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邀请史学家黎东方去延安？——兼说王新命其人

 　　近日读了一本书——《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其中一段情节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黎东方是史学家，并以其撰写方式的“细说体”而著称。抗战发动前他曾在上海从教，于是书中有一标题为“我可能去了延安”的情景描写。他说：“有一天，在复旦预备室遇到陈伯达。他当时也在复旦任教。他向我说：‘我最近又去了延安一次。毛润之（泽东）知道你在重庆讲三国故事，并且知道你喜欢曹操。毛润之吩咐我代他邀请你去延安，就住在他的窑洞里。洞里只有他和江青二人，没有别人。加上你，一共三个。可以随便聊天。’我笑着回答，‘这是很大的荣宠，我不敢去。’陈伯达说，‘怕什么?’我说，‘怕去了，就不能回来。’他说，‘他不会留你在延安，不让你回来。’我说，‘不是怕他留我，是怕这边不欢迎我回来。’陈伯达说，‘我都可以来来去去，你怎么不可以?’我换了口气说，‘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我离不开呵。’他说，‘我们不妨安排一下。请你们全家都去玩玩，好吧?’我说，‘好，我们慢慢研究。过几天才跟你回话。’过了几天，我不曾去找他，他也不曾找我，这个插曲，就此结束。”

　　抗战前延安的毛泽东委托陈伯达邀请黎东方赴延安，而且盛情之下，还邀请其就住在自己的窑洞里，不过还是被黎东方婉言谢绝了。这段故事，此前闻所未闻，细细揣度个中细节，显然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恐怕也就对应了如今许多人不再敢相信“回忆录”写作的阅读心理。

　　先说陈伯达，他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大学（一说上海劳动大学），因此后来也往往被人提及他与康生是同学等等。陈伯达后来转到广州中山大学，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他活动在北平一带，并从教于北平中国大学，再至1937年赴延安，随后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以及被毛泽东看中，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黎东方上述情节，如果确有其事，当是抗战前陈伯达活跃于“新启蒙运动”之时，然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并未忆及黎东方之所述，那时如果陈伯达有在上海活动的经历，他应该不会失忆的。彼时，陈伯达在国内舆论界可谓名声爆起，即从1935年至1937年，上海的《太白》《世界知识》《芒种》《永生》《读书生活》《读书》《认识月刊》等众多刊物都曾发表或转载过他的文章，如果当时他确曾到过上海，一定会有相应的痕迹的。

　　再说毛泽东何以要邀请黎东方赴延安，仅仅是喜欢听三国的故事么？并且是因为“喜欢”曹操么？就笔者的记忆，当年毛泽东指名道姓邀请赴延安的人物，有“红色哲学家”的李达其人，以及写信表示感谢的“各位教授先生”（许德珩等托人赠予火腿、手表等物），也皆属于“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成员，如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等，而彼时的黎东方则显然不在此一阵营之中，毛泽东何以要邀请他呢？而且还要请他入住毛泽东夫妻居住的窑洞？诚不可解。

　　黎东方的回忆，还提到一个曾被延安拒绝前往的人。

　　此前我们知道被延安拒绝了的人物，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实秋，他是因为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副刊（《平明》），在“编者的话”中提出“与抗战无关”论而受到了杯葛。1940年1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按计划有延安之行，梁实秋本人也十分期待这次延安之行，他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预定的延安之行。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视为不堪一击的一个窟穴，也有人视为‘圣地’，更有些多事的外国记者为之渲染……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然而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梁实秋却接到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的电文，其云：“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梁实秋是否“拥汪主和”，这可以一议，不过，他之所以受到拒绝，恐怕仍与主张“与抗战无关”论，以及曾与鲁迅有过论战（毛泽东是鲁迅的“铁杆粉丝”）有关。对自己的被拒绝，后来梁氏回忆说：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能亲眼看看那一边的实在情况”云云。那么，此外还有谁曾被延安所拒绝了呢？

　　黎东方回忆说：“某一天，梁寒操向我说，‘中常会决定派人去延安办《中央日报》的延安版。我提出派你去，大家赞成。延安方面也回了电报，说欢迎你去。’我说，‘这是很光荣的。万一有什么不幸，也很值得。’寒操说，‘他们欢迎你，便不会有什么意外。你去，可能把两党的关系弄好。如果弄不好，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问，‘怎么大家忽然想在延安办《中央日报》的延安版?’寒操说，“有人愤愤不平，说他们能够在重庆办《新华日报》，骂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派人去延安办《中央日报》，骂他们。’我笑了。向寒操说，‘你认为我会到延安去骂人么?’寒操说，‘我倒是怕别人去了，大骂特骂，把两党的关系弄得更坏，你去，只要幽默一下，也许可以使得两党好转。老毛不是曾经派了陈伯达传话，邀请你到延安去，到他的窑洞里作客，聊聊三国故事吗?他和你可能谈得来。’我说，‘对。老毛与我，都喜欢曹操，虽然我对于曹操最后几年自封魏王，又示意儿子曹丕在将来篡位，觉得有点可惜。否则，他一生可谓有始有终了。’寒操又说，‘为公，我觉得没有找错人。于私，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让他们都去则生活必然不便，如若你一人去，你家里的人为你担心，而你在延安也会念着家里无人照料。当然，我会竭力而为，让你在延安可以安心工作。’我向他谢谢友情厚谊。然后他就笑嘻嘻告辞而去。过了三天，寒操又来。一见面，他就说：‘东方，恭喜你，有人抢你的工作，你可以不必去延安了。’我说，‘既然工作被别人抢去，那么该恭喜他才对。为什么要恭喜我呢?’寒操说，‘说老实话，这两天，我总是睡不好，愈想愈对不起你。现在王新命写了信到中央常会，说“黎东方不是搞新闻的，怎么可以派他去延安。我是一辈子搞新闻的，而且年纪比黎东方大，早就到了可以死的时候。让我去吧。”中央接受了王新命的意见，已经打电报通知延安了。’我笑了，说，‘总而言之，我已经做了勇士，虽不曾做烈士!’又过了几天，寒操告诉我，延安对王新命打了回票（表示不欢迎），而且发脾气，说：‘贵党原定派黎东方来，我们回电同意，已成定案，为何又换了一个特务来，是何居心?’中央会的人也生了气，也向延安回电，说：‘此事作罢。’寒操鼓着嘴作自己的结论：‘这样也好，省掉不少麻烦。我一点也不知道，王新命是情报人员。’我安慰他：‘天下事常常开头很好，不久便生枝节，出乎意料之外，这件办中央日报延安版的事，很小，却也可以说关键很大；有人去，做好，两党的合作也许能更进一步；做得不好，可能两党合作又退一步。扩而充之，摩擦容易，合作很难。两党之间的最大问题，一是如何在思想上容异求同，由大异而成小异，由小同而成大同；二是政权如何分享。第二点似乎最难，难到无法解决。’寒操说，‘很对。我在中常会不曾听到过如此的言论。大家都是忙于不相干的小事情，几乎全是升迁调转那些日常公事!’说罢，他长叹了一声。”

　　梁寒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因职责所在，乃有派人赴延安办《中央日报》延安版之议，而所选之人，就是黎东方。后来王新命请命，不料却遭到延安方面的拒绝，此之原因也无他，盖其也是被延安方面所不喜的人物也。

　　王新命是报人，曾为《江声报》总编辑、《晨报》编辑、《健报》总编等，后为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委员。上世纪三十年代，继“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讨论”之余，以其为首的“十教授”发布了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刊《文化建设》），随即在思想界和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而《文化建设》与陈立夫“CC系”的“文化建设纲领”不无关联，因此这些“十教授”，当时就被认为是“文化建设派”的国民党御用文人，甚至是加入了“CC系”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如樊仲云曾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主持人，何炳松被认为是“CC系”夺取和控制教育阵地的先锋人物，陶希圣更曾被认为是“托派”，武育干、孙寒冰、黄文山、章益、陈高佣、萨孟武等也统被以为是有背景的教授学者），也许是因此，王被延安认为是“特务”（所谓“情报人员”）而“打了回票”，《中央日报》延安版一事，大概也就因此罢了。

　　王新命也是著作家，他著有《新闻圈里四十年》（回忆录）、《蔓萝姑娘》（戏剧）、《狗史》（中篇小说）、《东北商租权问题》等，当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以一阕《沁园春·雪》激起大后方的一场诗战，其时王新命是《中央日报》主笔，也化名“东鲁词人”参加笔战，他的“大作”（《沁园春·次毛润之〈沁园春〉词韵》）曰：

　　抗战新军，受命立功，拥纛东飘。当徘徊岐道，中夜惘惘；悚心怵目，举世狂潮。寇患方深，阋墙难再，回首中原烽火高。却倒戈，看杀人掠地，自炫天骄。

　　山河美丽多娇，笑草莽英雄也折腰。想翼王投笔，本矜才藻；押司题壁，夙擅风骚。惜误旁门，终虚正果，勒马悬崖着意雕。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

　　这是不是也在报那“打了回票”的一次羞辱呢？

　　散木，《东方早报》  2013-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