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保护翦伯赞脱险——“文革”给北大历史系带来灾难

“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1966年6月初，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火线，转到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巨浪中挣扎。幸而本人出身“红五类”（即指家庭成分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的人），生性又较为平和，才平安而平庸地度过了十年浩劫。在这10年中我既未飞黄腾达，也未受皮肉之苦，只是精神经历了炼狱的洗礼。回忆这段历史并进行反思，有助于自身过好后半生，也对后辈有所启迪。

　　关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7时，我在北京大学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聂元梓等7人在5月27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即后来被毛泽东誉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广播当时在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听到，而我却可以身临其境，并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大字报的出笼的内幕，这也算是一种“有幸”吧。

　　我自1965年10月至1966年6月上旬在怀柔县杨宋各庄公社张各庄大队搞“社教”运动，因为之前我曾参加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主抓过“清理阶级队伍”，与社教工作队中的清华大学学生相比是“有经验的”，因此当时负责查证一个当过伪军的人自首他在“讨伐”中杀了一个老百姓的问题。为查清见证人的准确住址，到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档案。清晨我骑自行车从张各庄出发，查完档案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无法在天黑前返回住地，只得回北大住宿。

　　回到北大食堂就餐，与餐友们久别重逢，大家交流校内校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了解到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贴出后，支持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一派与支持聂元梓一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

　　到了晚上7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此可见党中央是完全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北大校园立即沸腾起来，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占了上风，而“誓死保护校党委”的一派立刻土崩瓦解。听完大字报后，人们彻夜不眠，议论纷纷。我便到哲学系一些青年教师中听介绍，了解了聂元梓的一些情况和大字报出笼的些许内幕。

　　聂元梓并非寻常之辈，她的哥哥聂真和姐姐聂元素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她本人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之前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十二级干部（十三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在1964—1965年北大的社教运动中是北大社教工作队负责人，是张磐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常溪平（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主要依靠对象。“社教”中眼看要整垮陆平，北京市委插手，张磐石、常溪平等代表北大社教工作队向陆平为首的北大校党委赔礼道歉，北京市委派秘书长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任校党委副书记，以加强党委的力量。聂元梓见大势已去，开始退却，嫁给比她大20岁左右的年近七旬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5级干部），以求保护。康生为了搞臭自己的对手——当时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便以北大作为突破口，派其妻曹轶欧到北大煽风点火，“往上搞”。这次写大字报就是受到“通天人物”的支持。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全文，可见此言不假。我领悟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定了，教育部也难幸免。

　　我于6月2日晚回到张各庄，次日工作队召开会议，通知我和同班学友徐圣选近日回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的队友们有的幸灾乐祸地对我俩说：“你们回校后，要狠批北大校党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呀。”我“回敬”他们道：“整个教育界都被定为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蒋校长（蒋南翔）是教育部长，也难免干系，你们清华问题不会小于我们北大。”果不其然，此后态势发展不幸被我言中。

　　向被批斗者示好问候

　　6月6日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北大，直奔38斋5楼。推了一些房间，都无人，我断定同学们在开会，便推门进了会议室。只见同学们坐着凳子围了两三层，年级党总支委员许保福坐在中间的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扶手上有笔记本，他不停地记着什么。许保福是福建人，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同学们叫他“老相国”。我按往常惯例，快步走向许保福，向他示好，并伸出一只手欲同他握手。他当时木然，没有任何表示。我感到惊讶、尴尬，心想我没有犯错误呀，怎么领导对我如此冷淡呀？再看周围的同学们，对我也不像往日友好，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尤其是我们“毛选”学习小组的两个同学，神态鄙夷而愤怒，使我极感纳闷。这时徐圣选把我拉到阳台上，悄声说：“今天，许保福是批判对象﹗你先向他问好还行？昨天批判斗争了王彩霞。”

　　王彩霞是我们历史系62级的党支部书记，辽宁抚顺人，调干生，比同级同学大五六岁，平常关心帮助同学，人们叫她“王大姐”。怎么搞的，往日深受尊敬的“大哥”、“大姐”都成批判对象了？

　　徐圣选还向我介绍，在6月4日下午4点，咱们级同学回校后，刚把行李放进宿舍，立即集合批斗了胡振纯和承庆昌两个同学。

　　胡振纯毕业于北京四中，高考成绩优秀，但据说其父是“还乡团长”，在1947年被镇压；其母是戴帽地主分子，两个哥哥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是军统特务，一个姐姐是右派。有人“揭发”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过“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被“内定”为“反动学生”。在同学们参加“社教”期间，他在校内接受劳动改造。

　　承庆昌的祖父曾任清驻藏大臣，是满族贵族出身，当时的外交部大楼是他家府第的一部分，有人“揭发”他说梦话时咒骂过周恩来总理，也早在1964年秋被内定为“反动学生”，没让他参加社教运动，两次社教期间都在校内接受劳动改造。

　　听了徐圣选的介绍后，我内心茫然：中央讲得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彩霞、许保福只是党内最基层干部，能算上当权派吗？况且他们出身“红五类”，根正苗红，表现积极，充其量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被人利用问题，应当教育争取，不应推向“敌人阵营”，否则怎么团结干部和群众的两个95％呢？“反动学生”固然该批判，但他们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我不赞成前几天的做法。我出身贫农，父亲是1938年3月参加革命的基层干部，我之所以能上北京大学，主要得益于党的政策。在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必须听党的指示，按校系文化革命工作组的指示办。

　　“六一八事件”

　　不久，历史系开会，文化革命工作组与系里师生见面，工作组长是煤炭部部长李清和；副组长有两个，一个是海军司令部航空作战部副参谋长刘世雄，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处副主任张晋德；工作组成员是几名大校军衔的军官。他们在会上介绍了“二月提纲”被否弃和“五一六通知”产生的过程，介绍中央和北京的局势和情况，发动师生们揭发历史系和北京大学“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世雄，他身材魁梧，能言善辩，见机行事，所以我当时信赖他。在历史系，工作组没有支持奋起揭发批判的“积极分子”，而是从共产党员中物色和培养骨干核心。刘世雄希望出身工人家庭的女共产党员赵淑香成为62级的负责人。

　　1966年6月下旬，中央文革批评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镇压革命运动后，北大校系文革领导小组中有80多位将军写大字报为张承先辩解，而且校广播电台广播了他们的大字报。从这份大字报签名者有如此多的将军可以看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北京市委是重视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他们想把北大搞成有序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样板，这不符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只有大乱，才能大治”的策略，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最终被撤走了，让各校师生自己解放自己，选举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和系文革）。

　　6月18日早饭后，我们62级在38斋分班学习批判。62级当时分成了3个班，考古班（1963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10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61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20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64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当日下午，工作组分头组织学生讨论这个事件的性质，大家认识不一，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这是革命行动，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有的则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是无序乱斗。有的人该被批判，如杨绍明，他是中央点名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杨的儿子，但斗争过火了；揪斗者中有人出于“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他们的要求受到校系党组织的反对和阻挠，于是便自行其是，充其量是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犯的错误。我的看法接近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结论，避开工作组而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所以，工作组派我到世界史教研组去协助郝斌发动中青年教师。

　　后来，“六一八事件”被中央定为“革命事件”，38斋东门被人们称为“斗鬼台”，被视为文化革命中北大的一个“革命圣地”。北大“革命造反派”每月的18日都要纪念这个日子，纪念“六一八”×周月；每年6月18日都要纪念“六一八”×周年。这个事件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开始了全国性“乱批乱斗”，其影响极大、极其恶劣。

　　向“钦犯”通风报信

　　1966年7月27日晚饭后，同学们纷纷拥向东操场，因为传闻中央文革成员们要在那里给北大师生们讲话，发表重要指示。还听说：中央文革小组在前些日子已到北大，副组长江青放言：“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广大师生要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以免自己跟错人，站错队，都奔向东操场。东操场霎时间人山人海，不仅有北大师生，而且还有附近单位的人，包括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讲话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不承认张文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韶华的母亲）是亲家。因为张文秋“在新疆就成了叛徒，出卖了毛泽民同志”。解放后张文秋“为了保护自己，让她女儿张韶华嫁给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她们母女不是照顾毛岸青，而是在迫害折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毛岸青”。还说“张文秋另一个女儿张韶林在北大西语系，也不是好人”。第二件事说历史系教师郝斌是坏人，郝斌曾说李讷（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出身富农，并在四清中跟踪和迫害李讷。

　　江青等人本来是对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搞突然袭击，张承先闻讯后赶到东操场，已无法上主席台，便在一个篮球架下听她讲话。江青知道后，反诬张承先不迎接中央文革小组。她的话激起了红卫兵对张承先的极大愤怒，北大附中著名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朋竟解下腰上的皮带，抽打张承先。

　　后来讲话的有康生、陈伯达（他讲福建方言，怕人们听不懂，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做“翻译”）、戚本禹、李雪峰、朱德等。当时我有些崇拜康生；深感李雪峰讲话很尴尬，既要以领导身份作指示，又要对委派文化革命工作组作检讨。使我最愤愤不平的是，在朱德讲话时，江青及其随从在大庭广众之下撤离，对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太不尊重了。

　　散会后，听西语系学生议论说：张韶林（年级同学称他为张姐）闻听江青点她名后，怕大难临头，逃走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认为江青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讲自己家里的事，而且起码讲郝斌迫害李讷不符合事实，郝斌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李讷。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我坚信郝斌不是坏人，决定冒冒风险，给郝斌通风报信。

　　第二天清晨，我到郝斌宿舍，告诉郝斌昨晚江青点名说他和张韶林是坏人，张韶林昨夜逃走了，他不走就会大祸临头。我说完就急忙离开了。在回宿舍的路上，碰到一批要揪斗郝斌的历史系同学。从此，郝斌遭受了一次次无情而残酷的批斗。

　　革命的战斗队和革命化的名字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并为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红卫兵战斗队、兵团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现。红卫兵组织有的有成千上万人，有的只有一两个人，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挖空心思给自己的组织起一个革命的名字。北京大学有“东方红”、“井冈山”、“新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兵团”等。历史系的战斗队有“红梅”、“战地黄花”、“缚苍龙”、“红色清道夫”、“硬骨头”等等。

　　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取名为“1226兵团”，即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辰，意思是“紧跟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1963年12月26日，由胡德平、刘国政发起，有罗昭、刘俊文和我参加，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走毛主席过去走过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我的出身条件，特别是当时我是越南留学生辅导员，便于找学习地方，他们谦让，推我当召集人。从那时起到1964年10月参加社教运动前，还组织过几次到海淀某生产队劳动，与农民交朋友，所以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起名“1226兵团”。我被推为兵团负责人，人们戏称我“马司令”。

　　“1226兵团”也曾分化，有的人去了“井冈山”，成为反聂派。我在1967年又参加一个中间派，由历史系、物理系等组成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革造”，我曾任宣传部长，支撑“革造”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回“新北大公社”，并且发展为跨系组织，主要以历史系62级为主，还有俄语系、东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方针是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打内战，不打派仗，不武斗。对我们不满的人称我们兵团为“谈恋爱的俱乐部”。他们的指称也事出有因，因为我们兵团到1968年已有四五对谈恋爱的。我系62级的陈育宁和汤筱芳，62级朱友华与俄语系王瑰梅，62级谷长岭与历史系63级叶凤美，62级陈家稼与俄语系楚绍华（后来没成），有人还造谣说我与东语系一个同乡谈恋爱，其实我早在1965年秋就同老家的刘定玲确定了关系。我们兵团搜集出版过关于刘少奇的材料，写过《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1967年秋我带东语系王金地离校两个月，1968年4月29日同陈育宁、汤筱芳离校逃避武斗，在军宣队进校前夕返校。

　　1966年8月下旬，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走出校门，杀向社会。红卫兵砸毁老字号的店铺招牌，更改街道名称，任意揪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闯入民宅查抄私人财物，焚烧古迹名著，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北大有人要砸毁西校门外一对石狮子和烧毁图书馆的藏书，被周总理闻讯制止。此时在同学们和教师中掀起了一股更名高潮，有的自动改名，有的被迫改名，仅举北大历史系几例：63级李金顺改名为“李革命”，62级女同学李毓芳改名为“李铁锤”，65级女生钱凤娟改名“前进”等。北大历史系青年教师马林彪遭到红卫兵们通缉，说他不能与副统帅同名，而且“马”可以发音为“骂”，要骂林彪，将罪恶滔天，他被迫改名“马忠理”，意为忠于马列主义理论，忠于“马列主义顶峰”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有的战友对我说，你名叫生祥，意在降生吉祥，有封建迷信色彩，建议我改一名字。我反复思考后改名“马赤兵”，不过此名仅用了一年。

　　文革给北大历史系带来的灾难

　　1966年上半年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当年6月历史系三院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后“浅”字改为“深”）。系工作组与全系师生见面会上，被推出的“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达40多人。看了这副对联我心里很不舒服，心想，如果真得如此，我们岂不是“王八”的学生了，该是“王八崽子”了。

　　文革开始不久，历史系隋唐史专家汪褰先生服毒身亡。考古专业青年教师俞维超被迫无奈，试图在清华园车站附近卧轨自杀，幸而被火车头带的清道机扔了几米远，保住性命，但落了终身残疾。中国史教师李原被逼服毒自杀。1968年12月，历史系文革主任吴维能跳未名湖自杀身亡。最可惜的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保护的翦伯赞，也在中央文革专案组成员的逼供下，同老伴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在他遗体的裤兜留下两个纸条：一是“问的问题无法回答”，另一个是“毛主席万岁”。每回忆至此，总让我心颤。

　　1967年12月10日，历史系教师谭圣安被新北大公社拉到北大大饭厅揪斗，谭先生被勒令下跪请罪，他茫然不知为何，进行争辩，被对方猛烈毒打，打断了脊椎骨，留下了终生残疾。原来与他同一个战斗队的王晓秋老师写了一张纪念一二·九运动、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了不落保守派的罪名，必须在1967年12月9日当天贴出来，他连夜写作，并按当时的惯例在刘少奇名字处打上红叉，大字报正文“毛主席”和“刘少奇”三字处于上下行，王晓秋把×字打在了“毛主席”3个字上，被其对立面抓住把柄。新北大公社历史系一些下属战斗队便抓王晓秋，王晓秋不在，就抓其战斗队队长或成员去斗，谭圣安是该战斗队队长，便成了“替罪羊”。

　　奉命保护翦伯赞脱险

　　翦伯赞虽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他是周恩来总理1938年亲自发展入党的特别党员，文革工作组和校文革主持斗批改的常委刘国政，委托我在批判翦伯赞先生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每次批斗翦老时要用吉普车接送，批判内容不涉及翦老时不让他出场，批判他自身时才让他出场。由于翦老体弱多病，批斗他时把一个长凳竖起来让他当拐杖扶着，批斗完后便让他提前离开回住所。这在一般情况下平安无事，但也出现过险情。

　　为了纪念“六一八革命事件”3周月，校文革在斗鬼台举行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大会，我负责接送翦老。接到38斋后，把他放在103室候批。批判完后，从西门出去上吉普车，我们62级中国史一位同学为了让翦老知道群众对他的愤恨，在翦老临上车前，大声喊：“这是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并高呼：“打倒翦伯赞！”这一喊，激起了愤怒狂浪，不少外地中学生和群众责问我们：“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为什么还让他坐着吉普车？”这时“打倒翦伯赞”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推吉普车，把车向东推了10多米。我当时十分恐慌，若推到会场中心，不知情的群众再把翦老乱打一顿，就会要他的老命，我将成为罪人。我一面向群众解释，保护翦伯赞生命是周恩来的指示，大家要注意政策，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面调动历史系的红卫兵手拉手地把吉普车围了一圈，使吉普车一点一点地往西开，经过半小时的努力，远离了人群。到翦老家后，我浑身衣服被汗湿透了，总算完成了任务。1967年11月，校文革奉中央文革之命，在北大东操场批斗陆定一、周扬等，让北大主要“反动学术权威”陪斗。这次由中央、北京和校安全部门做筹备工作，我再次奉命负责押送翦老去会场，并送他安全回家。这次非常顺利，没像上次那样出现险情。这是我离北大前的最后一次批斗翦伯赞。

　　令文革工作组回北大历史系接受批判

　　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是由于毛泽东在7月25日听取汇报后，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下令“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北京市委根据这些指示作出的决定。

　　北大历史系文革工作组在撤离时，向系里师生宣布，文革工作组犯了镇压革命运动的错误，虽然撤离，什么时候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消毒，就命令他们回来接受批判。

　　历史系“革命师生”在燕南园北边的风雨体育馆内进行选举。62级有一位同学率先推举胡德平为系文革主任。其理由是：一、胡德平是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出身高干子弟，根红苗正，可信赖；二、他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听毛主席的话。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吴维能出身工农干部，曾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被下放劳动过，又了解系里的情况。选举结果吴维能为系文革主任，胡德平为副主任。

　　系文革在吴维能主持下，批判工作组的工作很快提上议事日程。9月下旬，吴召集系各战斗队负责人说，咱们还是把工作组“请”回来进行批判吧，他用电话联系，各年级或战斗队派代表与工作组代表谈判，以确定工作组接受批判的时间和计划。海军航空作战部是往北大派工作组的主要单位，其总带队是彭林中将，任北大文革工作组副组长。所以海军航空作战部在前门某一招待所设了联络站。吴维能带着63级靳枫毅、64级谢火金、65级和我，去那个招待所，商定了批判事宜。

　　根据约定，历史系部分师生在北大三院和二院中间的院内对工作组进行一次批判。在那次批判中，校文革工作组留守组长吴振生出席了会议，他代表北大文革工作组作了检讨。吴振生是我系61级吴生辰的父亲。因为系里师生普遍认为吴生辰为人诚恳朴实，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表现，所以批判火药味不浓。

　　1966年10月1日在西观礼台观礼

　　1966年9月底，北大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主任马忠理通知我，让我10月1日代表历史系红卫兵参加国庆观礼。我说咱们系有许多人比我积极，成绩突出，我举了许多人。他说，他们都到外面串联，不在校内，你就去吧，这是外地人求之不得的光荣。我不再谦让，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参加1966年国庆观礼。

　　1966年10月1日早5点，我带上三顿饭，上了大轿子车。6点左右，到达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上了西观礼台。9点半左右，西观礼台上的所有人头“刷”地一下转向天安门城楼，人们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原来是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身穿崭新的绿军装，胳臂上戴着红袖章。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又响起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久健康”的喊声；再过一两分钟，周恩来总理、陈伯达、陶涛、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午10点整，1966年国庆大典准时进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发表庆祝国庆17周年演说，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说法。国庆庆典仪式举行完毕后，开始国庆大游行。

　　国庆游行的参加者，一般穿绿军装，戴红袖章，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远远望去，成了“绿海洋”、“红海洋”，人们一进入东华表便开始呼口号，其口号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

　　每位游行者都挥动小红书，并有节奏地呼喊口号，洋溢着幸福、光荣、感激等情感，不少人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检阅活动高潮迭起，一直持续到下午五六点钟，受阅人数至少200万。这是毛泽东威望的巅峰。其后的国庆18周年庆祝游行的规模和气势就不如17周年了。

　　跟不上形势

　　在1966年10月至1967年6月，我总是犯路线错误，总赶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总想不通。

　　第一件事是我对“打倒大军阀朱德”想不通。据了解“倒朱运动”是由林彪一次讲话掀起的恶浪。林彪在那次讲话中当着朱德委员长说，你撩起你的尾巴看看，你什么时候当过总司令？总司令一直是毛主席，你原来是钻进党内的反动军阀，是地道的老反革命，等等。甚至1928年井冈山会师，不是朱德与毛泽东会师，而变成了林彪与毛泽东会师。当时，林彪红极一时，我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此敢怒不敢言。

　　1967年2月下旬，有人写大标语，内容是打倒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开国元勋们。我便问写大字报的人，“你写这些标语有证据吗？他们可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呀！”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的话，还会有错吗？”我对他说：“咱们北大师生没有愚从习惯，遇事都问为什么，都是讲理性的人，雷渝平（国防部作战处处长雷英夫的女儿），她敢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说，‘江青阿姨，你可不能乱点名，说话要有证据呀’。胡德平（胡耀邦长子），赞同怀疑一切，他的对立面问他‘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胡德平说‘我从怀疑出发，学习了毛泽东著作，由怀疑，达到了信赖和热爱毛主席。’咱们万不能听风便是雨呀！”他说：“现在大家都信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央文革成员，特别是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们讲了话，不闻风而动，就会被对立打成保守派，一旦被说成保皇派一切就完了。”我明知劝也没有用，还是说了一句：“作为一个人，应该说什么写什么，都应坚持有证据的做人的起码准则。”

　　在1967年六七月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提到林彪就说他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而日夜为国操劳、为人民着想的周恩来总理，从来就没获此殊荣，我深为周总理愤愤不平。总之，我再三想，我为什么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呢？难道我这出身贫农、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不忠于毛主席吗？虽然步步落伍，但我始终感到问心无愧。

　　马生祥，《文史精华》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