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内部”印本《郑超麟回忆录》中难得的一家之言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的几位老出版人,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编辑刊印了几种标明为"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的现代史料著作。其中有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张国焘的三卷本回忆录《我的回忆》、陈公博的《苦笑录(1925-1936)》、德国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1932-1939)》、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还有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等。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是中共早期活动的参与者、见证者,有的还是主要领导人。这套印本统一用淡黄色素面纸做封面,没有任何装饰,后来人称之为"黄皮书"或"白皮书"。


  主事者还在书前印了一段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

  2004年,这套史料著作中的一些种类,又在东方出版社(即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正式出版。出版者还加了新的出版说明:"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这次出版,封面统一改为仍然不加装饰的深蓝黑色,坊间称为"蓝皮书"或"黑皮书"。

  2005年,我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本传记读物《少年邓小平》。为写这本小书,我特意到小平老家四川广安的那个乡场上住过和走访过一些日子,后来又借去欧洲出差的机会,专程去过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做过工的法国南部小城克鲁梭。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意外地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一册珍贵的"黄皮书"--《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后来从范用的文章《郑超麟及其回忆录》中得知,郑老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范文里说这本书是1982年出版的,可能是误记,因为书上印有"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9年7月印刷,工本费5.20元"的字样。

  郑超麟(1901-1998)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失踪者"。他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由李慰农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参与建立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都是当时的核心成员。后来还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1927年下半年以后,他渐渐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29年后完全转入了托洛茨基立场,并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致于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自己选择的这个信仰。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为了自己的信仰,一生大半时光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曾因反对国民党坐了7年牢狱;新中国建立后,又因托派问题被捕,坐了28年监狱。直到1979年,他才恢复人身自由,上海市任政协委员。毫无疑问,他的回忆录,对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托派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研究,有着独到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当初我在撰写《少年邓小平》时,就从这部回忆录里找到不少有关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人员的足迹和广安少年"邓希贤"的线索。

  郑超麟虽然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年却也喜欢文学,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和文学社团都有接触和交往。他的回忆录里对一些现代作家的评价十分独到,所记录的故事,也非常珍贵和有趣,是难得的“一家之言”。

  例如对蒋光赤这样的“革命作家”,他坦率地写道:

  蒋光赤的小说出版,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于蒋光赤本人,对于他的诗和小说,对于一般新文学,怀有很深的成见,即使有空闲,也不愿去看他的书。陈独秀翻一翻《少年漂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老蒋送我一本,我勉强看完了,下次见面时并未给他所期待的赞语。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我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发的牢骚。(瞿)秋白比较同情他,也能同他谈论中国的文坛。有一天,他先走了,秋白同我说:“这个人太没有天才!”光赤写了一本小说,关于我们那几年在上海的生活,其中秋白占了近乎主角的地位,也有我的一个影子。他问秋白用什么书名才好,秋白主张用《短裤党》。……虽然如此,蒋光赤仍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

  再看这一段关于“创造社”的:

  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

  他接着写到了和沈雁冰的交往:

  1927年11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

  写他和创造社诗人王独清交往那一段逸话,也足资文学史家参考:

  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他把创造社的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郑超麟还是一位翻译家,解放前翻译出版过俄国人写的达·芬奇的传记《诸神复活》(80年代里范用先生在三联书店里重版过这本书),还翻译过纪德的那本曾经引起过争议的游记《从苏联归来》。他晚年的生活和对外联络事宜,多由孙女郑晓方料理。晓方原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做编辑,后来调到上海福利出版社工作。我在侍奉徐迟晚年的那段日子里,曾和晓方女士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承蒙她的热诚,还寄送给我几册上海书店版的文史图书。那时她正在协助柯灵、范泉两位老先生编辑出版"文史探索书系"。可惜我那时并不知道郑超麟就是她的祖父。

  徐鲁,《博览群书》 2013-3


1 則留言:

  1. 中国的文化人总是对结党谋势,居权称位感兴趣。若是只专研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搞搞喜欢的艺术,写点小说什么的,那一定是犯“愚”犯“迂”和犯“傻"了。“学而优则仕”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帝性”传统,出息成就得在这儿声张。然而,树立权势就必定会血雨腥风,心狠手辣,阴险狡诈,整一个逆“真善美”的所作所为。有趣的是,“成王”绝不愿意“败寇”们去写“回忆录”什么的,因为往往只有“败寇”们才能写出点真相,也就是“成王”们最最“假恶丑”的真相。而我们这个“历史大国”也就是这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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