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1962年，赫魯曉夫把省級以下的黨委一分為二，分為“工業黨委”與“農業黨委”。這兩個黨委平級，互不隸屬，原省委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則在兩個新省委之間均分。這個改革也很有創意，它使得黨組織從控制一切的萬能權力機構變為一種單純的經濟組織，使得黨組織的權力收縮到了經濟領域內，其實是對社會的一種鬆綁。而且，西方學者認為，因為互不隸屬，兩個黨委之間出現競爭，可以逐漸發展為兩黨制。
不幸的是，斯大林早把一個鮮活的社會改造成了一部僵死的機器，人民全都被改造為毫無主動精神，必須時時刻刻為上司鞭策驅趕的會說話的工具。黨組織只分為工農兩大類，必然出現兩黨都無法覆蓋的大量領域，例如文學藝術就根本不隸屬於任何一個黨。這本來是對人民的一種解放，然而被炮製成木乃伊的百姓需要有人管，鬆綁之後反而會六神無主，惶惶不安。當時的一個政治笑話是：兩個集體農莊莊員打架，告到農業黨委去，黨委書記問：他怎麼打你了？挨打者答：他用榔頭打了我。書記答曰：那我管不著，你找工業黨委去。如果他用鐮刀砍你，那才在我的管理範圍。這個笑話非常準確地說出了改革失敗的原因：打亂了一個僵死機器的指令系統，造出了許多兩個黨委權力無法覆蓋的空白領域，又沒有法治去管理這些領域，因而使得毫無自治能力的人民不知所措，造成了管理上的巨大混亂。
這兩大改革使得赫魯曉夫自絕於黨和政府系統的官僚們，動搖了他的統治基礎。政府系統就不必說了，中央各部大批高官丟掉職位，離開生活條件優越的莫斯科，被下放到地方去，當然要對赫氏懷恨在心。地方黨委一分為二，造出了無窮的扯皮機會與指揮上的混亂，也使得黨官們對赫魯曉夫深為不滿。
最致命的改革還是赫氏的“民主化”嘗試。他規定從地方到中央，各級黨組織定期召開黨代會，改選三分之一的黨委成員。這一改革打破了黨官們的鐵飯碗，使得赫氏結怨於全黨。黨務系統本來是赫魯曉夫的權力基礎，然而他卻通過這些改革，使得自己原來的支持者變成了仇敵。
赫氏最大膽的嘗試，還是想把最高蘇維埃這個橡皮圖章改造為英國式議會。在他執政末期，他要米高揚去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對米高揚說：“爲什麽資產階級比我們聰明？他們用議會製造出一種人民參與統治的印象。當然，這不過是個虛構，但人民覺得自己能影響甚至能決定國務，感覺就很好。爲什麽我們的議會只不過是黨中央和政府的橡皮圖章？部長們看不起議會，但在英國，他們得對議會負責，回答議會的質詢，等等。爲什麽我們不能讓最高蘇維埃要求政府報告工作，還能提案改變政府的決定？”米高揚對此也很熱心，可惜此後赫魯曉夫就下台了，這計劃也就胎死腹中。
另一個開明的新舉措是司法制度的改革。赫魯曉夫廢除了斯大林設立的特殊法庭，規定未經地方黨委批准，政治案件不得再在法庭上審理。在他執政期間，蘇聯再沒有審判過較大的政治案件。赫氏司法改革的主旨，是只懲罰異議人士，不再胡亂迫害虐殺全民。即使是懲罰異議人士，他也改用了相對人道的手段，亦即用行政懲罰（諸如撤職，降職，開除公職、學籍、黨籍等）取代斯大林的肉體消滅與勞改營。這一改革被今日中共襲用。
赫魯曉夫還試圖進行有限度的“公開化”改革。在粉碎“反黨集團”之前，他便開放了克里姆林宮，讓遊客參觀。此後，他邀請基層官員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甚至可在會上發言。他還開創了公開發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的做法，想讓那個黑社會黨的運作變得透明起來。雖然這未能堅持下去，但它還是在幾十年後啟迪了戈爾巴喬夫。
赫魯曉夫改革中有很多人道主義的因素。
赫氏文化政策搖擺不定
赫魯曉夫最人道的改革，還是廢除蘇式戶口制度。斯大林復活了沙皇的內部護照制度，還將它改造得更反動與更野蠻，公開實行職業歧視與地域歧視——城市居民可以領到身分證，因而能享受城市的糧食定量供應、各種生活便利以及極有限的遷徙自由，農民則無權領到身分證，乃是基本生活需求毫無保障、沒有遷徙自由與擇業自由的下等人。赫魯曉夫廢除了這一野蠻做法，給農民發放身分證，使得他們有了進入城市的可能。
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農業進行的。斯大林使得蘇聯農業嚴重殘廢，醫治這一殘廢便成了繼任者們最大的任務。不幸的是，赫魯曉夫沒有鄧小平的見識，未能看到集體化是萬惡之源，不將這病灶徹底割除，則蘇聯永遠無法免於匱乏，因此只是採取了零碎的修補措施，也就是中共在解散公社前搞過的那一套，諸如降低國家農業稅，減少公糧定額，提高餘量售價，以此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鼓勵農民種自留地。
另一改革措施則是廢除拖拉機站制度。此乃斯大林發明的又一條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妙計：在農村各地建立國營拖拉機站，迫使集體農莊以高價去請拖拉機站的工人們來為自己耕地或收穫。工人們是領取固定工資的國家雇員，為農業服務所得悉數交給國家，於是這便成了國家敲詐農產品的又一渠道。赫魯曉夫解散了拖拉機站，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設備賣給附近的集體農莊，從而終止了國家對農民的變相敲詐。
這設想本來是好的，可惜因考慮不周而出了毛病：拖拉機站技工們是國營企業工人，屬於享有各種福利的一等公民，而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與國家福利無緣。於是拖拉機站的技工們便紛紛離職逃往城市，造成了技術工人的短缺。另一方面，集體農莊沒有足夠財力買下所有的必需設備尤其是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加油站、車庫等等。因此這改革反倒導致集體農莊既缺乏技術人員，又買不起必需的農業機械，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
開墾“處女地”（荒地）則是赫魯曉夫想出來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又一措施。他從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地動員了30多萬人，送往哈薩克斯坦等地區大量墾荒，在三年內開墾出3600萬公頃土地，國家為此提供了十萬台拖拉機。這政策一開頭倒取得了巨大成功，蘇聯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大豐收，致使赫魯曉夫以為蘇聯就此解決了糧食問題，雄心勃勃地提出蘇聯要在60年代初在糧食和肉食品生產上趕上美國。可惜好景不長，新墾地的土壤肥力很快就耗竭了，而蘇聯的化肥工業又極度落後。失去肥力的土壤很快就風沙化，造成了生態災難。更糟糕的是，赫魯曉夫在訪美期間，為美國的玉米作物吸引，下令全國大種玉米，而新墾地根本不適合玉米生長，國家又無錢提供足夠的化肥與殺蟲劑，因此導致嚴重減產。
總的來說，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基本上失敗了。最關鍵的失誤是，他沒有看到集體化是使農業致殘的病根，因此未能像鄧小平那樣對症下藥。相反，他深信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非但不解散集體農莊，反而想把它做大做強。他把若干集體農莊合併在一起，讓農民們住在類似城市的生活區，享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指望以此使得自留地逐漸消失，而自養牲畜逐漸變為集體或國家共有，集體農莊逐漸轉變為國營農場，從而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轉變，農業向工業的轉變，鄉村向“農業城”的轉變，最終消除工農差別與城鄉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如此倒行逆施，當然只會失敗。1963年，蘇聯遇到嚴重旱災，農業嚴重減產，面臨著饑荒。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了國家全部外匯與部分黃金儲備，向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了兩千萬噸穀物。然而即使是在這點上，他也表現了與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重大區別——沒有爲了保全黨國面子而蓄意大量餓死本國人民。（《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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