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日 星期三
雪珥:中国立宪为何发黑?——染坊里的宪政
染色
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做过、并且依然在做着很多梦,宪政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这是一个美梦。从列国的经验,无数的先人和今人都相信,这个梦想的实现,能令中国走出所谓的“王朝周期律”,实现有保障的富强、和平及安宁;
这又是一个噩梦。如同任何好东西一样,在“中国式”的染缸浸泡下,宪政迅速被漂染成不同颜色的战旗,执掌在不同的人群手中,在争夺权杖和宝座的战场上,被枪炮和硝烟扯成了褴褛的破布。
一块白布,本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却被不同的人涂抹上了各种颜色。这些人中,有的或许善意,有的自始就抱着恶意,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唯我独尊,拿着各色画笔,涂抹、叠加、覆盖,过多的色彩相互覆盖,最后只能呈现出一种颜色——黑色。
这些人还毫不留情地用投枪和匕首,甚至更大规模的杀伤式武器,相互厮杀,争夺宪政这面大旗的涂抹垄断权。泼溅的鲜血,从来不能染红任何旗帜,干涸了之后只能是褐色。而层层鲜血的不断浸染,最后只能呈现出一种颜色——黑色。
这,或许就是中国宪政史的宿命色彩?
“等死”与“找死”
宪政的白布,究竟是如何被中国式的染坊,漂染成那深不见底的颜色的?这就是我在“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之五《宪政年代》中,所试图探讨的。
“中国近代改革史”已经出版的前四个系列,各有侧重:《国运1909》是从1909这个年代入手,《绝版恭亲王》是从恭亲王奕这个人物入手、《辛亥计划外革命》是从清末铁路这个行业入手,《天子脚下》是从直隶这个地区入手。而这个新的系列《宪政年代》,将从立宪这个运动切入,并且将如前几个系列一样,主要在《中国经营报》首发。
这五个系列中,集中贯穿的,是我对中国改革史、尤其是晚清改革史的基本认知,那就是“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绝版恭亲王》和《天子脚下》侧重讲的是,为避免“不改革等死”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和挣扎,《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则侧重描述“乱改革找死”的繁乱线索。
这个新系列《宪政年代》,则将对两个“死”投放同等的关注。实行立宪政改,是为了避免“等死”,而立宪过程中的失衡失控,却成为“找死”的主因。与之前的几个系列相比,这个系列将更集中地描绘清末民初的中国体制内外精英,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探索、挣扎并被溺。
一颗炸弹一声枪
“中国近代改革史”的五个系列中,《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描绘的是时间的“点”,是改革史的横切面;《绝版恭亲王》和《天子脚下》描绘的是时间的“段”,是改革史的纵切面。
《宪政年代》将切入的,也是时间的“段”,开始于1905年清廷派遣高级代表团奔赴西方学习考察宪政开始,终结于1913年宋教仁的离奇被刺案。
1905年的“考察政治”活动,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着开天辟地般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天朝大国终于放下了架子,承认自己不仅在“器物”层面、“军事”层面、“经济”层面上落后于人,也承认自己在“体制”层面、“民生”层面、“政治”层面上落后于人。这种认知,或许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有之,但这种认承,却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
“知耻而后勇”,“知耻”是基本前提。正是走出了“知耻”这第一步,在之后的政改中,清廷表现出来的,总是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而并非后世所指责的“虚伪”、“敷衍”、“拖延”。我的这种“非典型”观点,在拙作《国运1909》中,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而在这个系列中,将从政改的角度进行更多更深的细节探讨。清末这一持续加速的政改,固然有各种外力施压及博弈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体制内“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在体制对政改做出“顶层设计”的时候,与社会各界一样,对政改实际操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更不足,从而导致盲目乐观,认为 “一改就灵”,甚至认为“一说政改就灵”。全社会对政改的盲目乐观,起到了拔苗助长的作用,成为导致政改迅速蜕变为权争口号和旗帜的关键。
1905年的“考察政治”活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不只是因为天朝终于走出了“政治体制”的历史性自大心结,也因为考察团遭受革命党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一戏剧性的事件。革命党从来都不否认,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体制内的自救,阻止社会政治矛盾的缓和,从而能为“革命”获得更多的空间。显然,这种“革命”动机与手段,以及后来对其进行的广泛的神圣化包装和宣传,都是极具中国特色以及时代特色的。
宪政元年之前,北京火车站的这声爆炸,如同一个诅咒,始终围绕着中国宪政的全过程——“政治正确”的前提,不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谁来做,“做事”让位于“卡位”,传统的“卡位战”便成为百年革命的新坛子里装的陈年老酒。
1913年的宋教仁被刺案,是“做事”让位于“卡位”的标志性事件。无论从法律还是政治角度,宋案至今都只能算是悬案,对袁世凯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按照同样的有罪推断方式,刺宋凶手的青帮身份及更多的细节,反而都指向伟人身边的亲密战友陈其美;何况,从宋被杀中得益最大的,并非袁世凯。而与袁世凯相比,国民党却有着暗杀同志、清理门户的光荣传统,蒋介石就是靠刺杀陶成章的“英雄壮举”而赢得了领袖的青睐。
宋案导致的结果,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民党内部要求在宪政框架下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呼声,尽管强大,却并不被领袖接受,最后在有罪推断的前提下,依据宪法当选的民国总统袁世凯,被当作了必须采用军事手段消灭的敌人;而在自身军事实力不够的前提下,国民党不惜鼓动和联合地方军阀……
“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个名叫“中华革命党”的团体出现了,它要求党员们必须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本人,而领袖提出的口号则是不惜代价反袁,“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近百年来,有多少人能想想:这是谁的肝胆?又是谁的膏血?疆场涂满肝胆、原野润透膏血后,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自此,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宪政以及共和国,彻底被重新打回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丛林时代。“宪政”也就只剩下了“幌子”的功能,甚至经常连这个幌子也被弃置一旁。
从一个炸弹开始,到一声枪响结束,这就是中国宪政史的第一阶段。仅仅用了8年时间,“宪政”就完成从天堂到地狱、从理想到幌子的“中国式坠落”,甚至也注定了今后18年、乃至80年的历史宿命。抚今追昔,宁不浩叹?
政改是门技术
在1905-1913年的“宪政婴儿期”,乃至之后更为紊乱的“青春期”,一直存在的是两种政改。一种是“口水政改”,“主义”一个一个地被引进,个个号称自己包治百病,调门很高,旋律很美,且因为分贝高而显得很主流;另一种是“实践政改”,埋头拉车、抬头看路,不断试错、不断纠错,却因为分贝低而显得很支流。
在我的“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忧思,那就是“主义”对“问题”的压倒性优势,造成中国近现代“做事”的人举步维艰,而“主义”不利口、理论不离手的忽悠,成为民族的主旋律——至少在1979年之前如此。
从1861年开始的150年改革史,如果说有所谓的“路线”斗争,最根本的就是一种:办实事的“路线”与说空话的“路线”的斗争。而所谓的“主义”之争、左右之争,可以看作是“说空话群体”的内争而已,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只说不做,或者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或者是说过就算做过。
“说空话”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后,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任何的改革,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会被“泛意识形态化”地解读;这种解读的好处是,用天边一朵永远没有答案的云作为寄托,可以逃避具体解决方案的艰难探索,成则揽功、败则诿过。
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每当要进行路径抉择时,不承担具体操盘重任的那一群,往往会表现得更为激进,并且也往往能占上风。除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之外,更因为激进无需很多理性,将问题简化也容易获得掌声、获得实际好处。
我在年初对美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费城和华盛顿,都见到了一种给孩子们解释美国“三权分立”的教学模具——一个三角形的跷跷板,按下任何一端,都会跷起其它两端,进而能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老师就用这个跷跷板,来解释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相互制衡。我与费城“宪法中心博物馆”的一位志愿者聊天,她要言不烦地认为:美国式的宪政,其实就是一门如何平衡权力的技术。
在去年回国讲学时,我也曾经与中国规模最大的智库、被称为中国“麦肯锡”的“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多次长谈。一个共识是:在中国人终于接受了企业管理是一门技术的30多年后,如果能早日接受国家管理也是一门技术,而主要不是什么“主义”,则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交很多“学费”。
从历史的纵坐标和列国的横坐标看,所谓“政改”的绝大多数内容,其实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只是“技术”,根本不需要等什么“主义”来确定方向的。不管扛着什么样的“主义”之旗,诸如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等,都是“政改”的共性问题。只要不公开反对“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等等“公理”,在意识形态上的过度纠缠,就会如同经济改革时纠缠“姓资姓社”一样毫无意义,成为典型的“郑人买履”。
对所有的参与者及“被”参与者来说,政改不是云山雾罩的哲学和“主义”,而是具体而微的生活;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断革命”或者 “来回革命”,而是“政治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共行政”的“技术革新”。
在华盛顿国会山播放的、官方制作的美国政制纪录片中,宪政被毫不含糊地认为是领导美国事业的“核心”力量——它用的单词,就是Core(核心)。而常常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是,美国的大多数开国元勋们,除了是“思想家”之外,更多的还是“实践家”,绝非闭门造车的空想者及说空话者。在缔造那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更为关注的,并非一种“主义”战胜或者消灭另外一种“主义”,而是对任何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的“技术”问题——即便是他们自己将要成为掌权者,他们也认为权力只是“必要的恶”而已。这或许就是美国宪政“技术性”的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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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大多数健康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至少比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更为靠谱;而人体的大多数健康问题,其实与心脏、大脑无关,如果碰上任何毛病,动辄换心脏、甚至换大脑,这种手术本身才是最大的危害。
在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我们早已不耐烦做小手术,到后来也不再会做小手术,手术刀干脆换了杀人刀,医头医脚、换心换脑的手术,进化为直接换人。
但是,头却依然痛、脚也依然痛。让我们低下头、脱去鞋,从“头”开始、立“足”根本,细细再回看一遍这份病历……
雪珥,作者博客 201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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