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革命未竟,先分果实:章太炎大骂孙中山“鼠窃狗偷”


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某“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的台下听众突然起身诘问正在演讲的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

此言既出,全场皆惊。演说正酣畅淋漓的孙中山听后“忽然如裂帛中止”,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事急之时,宋教仁的好友、会议组织者程家柽出面解围:革命者国家之公事,孙先生何能为民主君主。吾人之心中无慕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帝王民主。

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革命者自然无帝王之念想——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据南社社员徐宗鉴描述,当时前去迎接的,“商界仅王一亭,政界仅李平书,其余仅英士(即陈其美)与余两人”。这等场面,与主流历史所描写的“万众欢呼”、“夹道欢迎”相去甚远,堪称冷落。外媒对此倒是反应灵敏,“西报记者、日本记者却有十余人”前来捧场,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却是孙先生究竟带了多少款子回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总统,上海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于右任、蔡元培、陈其美、沈翔云数人,另有军乐一队、卫兵一连,仅此而已。以上场面,均为徐宗鉴亲眼所见,似为可信。

1月3日,代理临时参议院(前身即“各省代表会”)再次进行选举,黎元洪不出意料地当选为临时副总统,但在表决孙中山所提出的各部总长人选时,其中有3人遭否决,几占名单的三分之一。

孙中山流亡海外多年,国内情况不甚熟悉,名单主要由黄兴拟定,人选如下:黄兴自任陆军总长、黄钟英任海军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宋教仁任内务总长、章太炎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

被否决的3人分别为宋教仁、王宠惠与章太炎,参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章太炎脾气怪诞、性格孤傲,宋教仁心高气盛、年纪太轻,王宠惠海外归来、阅历尚浅,均不合适担当重任。孙中山来时原本兴致盎然,不料第一次开会即受此难堪,最后只得默然退场。事后,黄兴多方协调,新名单以程德全换下宋教仁、用蔡元培换下章太炎,这才勉强通过。

人选名单出炉后,不满者不在少数。首先是湖北首义派,他们在总、次长的十八人大名单中竟无一人上榜,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陕西革命党人、《民立报》的主持者于右任曾向黄兴提醒,名单酝酿时应考虑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但“首义派”最后还是颗粒无收。

从潜意识说,这恐怕与名单主拟人黄兴在武昌的不愉快经历相关。黄兴的用人有私心,谭人凤也曾责怪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以故南政府之组织,如宋教仁者则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拔擢。”

事实上,孙武曾前来运动陆军次长一职,但已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显然不想用他做副手,孙武最终失望而去。张振武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极其不满,每次见面,张都要撸起袖子、挥动胳膊,嚷嚷着说黄兴办事不公平。名单公布后,张振武更是在报纸上公开辱骂:“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权力却都被你们拿去了!”由此,湖北首义派走上与同盟会相对立的道路。

至于财政总长,黄兴原主张用名声在外的同乡熊希龄,但孙中山坚持用留美博士陈锦涛。外交总长的人选也争议颇大,按说应由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出任,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王宠惠。王、伍两人都是法学博士出身,但王宠惠年仅31岁,资历、经验远不如伍廷芳。为此,王宠惠最初不敢受命,但孙中山却给他打气:“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

伍廷芳的反应倒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但数年后,伍廷芳却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当年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

胡汉民自传中说,孙中山回国前,宋教仁有意推黄兴为大总统而自任内阁总理,章太炎也为之公开造势: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在这次的表决中,宋教仁落选的原因有二:一则年少,二则太坚持原则。为实行内阁制的主张,他不但与孙中山吵,而且与临时参议员们吵,由此受人恶感,被否并不奇怪。

至于另一个被否的老革命党章太炎,他可就要发飙了。章原本就脾气怪异,经常做出些匪夷所思的出格事。这次的革命,他上蹿下跳,活跃异常,结果却什么也没捞着,那当然不干了。两个月后,南京的川籍革命党人举行四川革命烈士悼念会,人在上海的章太炎居然不辞辛苦地送来一幅极刺耳的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龙盘,古人之虚言”。此骂非无所指,堪称毒矣。

因为种种原因,多数总长并未真正上任,如江浙立宪派的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孙、黄等人对此倒不介意,因为他们采取的本就是“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策略,次长多为革命党人担任(陆军次长蒋作宾,海军次长汤芗铭,司法次长吕志伊,财政次长王鸿猷,外交次长魏宸组,内务次长居正,教育次长景耀月,实业次长马君武,交通次长于右任),这样反可以免去掣肘之虞。

话虽如此,由于存在时间短、经费奇缺等诸多原因,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可做、能做、已做之事并不多,特别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之时,更是如此。按之前各方的约定与默契,清廷发布退位诏书的次日,孙中山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袁世凯随后被举为临时大总统。

革命的果实被人如此轻易夺去,孙中山及众革命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心绪的背后,则是一种难言的酸涩、苦闷与无奈。赴上海之前,已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曾劝孙中山留在南方整军经武,假以时日,以武力推翻清廷(乃至袁世凯)。孙中山却说:袁世凯之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两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黄兴写信劝袁世凯反正时,免费奉送了几顶“华盛顿”、“拿破仑”的高帽子,但对袁世凯这个人,他并不了解也不曾有机会去了解,因而对袁的顾虑与幻想,兼而有之。

在黄兴看来,像袁世凯这样的权臣(能臣),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必定有十二分的了得手段。假如袁能帮助革命党推翻清廷,就算让他当总统,任期也不过数年,届时可以把他选下去。但要是袁世凯不肯反正,而效仿曾国藩扶持清廷击败革命军——这并非没有可能——如此一来,战火相连,革命前途未卜,恐怕连光复的土地也要失去。与其如此,倒不如利用袁世凯搞垮清廷,走一步看一步,待机而动。

这种想法,不仅黄兴有,大多数革命党人也做如此想,其中恐怕也包括孙中山在内。

最主要的是,作为南方阵营的准代议机构,“各省代表会”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已达成决议,“虚大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这样的表述首提于汉口会议,并在之后的南京会议上得到确认,这也是孙中山所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由此,历史的结论更似乎倾向于,孙中山无所谓“让”,袁世凯也无所谓“夺”,双方都是按之前的约定与默契行事。如此,所谓袁世凯“窃国窃位”,更像是革命党人失败后的情绪宣泄而无事实之根据。

就连革命派刊物内部,如《民立报》、《神州日报》等也对“举袁”之说颇为提倡,其相关报道、短评及社论均不难找到。另外,列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一环。英国公使朱尔典即直接把“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作为斡旋南北议和的条件。莫理循在南下上海时,曾对革命党人多次吹风,任命黎元洪或孙中山作为民国的总统,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因为孙中山对中国现状一无所知,黎元洪则在外省毫无地位,言外之意,孙、黎二人将无法掌控局势,这显然不符合各国的在华利益。

袁世凯就不同了。老袁之前的从政经历及成就,已显示出比国内其他任何政治家更高的治国才能。也只有他,才能让列强感到放心。由于其表态过于露骨,莫理循甚至受到中外各方乃至上司的批评,但莫理循的言论,无疑是英国官方意见的反映。

由此,孙中山虽然已宣布就职,但这一事实既没有改变“虚位待袁”的决议,也未能对革命党人的思维定势有所触动。在众人眼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换言之,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而事实上,孙中山“在位”的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也都是名不副实。

革命元老张继曾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黄兴)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

兼为革命党与反对派的章太炎,他的话就更刻薄了: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其话里话外,仍在“举袁”而暗讽南京众人为“鼠窃狗偷”。

1912年1月下旬,当和议陷入僵局而孙中山突然抛出五点“要约”时,昔日的“左膀右臂”、刚从狱中死里逃生的汪精卫竟直斥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

 孙中山抛出五点“要约”是有原因的。当时,“清帝退位”的各项条款大体就绪,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清帝统治权“消灭”之后,北方政权将如何产生;而在建立新政权时,南方与北方,究竟谁是正统?从法理上说,这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作为局外人,莫理循一语点破孙中山的其中用意:“袁世凯不能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皇帝应直接向在南京的以他为代表的共和派移交权力,或更正确地说,实行投降。”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器之争看似虚文缛节,实则暗藏根深蒂固的法统渊源。袁世凯当然不会向南京临时政府及革命党人投降。作为报复,他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加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换句话说,袁世凯代表北方政权,权力来自清廷的授权,与南方毫无相干。

诏书一经发布,正担心此事的孙中山立马致电唐绍仪,要求对“全权”二字作出解释。袁世凯早有准备,他命唐绍仪回电:授权之说,并非他的本意;再者,清帝退位后,谕旨已归无效。如要设法补救,即须请清帝重新即位,再颁谕旨取消授权——怎么办,您看着办。

从事理上说,如果授权之说出于清廷,这等于清帝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委托给了袁世凯,而不是南京政府;而这句话要是袁世凯自己加进去的,这等于说他的权力来自清帝的“禅让”,而不是孙中山的让位和南方的选举——很大程度上,这很可能是清廷与袁世凯的一个合谋。

由此,尽管孙中山一再警告在先,但在不可逆的历史进程或说狡猾的袁世凯面前,革命党人这下是有苦难说,欲辩难言。

吃了个哑巴亏并见识了袁世凯的狡黠之后,革命党人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人好打交道但并不容易对付。于是,革命党人决心用临时参议院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各省代表会”通电各省都督府,请各省派参议员3 名来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半个月后,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到达,临时参议院于1月28日正式召开,“各省代表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时,附带了三个先决条件:1.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2.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3.新任临时大总统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合并同类项的话,先决条件的第一、二条实为一条,那就是调虎离山,把袁世凯弄到南京,也就是革命党人的地盘上看管起来;至于第三条,则是一个口袋条款。说白了,就是趁着袁世凯还没上位,先给他塞上一堆法律(特别是后来的《临时约法》),套住他的手脚,届时老袁想不承认都不行。

革命党是够聪明,——但袁世凯就那么好对付吗?

金满楼,《门槛上的民国》,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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