万湖会议上，“最终解决”被确定下来。这以后就按照会议提出的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将犹太人投入集中营、灭绝营，置大批犹太人于死地。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竟达六百万之多，占欧洲犹太人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

　　希特勒提出的“生存空间”，在纳粹德国引伸出这样一个政治口号：“今天是德国，明天就是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特勒大力发展战争经济，加快国民经济军事化，以适应扩军备战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纳粹德国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随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又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的铁蹄残暴践踏欧洲的大片土地，还有欧洲以外的一些地方，给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据统计，这场战争夺走了五千五百万条生命，许多地方，疮痍满目，留下的是大片的废墟。

　　英国一位学者曾就焚书事件发表这样的看法：纳粹根除“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动，“预示了新政权的野蛮残忍的性质”。焚书事件后所发生的一切，清楚地表明这位学者的论断与客观实际是全然相符的。

　　五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从法西斯势力崛起，到希特勒“第三帝国”建立，直至覆亡，纳粹德国给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希特勒“第三帝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执行绞刑前说了这样的话：

　　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这罪孽是嗜血成性、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希特勒及其同伙们所造成的，包括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煽动蛊惑、暴力所带来的恶果，同时也透示出一个民族的蒙昧、迷狂。长时期以来，德国不少有识之士，曾就这样的问题作过思考和探讨，德国政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2005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集会上有过一个概括的说法：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至今仍然是德国人的耻辱，对此，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反思，以防止历史重演。他强调，德国将永远铭记纳粹所带来的灾难，这不仅是现在，而且也是将来的一个责任。

　　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主流社会不但没有掩盖那一段惨绝人寰、不堪回首的历史，而且始终怀着歉疚感、负罪感和羞耻心，不断地反思那一段历史，并且从各个方面采取切实的措施，做出应有的努力。

　　他们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与纳粹罪恶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纪念堂、纪念园、纪念碑，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现。

　　“焚书纪念碑”也是在事件发生地建立的，只是昔日在这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已了无痕迹，于是，德国人挖地数米，以极其简朴的方式，建造了这座“无书图书馆”，这座“焚书纪念碑”。
　　（摘自褚钰泉主编《悦读MOOK》第三十二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翁义钦，《文汇读书周报》 201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