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赫魯曉夫成為蘇聯“第三代領導核心”後，大刀闊斧地在各方面開展了改革，試圖造出一個比較和平寬鬆的內外環境，用我黨在60年代為他總結的罪狀來說，便是“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的黨，全民的國家”。頭兩“和”，指的是東西方使用和平手段解決彼此分歧，以和平競賽證明自己的制度優越性，也就是老鄧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制度優越性必須體現在生產力發展上；而“和平過渡”則是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可以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並不一定要走武裝鬥爭的道路（這其實是西歐共產黨提出來的，那兒的人民對武裝鬥爭毫無興趣，如果共黨要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則只會淪為自絕於人民的罪犯）。“兩全”其實就是幾十年後江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論，是對斯大林“社會主義越前進，階級鬥爭就越激烈”恐怖政策的否定，也是試圖回答斯大林與後來的毛澤東製造出來的理論難題——在一個消滅了私有制的社會中，竟然不僅還有脫離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而存在的剝削階級，而且其抵抗還能隨著社會主義的勝利越來越激烈。
理論問題不論，赫魯曉夫和前任的思路其實是一致的。他們都認識到，斯大林以恐怖手段推行軍國主義，鞭笞全民苦吃苦做，把掙來的一點血汗錢基本用去製造武器，在國際上到處尋瑕抵隙搞搞震，試圖打開缺口，最終征服全世界，這種野蠻的治國方式，是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了。因此，最好還是與資本主義國家握手言和，藉此削減國防預算，“鑄劍為犁”，讓政府能將金錢用於和平建設。而且，政府總不能永遠將迫害與屠殺本國人民當成主業，使國家永遠處於緊急動員狀態。所以，最好還是內外都放鬆一下，集中精力去從事經濟建設。幾十年後，中共拋棄“抓革命”，只去“促生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的就是赫魯曉夫開闢的道路。
赫魯曉夫與其先驅最大的區別，乃至與幾十年後鄧小平等人的區別，還是他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報告，揭發了斯大林駭人聽聞的罪行，啟動了短暫的“去斯大林化”。
赫魯曉夫雙手也沾滿鮮血
在三十年代的大恐怖中，赫魯曉夫雙手也沾滿了鮮血。莫斯科市38名最高領導幹部中，有35名被殺，而莫斯科省143名各級黨委書記中，只有10名活了下來。其時他是莫斯科市與莫斯科省的第一把手，逮捕那些官員必須經他簽字批准，然而他卻無所作為，並未出手援救部下和朋友。不僅如此，1937年6月間，政治局給莫斯科省下了指標，要該省逮捕3萬5000名“敵人”並處決其中5000名。兩星期後，赫魯曉夫便超額完成了任務，向斯大林報告已經逮捕了4萬1305 名“罪犯與富農份子”，其中8500名應被處決。
當然，赫魯曉夫這種態度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蓋他在1923年曾加入托派。幸虧他主動向斯大林作了交代，而斯大林又很喜歡他，庇護他過了關。此後郵電部人民委員安迪波夫被捕，咬上了他，斯大林還親自質問過他，幸虧他保持鎮靜，應對得當，才僥倖逃過一死。不難想像，如果他敢出來援救誰，立刻就會把自己送上斷頭台。
然而他並不是對斯大林沒有腹誹，早在大清洗中，他就曾向朋友私下發洩過不滿。在貝利亞被槍斃後，赫魯曉夫得以看到內務部的秘檔，深為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的宏大規模震動。他於是如幾十年後的胡耀邦一樣，開始為那些被冤枉殺害的老布爾什維克及其家屬平反，把倖存者從勞改營裡放出來（貝利亞在此前釋放的是非政治犯）。
那些人中有位他的老朋友阿列克賽·斯涅果夫，該同志生命力比較強，在北極圈內的勞改營中熬了16年竟然還沒死。斯大林死後，他通過關係，寫密信向赫魯曉夫求救。赫魯曉夫將他從勞改營中放出來，用為審判貝利亞的證人，此後又讓他當上了勞改部門的高官。斯涅果夫和赫魯曉夫作了幾次長談，把他在勞改營裡的可怕遭遇告訴赫魯曉夫，並敦促赫魯曉夫在即將召開的二十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出交代。他跟赫魯曉夫說，如果赫魯曉夫默不作聲，那就是參與掩蓋斯大林的罪行。米高揚也對赫魯曉夫說，如果不在黨代會上把斯大林幹過的爛事講清楚，那麼將來若被人揭發出來，則他們統統都要變成斯大林的同犯。於是在1955年10月間，赫魯曉夫便向政治局提出在來年召開的二十大，向全黨通報斯大林的罪行。是年12月底，他向政治局建議成立個專門的委員會來調查此事。
揭發斯大林駭人聽聞的罪行
莫洛托夫與卡岡諾維奇強烈反對這麼做。卡岡諾維奇英明正確地指出，斯大林代表了蘇聯人民取得的一系列偉大勝利，調查列寧的接班人可能犯的錯誤會使得人們懷疑他們整個事業的正義性，人們會問：你們那時在哪兒？有何權利審判死者？赫魯曉夫向政治局保證，他將著重調查貝利亞違反蘇聯“法制”的罪行，並提議任命《真理報》前任主編、《斯大林小傳》主編、斯大林的寵兒與鐵桿走狗波斯別洛夫來領導這專案委員會。政治局便同意了。
赫魯曉夫要調查組著重調查被殺害的高官，特別是烏克蘭原來的最高領導。委員會查閱了成千上萬的卷宗。1956年2月1日，政治局（時稱“主席團”）傳訊前NKVD“重大專案組”副組長羅多斯。該同志當年曾親自毒打政治局委員柯西沃爾，曲巴里，團中央第一書記柯薩列夫等人，逼出了他們的“坦白”，致使他們統統被槍決。但羅多斯卻告訴主席團，他是嚴格按照斯大林與貝利亞的命令行事的。
這一交代在主席團會議上激起了強烈反響，連內務部長薩布洛夫都忍不住驚呼道：“如果這些真是事實，那我們還能把它稱為共產主義麼？這完全不可原諒！”會議至此急轉直下，成了赫魯曉夫的突破口，若干政治局委員的立場開始鬆動。
幾天後，波斯別洛夫向政治局提交了長達70頁的調查報告，以及斯大林的一系列命令。報告指出，在1935年到1940年間，有192萬635人以反蘇罪名被捕，68萬8503人被槍斃，所有的案件都是編造的。斯大林親自批准使用酷刑逼供，其他政治局委員都看了刑訊規程，完全知道使用酷刑的事。報告陳述的事實是如此可怕，以致波斯別洛夫在彙報時聲音顫抖，甚至一度泣不成聲。
赫魯曉夫(前中)在蘇共二十大上作關於斯大林罪行的祕密報告。
政治局就此進行了表决，連卡岡諾維奇都轉了向，只有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反對。2月13日，就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一天，政治局決定由赫魯曉夫在大會的內部會議上發言，就斯大林的錯誤對全黨作個交代。
1956年2月25日，有“兄弟黨”參加的蘇共二十大在開了10天後，在名義上結束。但在這一天，代表大會召開了一個不邀請“兄弟黨”代表團參加的內部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將近四小時的發言，那就是著名的“秘密報告”。
絕大多數代表們對報告內容事前一無所知，斯大林仍然是他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報告對斯大林的可怕罪行的無情披露，對他們不啻晴天霹靂。在長達近四小時的時間裡，全場始終籠罩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沉寂偶爾被驚呼與憤慨的聲浪打破。《共青真理報》主編一連服了五片硝酸甘油，以防突發性心肌梗死。有幾個代表當場病倒，必須被抬出或被送出會場。當會間休息時，代表們走到陽台上去休息時，都覺得很尷尬，彼此不敢對視。當會議終於結束，人們離開會場時，大廳裡只聽到一片“噠，噠，噠”（俄語“是，是，是”），表明代表們是何等心煩意亂，不知如何是好，對任何問題都只能隨口稱是。
當天晚上，蘇共人員向東歐黨的代表團們用記錄速度唸了秘密報告，以便會衆把它記錄下來。波共黨魁貝魯特當時害了肺炎，住在克里姆林宮醫院裡。他收到那報告後，在閱讀時受到極度強烈的刺激，致使心臟病突發，不久後便不治身亡。繼任的波共第一書記奧哈布說，那報告“就像大錘打在頭上”。（《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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