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中国立宪为何发黑？——染坊里的宪政

　　染色

　　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做过、并且依然在做着很多梦，宪政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这是一个美梦。从列国的经验，无数的先人和今人都相信，这个梦想的实现，能令中国走出所谓的“王朝周期律”，实现有保障的富强、和平及安宁；

　　这又是一个噩梦。如同任何好东西一样，在“中国式”的染缸浸泡下，宪政迅速被漂染成不同颜色的战旗，执掌在不同的人群手中，在争夺权杖和宝座的战场上，被枪炮和硝烟扯成了褴褛的破布。

　　一块白布，本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却被不同的人涂抹上了各种颜色。这些人中，有的或许善意，有的自始就抱着恶意，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唯我独尊，拿着各色画笔，涂抹、叠加、覆盖，过多的色彩相互覆盖，最后只能呈现出一种颜色——黑色。

　　这些人还毫不留情地用投枪和匕首，甚至更大规模的杀伤式武器，相互厮杀，争夺宪政这面大旗的涂抹垄断权。泼溅的鲜血，从来不能染红任何旗帜，干涸了之后只能是褐色。而层层鲜血的不断浸染，最后只能呈现出一种颜色——黑色。

　　这，或许就是中国宪政史的宿命色彩？

　　“等死”与“找死”

　　宪政的白布，究竟是如何被中国式的染坊，漂染成那深不见底的颜色的？这就是我在“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之五《宪政年代》中，所试图探讨的。

　　“中国近代改革史”已经出版的前四个系列，各有侧重：《国运1909》是从1909这个年代入手，《绝版恭亲王》是从恭亲王奕这个人物入手、《辛亥计划外革命》是从清末铁路这个行业入手，《天子脚下》是从直隶这个地区入手。而这个新的系列《宪政年代》，将从立宪这个运动切入，并且将如前几个系列一样，主要在《中国经营报》首发。

　　这五个系列中，集中贯穿的，是我对中国改革史、尤其是晚清改革史的基本认知，那就是“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绝版恭亲王》和《天子脚下》侧重讲的是，为避免“不改革等死”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和挣扎，《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则侧重描述“乱改革找死”的繁乱线索。

　　这个新系列《宪政年代》，则将对两个“死”投放同等的关注。实行立宪政改，是为了避免“等死”，而立宪过程中的失衡失控，却成为“找死”的主因。与之前的几个系列相比，这个系列将更集中地描绘清末民初的中国体制内外精英，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探索、挣扎并被溺。

　　一颗炸弹一声枪

　　“中国近代改革史”的五个系列中，《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描绘的是时间的“点”，是改革史的横切面；《绝版恭亲王》和《天子脚下》描绘的是时间的“段”，是改革史的纵切面。

　　《宪政年代》将切入的，也是时间的“段”，开始于1905年清廷派遣高级代表团奔赴西方学习考察宪政开始，终结于1913年宋教仁的离奇被刺案。

　　1905年的“考察政治”活动，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着开天辟地般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天朝大国终于放下了架子，承认自己不仅在“器物”层面、“军事”层面、“经济”层面上落后于人，也承认自己在“体制”层面、“民生”层面、“政治”层面上落后于人。这种认知，或许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有之，但这种认承，却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

　　“知耻而后勇”，“知耻”是基本前提。正是走出了“知耻”这第一步，在之后的政改中，清廷表现出来的，总是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而并非后世所指责的“虚伪”、“敷衍”、“拖延”。我的这种“非典型”观点，在拙作《国运1909》中，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而在这个系列中，将从政改的角度进行更多更深的细节探讨。清末这一持续加速的政改，固然有各种外力施压及博弈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体制内“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在体制对政改做出“顶层设计”的时候，与社会各界一样，对政改实际操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更不足，从而导致盲目乐观，认为 “一改就灵”，甚至认为“一说政改就灵”。全社会对政改的盲目乐观，起到了拔苗助长的作用，成为导致政改迅速蜕变为权争口号和旗帜的关键。

　　1905年的“考察政治”活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不只是因为天朝终于走出了“政治体制”的历史性自大心结，也因为考察团遭受革命党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一戏剧性的事件。革命党从来都不否认，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体制内的自救，阻止社会政治矛盾的缓和，从而能为“革命”获得更多的空间。显然，这种“革命”动机与手段，以及后来对其进行的广泛的神圣化包装和宣传，都是极具中国特色以及时代特色的。

　　宪政元年之前，北京火车站的这声爆炸，如同一个诅咒，始终围绕着中国宪政的全过程——“政治正确”的前提，不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谁来做，“做事”让位于“卡位”，传统的“卡位战”便成为百年革命的新坛子里装的陈年老酒。

　　1913年的宋教仁被刺案，是“做事”让位于“卡位”的标志性事件。无论从法律还是政治角度，宋案至今都只能算是悬案，对袁世凯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按照同样的有罪推断方式，刺宋凶手的青帮身份及更多的细节，反而都指向伟人身边的亲密战友陈其美；何况，从宋被杀中得益最大的，并非袁世凯。而与袁世凯相比，国民党却有着暗杀同志、清理门户的光荣传统，蒋介石就是靠刺杀陶成章的“英雄壮举”而赢得了领袖的青睐。

　　宋案导致的结果，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民党内部要求在宪政框架下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呼声，尽管强大，却并不被领袖接受，最后在有罪推断的前提下，依据宪法当选的民国总统袁世凯，被当作了必须采用军事手段消灭的敌人；而在自身军事实力不够的前提下，国民党不惜鼓动和联合地方军阀……

　　“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个名叫“中华革命党”的团体出现了，它要求党员们必须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本人，而领袖提出的口号则是不惜代价反袁，“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近百年来，有多少人能想想：这是谁的肝胆？又是谁的膏血？疆场涂满肝胆、原野润透膏血后，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自此，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宪政以及共和国，彻底被重新打回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丛林时代。“宪政”也就只剩下了“幌子”的功能，甚至经常连这个幌子也被弃置一旁。

　　从一个炸弹开始，到一声枪响结束，这就是中国宪政史的第一阶段。仅仅用了8年时间，“宪政”就完成从天堂到地狱、从理想到幌子的“中国式坠落”，甚至也注定了今后18年、乃至80年的历史宿命。抚今追昔，宁不浩叹？

　　政改是门技术

　　在1905-1913年的“宪政婴儿期”，乃至之后更为紊乱的“青春期”，一直存在的是两种政改。一种是“口水政改”，“主义”一个一个地被引进，个个号称自己包治百病，调门很高，旋律很美，且因为分贝高而显得很主流；另一种是“实践政改”，埋头拉车、抬头看路，不断试错、不断纠错，却因为分贝低而显得很支流。

　　在我的“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忧思，那就是“主义”对“问题”的压倒性优势，造成中国近现代“做事”的人举步维艰，而“主义”不利口、理论不离手的忽悠，成为民族的主旋律——至少在1979年之前如此。

　　从1861年开始的150年改革史，如果说有所谓的“路线”斗争，最根本的就是一种：办实事的“路线”与说空话的“路线”的斗争。而所谓的“主义”之争、左右之争，可以看作是“说空话群体”的内争而已，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只说不做，或者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或者是说过就算做过。

　　“说空话”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后，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任何的改革，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会被“泛意识形态化”地解读；这种解读的好处是，用天边一朵永远没有答案的云作为寄托，可以逃避具体解决方案的艰难探索，成则揽功、败则诿过。

　　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每当要进行路径抉择时，不承担具体操盘重任的那一群，往往会表现得更为激进，并且也往往能占上风。除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之外，更因为激进无需很多理性，将问题简化也容易获得掌声、获得实际好处。

　　我在年初对美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费城和华盛顿，都见到了一种给孩子们解释美国“三权分立”的教学模具——一个三角形的跷跷板，按下任何一端，都会跷起其它两端，进而能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老师就用这个跷跷板，来解释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相互制衡。我与费城“宪法中心博物馆”的一位志愿者聊天，她要言不烦地认为：美国式的宪政，其实就是一门如何平衡权力的技术。

　　在去年回国讲学时，我也曾经与中国规模最大的智库、被称为中国“麦肯锡”的“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多次长谈。一个共识是：在中国人终于接受了企业管理是一门技术的30多年后，如果能早日接受国家管理也是一门技术，而主要不是什么“主义”，则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交很多“学费”。

　　从历史的纵坐标和列国的横坐标看，所谓“政改”的绝大多数内容，其实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只是“技术”，根本不需要等什么“主义”来确定方向的。不管扛着什么样的“主义”之旗，诸如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等，都是“政改”的共性问题。只要不公开反对“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等等“公理”，在意识形态上的过度纠缠，就会如同经济改革时纠缠“姓资姓社”一样毫无意义，成为典型的“郑人买履”。

　　对所有的参与者及“被”参与者来说，政改不是云山雾罩的哲学和“主义”，而是具体而微的生活；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断革命”或者 “来回革命”，而是“政治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共行政”的“技术革新”。

　　在华盛顿国会山播放的、官方制作的美国政制纪录片中，宪政被毫不含糊地认为是领导美国事业的“核心”力量——它用的单词，就是Core(核心)。而常常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是，美国的大多数开国元勋们，除了是“思想家”之外，更多的还是“实践家”，绝非闭门造车的空想者及说空话者。在缔造那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更为关注的，并非一种“主义”战胜或者消灭另外一种“主义”，而是对任何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的“技术”问题——即便是他们自己将要成为掌权者，他们也认为权力只是“必要的恶”而已。这或许就是美国宪政“技术性”的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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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的大多数健康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至少比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更为靠谱；而人体的大多数健康问题，其实与心脏、大脑无关，如果碰上任何毛病，动辄换心脏、甚至换大脑，这种手术本身才是最大的危害。

　　在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我们早已不耐烦做小手术，到后来也不再会做小手术，手术刀干脆换了杀人刀，医头医脚、换心换脑的手术，进化为直接换人。

　　但是，头却依然痛、脚也依然痛。让我们低下头、脱去鞋，从“头”开始、立“足”根本，细细再回看一遍这份病历……

　　雪珥，作者博客  2012-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