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呼唤人性的复苏
1967年2月11日，我被作为“反革命复辟案”的首犯被捕入狱。这是一桩被两次通报全国、全军的通天大案，是当时的伟大领袖亲自关注、并委派了两位总部首长亲自坐镇哈军工抓出来的“搞复辟倒算典型”，《哈军工传》（中册）【1】、《耿刘氏和她的儿女们》【2】以及共识网“人物春秋”栏目《耿鼎发家族冤案传奇》，对此案情已有介绍。同年2月24日，因受我的株连，作为主犯的母亲、哥哥和12位父老乡亲也被关进牢房，叔叔被造反派勇士打死（我半岁时父亲就去世），抛尸河中，大批亲友乡邻被打、被关在公社礼堂和小学校园，家乡沉浸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我被关在11号牢房，母亲关进了3号房。女犯除了打水，就是倒马桶。每当听到3号房的门锁响，哥哥鼎富和我都要躲藏到小囚窗的后面，从缝隙里看望一下母亲。母亲把马桶端到茅坑处，要路过哥哥的7号房，我常常能感知母亲和哥哥在短促细语。尽管我们每次窥视被发觉后，都要被铐打罚跪，但始终不肯放弃一天一次看望母亲的机会。3号女监房，最少时只剩下母亲和丁夏氏两人，最多时关十几人。
丁夏氏是江苏泰兴何家四圩人，离我们家乡曲霞镇只有4、5里路。据说，丁夏氏的儿子将妻子推入河中淹死，定成死罪。丁夏氏为救儿子一命，主动承担罪责，供认是她将儿媳推倒河里，并用竹竿推向河心的。案情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因而，丁夏氏被判成死刑。或许案情事实和证据毕竟存在某些疑点，丁夏氏被判死刑后一直没有执行，长期带镣关押在3号房。直到我们母子判刑后押往劳改场所时，丁夏氏还留守在3号房。她与我母亲同监关押5年，情同手足。
丁夏氏，1米5的小个子，又矮又瘦，但身板硬朗，为人机灵。她比母亲小几岁，待母亲像亲姐姐一样。丁夏氏是贫下中农，又是刑事犯罪，何况已经判了死罪，所以，她不怕沾上地主、反革命的嫌疑，处处袒护着我们的母亲。每当母亲躲在小囚窗后面窥视儿子放风时，丁夏氏都是帮着义务“望风”，观察班长巡视的位置。一旦班长走向3号房时，就立即示意母亲坐回原位。提审时，因母亲不肯招供自己被评过地主成份，不肯揭发儿子的反革命复辟罪行，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母亲被反铐着虎口押回号房时，70岁的老人已伤痕累累、气息奄奄。一连十几天，母亲粥水难进，不能支坐起来。看守人员和战士（犯人都称之谓班长）一再呵斥，说母亲装死，威胁要进一步惩罚，都是多亏丁夏氏再三求饶，证实确系病重，喝不下粥去，无法端坐起来。母亲被反铐着虎口，睡觉、翻身、一举一动都很困难，丁夏氏一直像亲人那样，伺候在左右。
有一段时间，一连几天，看不到母亲出来放风、拎水、倒马桶，我们成天失魂落魄、忧心如焚。丁夏氏深知儿子思母之苦，虽近在咫尺，犹如阴阳相隔。她不顾自己受罚的危险，代替母亲，故意偏走到7号房窗口，低声告诉鼎富：“奶奶牙痛几天，不便出来，没有大病”。相邻号房之间，因放风排队，犯人往往要站到邻号房窗口，轻声通话不会被岗亭班长发现。哥哥知道母亲的消息后，通过相邻号房之间接力相传，我也就很快知道了母亲的实情，一颗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我们对这位已经判了死刑的丁奶奶一直深怀感激之情。
除了母亲和丁夏氏以外，3号房的女犯人来人往，流动很大。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两年。川流不息的女犯群体及其流传在监区内的故事，给阴森恐怖的牢房带来一丝融融生气。人们都说：妇女是半边天。从我们十几年的监管坐牢生涯体会，女性的力量，特别是女性对男性的精神支持和鼓动力量是绝不可低估的。我们特别赞成：凡是有男性的地方，都应该有女性存在，任何领域、任何行当，概莫例外。我曾就读的上海敬业中学，解放后，开始招收插班女生，男同学都更加用功、守纪律；哈军工的海军系、空军系，原先都不肯招女性学员，认为女性不适宜在海上和空中作业，后经院长陈赓大将特批，才招进了女学员。我们长期关在狱中，亲眼看到许多野蛮张狂、破罐子破甩的犯人，在女性犯人面前沉静下来，唤醒了人性和自尊。在那个可随意斗人、打人致死的疯狂年代，死刑犯丁夏氏和其它女犯对我母亲的温情、同情和仗义护爱，几十年来常常使我心里涌起一股温暖和感激之情。
参考文献
1、滕叙兖著，《哈军工传》中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2、耿鼎发等，《耿刘氏和她的儿女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01
耿鼎发，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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