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中国文艺界遭受到一场地震，原左翼作家代表胡风被批判，很快批判由文艺理论辩论的性质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胡风被定性为
反党分子，支持胡风观点的一批文艺界人士被牵连，被划为“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成员，路翎、阿垄、鲁黎、绿野、牛汉等人被捕。6月份起开始，全国展开了揭
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据统计，在运动中有2100人被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在被牵连的2100人中，大多数是因为与胡风或与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有过或多或少联系的人，这些人只要历史上与他们有过接触
或通讯过，当时都被列为审查对象。当时《陕西日报》文艺组组长丰野就是因为与牛汉有过交往而被审查，最后被定为“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分子”，撤销了组长
一职，并且以后一直受到此历史结论的影响，限制了他的发展。
笔者收有陕西日报社1955年对丰野案的几份调查材料，全是手稿草本，对被调查人丰野进行了全面的审查。这几份材料可以说是有关被“胡风
案”牵连的人的最为原始的材料，也是十分罕见的，其珍贵之处在于，通过这几份材料，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在当局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之前先对文艺
界知识分子小试牛刀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清楚在整个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当时的组织通过怎样的一种形式来判断、审查人的，凡是与被调查人有关的任何一历史细节都不放过，这种先定罪后求证的方法在以后被广泛使用。除此之外其材料的文本也极具有时代的特点。
材料内容丰富，为保留原貌，笔者按照原文全部照录了下来，希望这些材料对研究胡风案能起到一定作用，而材料中对西北左翼作家群体也有涉及，希望对这一群体感兴趣的朋友能在阅读材料中有所收获。
以下是材料之一：
关于胡风分子丰野案
段丰野，原名段新民，男，现年三十六岁，山西永济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山西新绛县第一两级小学读
书。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私立太原新民中学初中部读书。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甘肃天水国立第五中学高中部读书。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
四五年元月，在城固西北大学文学院读书。在西大他加入了“星社”（以前叫西北文艺笔会）。段后曾一度成为“星社”负责人之一，担任“星”的编辑工作。但后
来受到西大三青团的干涉，他们与西大三青团负责人之一田羡尧发生联系，田也参加了“星社”。此后，凡“星社”开讲演会，或壁报“星”发表的稿件，均需经三
青团同意，“星”每期刊头上注明由“三青团宣传部出版”，稿纸、颜料及晚会费用由三青团补助一部分。一九四五年元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段参加伪青年军去印
度，在伪青年军辎重汽车地十四团当汽车司机。当他参加伪青年军时，遭到许多同学的反对，说他不应该为蒋介石撑台，但他还是去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初，他们青
年军在西安集中，月中到云南曲靖入伍，编入二零七师，二月，他们被送到印度，在蓝木迦汽车学校（中美合办）受训练，在印度停留约六个月后到达昆明，半年多
到达南京。一九四六年八月初，他回到山西永济家乡。这时阎匪锡山正在推行着“兵农合一”政策，他在村里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到了陕
西，在鄠（户）县师范当国文教员。当时曾为反对学生闹学潮，全体教职员罢教，他也参加了。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陕西洛川中学当国文教员，他
曾负责领导学生搞墙报竞赛，出纪念特刊，他在教职员合出的墙报上写过一篇内容反动的散文诗，反对解放战争。当我军围洛川城时，他曾参与鼓励国民党匪军的剧
本讨论。在我军解放洛川时，段又随国民党匪军逃跑，在途中匪军被我军击垮，段在一民窑中被我军搜出，送回洛川。以后考入延大，先在延大洛川分校学习，后转
入延大总校新闻班学习。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分配到群众日报工作，现任陕西日报文艺组组长。
关于段丰野案的立案根据主要有二：
一、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牛汉的关系极为密切。
段在天水伪国立五中时，就和牛汉（原名史成汉、亦名谷风、牛汀）因喜好文艺而结识，组织“荒原文艺社”。他们给伪“西北（或甘肃）文化日
报”副刊（在兰州）和伪“陇南日报副刊”（在天水）投稿，当时牛汉的父亲就在天水三青团机关工作。五中毕业后，他俩先后考入西大，段比牛先入西大，牛汉因
为段的关系，在西大也加入了“星社”。段同时在湖南芷江伪中央日报编过“诗与木刻”，在汉中伪西京日报上编“诗刊”，在西安伪青年日报上编过“三月诗
叶”，据他自己说，牛汉是他积极支持者。段还和五、六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叫“绿新地社”，牛汉也是成员之一。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初，牛汉离
开西大来到西安，在一个小学校里当教员。段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参加了伪青年军，来到西安集中时与牛汉见面。牛对他说准备和寿季鹤（他的西大同学，伪西京日报
副刊编辑，此人现在人民日报）筹办一个刊物，这刊物名叫“流火”。诗经上有“七月流火”一句，牛汉的“流火”是影射胡风的“七月”得名。段曾把他写的一篇
散文稿“阴雨，泥泞的路……”抄给牛汉，表示对“流火”的支持。当段离开西安去昆明时，牛汉与寿季鹤为他送行，三人合照了像。到昆明后与牛汉有过一、两次
通讯往来。一九四七年段由青年军退伍回家，路经开封（另一材料上写是洛阳），曾偶然在街上碰到牛汉，并给了牛汉四万元。直到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
听别人说，牛汉在北京华大（注：华北大学，以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因而去信联系，彼此探问过分别这几年的生活情况。一九五零年一月间，正是农历正
月初一早晨，牛汉来西安，在报社宿舍找到他，和他见了面，谈些生活事，一起吃了饭，并同行去西安师范找过人。牛回到北京后，曾给段通讯一两次，信的内容，
但只记得是一般工作、学习、组织关系、爱人问题等，原信已找不到了。段说牛在最后一次信上托他给牛找一本《流火》的刊物，他因懒未找，也未回信。去年牛给
他寄来诗一本，名叫“爱与歌”，上写“丰野兄指正”。一九五一年，有个叫张实的军人来报社找他，该张实是由北京调西安工作，与牛汉认识，并由张给他转来牛
汉一本诗。当他谈对牛汉的看法时说：“牛汉给我的印象是耿直、热情、有天才，因此，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最知己的朋友之一（我的知己并不多，何刚是一个，还
有郗谭封又名牧云，范永毅又名黎星），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从我离开西大后，虽然和他不在一起生活，但我还常怀念他。解放后这几年，虽然我和他仍然不在
一起生活和工作过，但总觉得他还是我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特别是看到他的诗能在全国大刊物上发表，还觉得他很有出息。”党肃反运动开始时，同志们要他交待
和牛汉的政治关系，段说他自己不是胡风分子，牛汉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只不过是看过路翎、绿原等等诗，受了他们一些影响。牛汉材料被揭发后，他才知牛是反
革命分子。他以后又写材料中说：“现在我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又进行了检查，根据已存在的事实，我认为我和他的关系并不是普通的和一般的，而是政治性的。我根
据地事实是：（1）牛汉是胡风的骨干，我又和他存在着老交情关系；（2）胡风集团正在积极争取人、联络人，扩充他们的反革命势力；（3）他们所争取到对象
都是对党不满和意志薄弱的人；（4）而我恰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有不满情绪，文艺思想又和他们一致。……我首先肯定，牛汉一定要利用我和他的私人关系而进
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那么我是不是已经被他利用了？……我的回答是：自己确已上了他们的圈套，而且已在为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服务，就是说我在实际上已成为他
们在西安的联络站和在报社的代理人了。下列事实可以证明：（1）他曾写信托我到向太阳处为他找过去的《流火》，向和我、和他过去关系都不好，他也知道，他
所以这样作，就是想通过我借找《流火》事联络向太阳，加强以后的联系。（2）他曾介绍胡风嫌疑分子张实与我认识，目的也是想通过我联络一部分人，发展力
量。（3）他寄诗集给我，就是想通过我为他的反动作品扩大影响。（4）他对我长期搁笔不写诗很不以为然，曾写信要我鼓起劲来多写作，其目的也是要我为他们
在西安做开辟工作。……我究竟是不是胡风分子？我自己就可以回答了，而且想通了。我思想上已经远离了党、脱离了组织，与革命有了距离，就自然要向相反的
（即胡风反革命集团）方面去靠拢，没有第三条道路”
二、他的言行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观点和行为一模一样。
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他的思想检讨中这样写到：“到现在为止，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还顽固地存在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加上自满和狭隘。具体表现：为
个人打算时候多，为工作着想到时候少；对政治问题和各项运动不关心；看问题片面、主观；任性，好发脾气；不愿接受批评，有了错误不虚心检讨；兴趣出发，工
作上的冷热病等”。最近他批判思想时又这样写：“我负责的文艺组的工作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1）对各项重大的政
治运动没有努力配合宣传；（2）对文艺界的争论不闻不问；（3）对文艺界（特别是戏曲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和作风，熟视无睹；（4）对工农兵来稿
不重视；轻视民族遗产（民间戏曲、艺术）；（5）脱离作家群众。文艺组工作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的缺点，是与我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观点紧密地联系着”。
还说：“我的思想、观点和已经揭露的胡风文艺思想，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和类似的。”他对他解放前的思想言行总结了四个问题，即：一、解放前就站在不是同
情革命和倾向革命的立场，而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保持现状的立场，是与革命完全对立的立场；二、从我的言行上看，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中立态度，实质
上是为国民党说话，为国民党做宣传；三、我所谓的“文艺清高，政治庸俗”；四、想当作家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对他解放以后的思想言行，也总结了四个问
题，即：“一、思想深处隐藏着对革命的不满；二、报社领导不懂文艺，要作家来领导文艺组，实质是反对党的领导；三、个人主义的入党动机；四、事实上我已掉
进了反革命的泥坑。”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并分别谈谈他的具体事实：
一、一贯仇视党，发展到攻击党的领导。
他在自传中这样写到：“对共产党，我只是感情上的同情，我只概念地认为牠（？注：原文此处本身就是“？”）好，牠（？）是进步的，对牠的具
体办法，我却怀疑，而却恐怖。我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听说王已被活埋了（当时受到恶毒的宣传），我就感到共产党可怕；我总的印象是冷酷、无情、残
忍；对于许多青年不断地跑到延安去，我认为都太冒险。我觉得知识分子在那里没有地位”。“我的同年级，也是最好的一个同学李振林对我曾作过不少的宣传解
释，介绍我看社会科学的书，但我总固执地认为：中国将来前途光明，而这种光明不一定在共产党身上”。“在昆明时，我虽然读过《论联合政府》，也买了十几本
《群众》和新华日报看过，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并没有进展”。他还在五中时，认为“爱闹事的学生不好好念书，也让人家不能好好念书”，因此他“不满意共
产党到处活动，把他夹在中间吃亏”。他对学潮“表面上也跟着大家罢课、请愿，但心里是非常不赞成的”。到了西大后，他认为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共产党不
应该做学校里闹学潮捣乱，他也不相信共产党能够把国家管理好。在我军解放洛川时，他写了一篇《困城记》，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国共两党之争，是中华民族
的大悲剧”，“最好把地球分成两半，让爱好战争的人住一半，不愿战争的人住在另一半”，“科学本来是为人类创造幸福的，可是现在这些人把它用来互相残杀，
只是科学家的悲哀”。“杀人者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被杀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死，他们彼此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我痛骂战争，我把战争看成一切罪恶
的根源，牠的成绩就是让青年的宝贵的生命变为了灰烬！”他描述他初到解放区时的思想情况是：“虽然已知道了共产党不是像我过去所想象的那样残忍、冷酷的可
怕，但情绪上仍是对立的”，当时他有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听天由命，本来害怕共产党，想远离共产党，而现在革命却临到自己头上，有什么办法呢？好吧，既然
在人家的统治下，就跟人家干吧”。当他调到报社，到了西安以后，听说他家土改时被扫地出门，家里人已不知去向，他马上感觉到：“革命虽然胜利，自己却没有
了家，成了孤独一人”。所以“首先在情感上就没有把共产党当作自己解放的恩人看待，而倒觉得一革命把自己过去旧生活方式和剥削家庭生活破坏了，在思想深处
对革命不满”，当他当了文艺组长之后，他认为“报社领导不懂文艺，文艺组工作要搞好只有作家来领导，实质是不满党的领导，要取消党的文艺政策，企图按自己
旧的一套依照自己的思想观点代替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当他申请入党未被批准时，对党更加不满，甚至有意对抗，污蔑党组织“被少数人把持”，入党是“通过私
人关系”。后来戴××（原文有名字，匿去）与田××（同上）发生通奸逃跑，被寻找回来后，他却写信执问报社领导，为什么干涉恋爱自由，当我们把戴××绑送
法院时，他又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说是依法逮捕，他又说领导上既知戴田事情，为什么不早些处理呢？还有他故意讽刺副总编辑谭冰同志。有一个时期编委分工，
由谭冰同志负责审画稿，他本来认为谭冰同志不懂画，不满意谭冰同志审画稿，但他在叶坚同志面前却故意说：“谭冰当然很懂画，他对画很有研究”。对西安文艺
界一些领导同志，他也是横加污蔑。如说田益荣、鱼讯同志是“饱食终日，不学无术”；说柯仲平同志不虚心，“《文艺报》批评了他的诗，到现在还不检讨”；说
高敏夫同志是摆老资格，没本事还硬搞文艺，还不如转业算了。更卑鄙的是他挑拨通讯员和报社领导同志的关系。今年三、四月间，李晓白写了一篇《刘有财》的稿
子，稿子在初次送审时，总编辑丁济沧同志、副总编辑李迢同志、编委张效儒同志都提出来修改意见，而他是不同意修改，主张原样发表。后来他和李晓白谈修改意
见时，故意挑拨说：“我是同意不改可用，就是编委要你修改，你若有不同意见不要对我提，你写成书面意见给我们编委会”。并说“报社领导不懂文艺，要求太
严”等等。所有他的以上言行，正如他供认的：“我的不满情绪由个别事情上，个别人身上发展到对整个革命、对党组织的不满，事实上我已掉进反革命的泥坑”。
二、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他在自传中说：“我认为文学是最高级的东西，是超阶级的，有牠独立的生命。文学不能与政治发生关系，假若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就会变
得庸俗和毫无光辉了”。在他写的许多材料中，不止一次的写道：“文艺清高，政治庸俗”，“文学与政治无关”，“文学有它独立的生命”，“为艺术而艺术”。
对这些反动观点，照他自己来说：“参加革命工作后，这种错误思想受到事实的批判，但并没有根除，一直到担负了文艺组的领导工作。在取舍稿件时，常是有意无
意地把作品的文字技巧放在第一位，忽视了它的政治内容”。他还有这样的观点：“报纸文艺栏就是登创作的，所谓赶任务的作品不能算作文艺”，“同一天或同一
时期的报纸，不能千篇一律都去配合宣传某一运动，这样就会使报纸枯燥、单调，因此认为文艺稿不配合是应该的”。反动的思想指导着他的行动。如在宣传征集补
充兵员运动中，有一篇描写兄弟争相参军的快板，他就以“老一套”，文字拙劣为理由，不主张用。以后这篇文章还是勉强同意用来。在他处理活报剧《我们一定要
解放台湾》和农村散记《刘有财》的过程中，他强调文艺的特殊性，编委对稿件内容提出修改意见，他却不予重视。在开始批判俞平伯的错误思想时，他认为那是带
有专门性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借口知识不足，没有兴趣，采取了与己无关的冷淡态度。他还曾把宣传和散布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姐，害的是啥病？》（诗）、
《自由的花朵遍地红》（长诗）、《我要争取作党的好女儿》发表了，把违背党对待技术人员政策的杂文《整风中的无赖》，把不符合“三反”具体精神的杂文《勿
以恶小而为之》、《整风运动中的偏差》等都发表了，把单纯追求福利、忽视生产的有错误的诗《老成的喜悦》也发表了，在批判“武训思想”时，把模糊思想意
识，甚至有意为“武训精神”作辩护的文章《什么是武训精神》刊登了出去。今年人民日报揭发出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后，报社领导上叫其继续组织声讨稿件，他表
现厌烦，觉得搞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下去无什么意思，部队一读者来信怀疑并检举一胡风分子魏钢（×），段将稿件压下，不及早处理，等作者要时，才将原稿退
回。事后也未将此事汇报领导。美术组组长丁一要求组织漫画，与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配合，段给以冷淡态度，表示不耐烦。向太阳与胡风分子有牛汉有联
系，丰野知道一些，但他将这人写到声讨胡风集团的文章发表了。西安文艺界声讨胡风集团的发言，省宣传部傅英同志和他研究发言为何登，他未请示主管编委，即
回答要登或登一部分（后被领导纠正）。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揭发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他就主张在我们报上（？）登。他读了胡风《意见书》之后，认为“到处有生
活”、“作家可以不受限制自由写作”的说法是应该的。对一些同志批判胡风的文章，尤其是反对胡风要取消党的领导问题，他总觉得都有些偏激。关于胡风反革命
集团材料学习的时侯，他一贯不认真。有一次，他用大部分学习时间去改稿子。在学习小组会上，别人说每个人都要发言，他说：“没啥发”。后来他回到行政组上
说：“这是唯恐天下不乱！”（过几天报社厕所门上有人用刀子刻下“唯恐天下不乱”字样）。别人批评他时，他说过去有不满情绪，是因为领导没有解决他的党籍
问题。他还认为各项政治运动是改造思想，主要是改造被接收过来的旧人员，他自己是不需要改造，不仅不需要改造，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表现厌烦。对文艺为
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过不止一遍，但毫无作用”。他认为报纸的对象在目前还是知识分子，工农兵的作品是通
俗文字，应放在通俗刊物上。对陕西省举办的民间艺术汇演，他也瞧不起，因而放弃了报道。
三、极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他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检讨中说：“工作上抱着只有我能行，有时明知理屈，但不肯示弱，硬要强辩坚持，以至闹起意气”。在他的思想批判中又这
样写：“我的唯一的打算，就是如何去当一位作家和诗人，只认为作家和诗人是驾乎一切之上的人，是最清高的人”。所以他把这报社工作看成是一个暂时的学习阶
段，希望到文联去搞创作。他的领导作风如他说的“独断独行，不相信群众”，曾经被他领导的同志说：“家长式的领导和统治”，“对同志的态度如同父亲对儿
子”，“丰野一离开办公室我就轻松了”。他说：“在我主持下的所谓讨论会、业务会等等，多半成了形式”。“文艺组工作的好或坏，只有靠我一人”。他认为别
人是“你一定不行”。文艺组过去每月订报导计划，都是由他想着拟出来，没有研究过实际情况，在他布置工作任务时，只要他认为需要有什么稿子，灵机一动，写
上就要同志们去组织，也不顾实际情况，也不管任务分配得是否合适，反正要完成，完不成就发脾气。谈到他入党的动机时，他是为了入了党工作方便，可以在人前
炫耀自己，可以取得领导信任，当他未达到个人目的时，他对党和个别党员则进行攻击和报复。在他总结他的思想时说：“从解放以后的几种思想情况中可以看出，
我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我”，就是一切从“我”出发，一切为了“我个人”打算”。
关于段丰野历史政治问题的调查证实情况。
旁证材料共有七份，其中有牛汀（即牛汉）一九五零年从华大寄来证明材料一份，证明段在国立五中和参加伪青年军时的情况，从材料中看，牛知道段是地主家庭出身，两人关系也极密切。证明的问题与段交待的基本相同。
原西北党校何自勤一九五零年来证明材料，证明段在西大和参加伪青年军时情况。材料中写：“段在西大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参加青年军可
以说是苦闷的象征，记得他和我争论时，曾说：任何黑暗痛苦的生活，都是宝贵的经验。段在西大追求过两三个女同学，但都失望了。”原西北党校对该材料审查意
见是：“何自勤历史过程，我们正审查中，所写材料供参考。”
原西北党校何培松（群众）和原西北团工委马振（党员）证明段在青年军的情况，与段交待也基本相同。马振同志证明材料中，还说：“洛川解放
后，段被国民党组织在逃难队里逃出，在路上被我解放军截住，他戴着礼帽，带一枚钢笔，一战士可能把他钢笔拿走，还说看你这个顽固保长的样子。因此他有一个
时期对共产党不满”。马振同志还证明段所在地“伪青年军的团内无政治部组织”。西北工委对马振同志材料审查意见是：“马振同志系正式党员，宣传部副宣传科
长，所写材料负责，可供参考”。
西北大学王刚来材料证明段在青年军情况，与段交待基本相同。并说：“青年军内，没有三青团和国民党的活动。看不出段有什么党派关系的表现”。西北大学校党委对材料审查意见是：“王刚系党员，材料可靠”。
一九五一年宝鸡第三区王志远来材料证明段振洛川中学的情况，材料上写：“他担任我班级任老师，给我班和简三七授国文课，课本上教的少，其他
方面教的多。像选择的艾青、高尔基、斯大林等人物著的许多文章，在上课时不敢讲，到晚上自习时间，或者星期日到野外给我们讲。他曾谈过西安许多教员都发生
过失踪现象，他时常恐慌着，但是我们的同学给作了保证，文件不敢在学校印，都是我们同学筹钱在街上借油印机自己印。有一次学校里叫学生写文章，题为“什么
人是土匪”，好多人写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土匪，在我们班上也有五、六人写的相当厉害，后来段先生把这些同学叫去给谈了一下，说咱们学生，对国家事情不了
解，以后少写那无根据地文章，那对咱们学习上作用是不大的，但是有个别同学还不满意段先生这样谈。如郑振中（三青团分队长），我们同学以后把郑叫特务。我
们许多同学称他为汽车夫，原因是他开过汽车，另外，他穿的衣服是油串串，和别的先生不大同等，他也很能吃苦。他接近的人除过了同学，和外界的官员绅士是不
接近的”。中共宝鸡第三区委对王志远材料审查意见是：“王志远同志是个共产党员，并对工作及各方面表现很好，他证明的问题，我们同意”。
本社党员李哲勋同志来检举信说：“丰野在鄠（户）县高师教语文，当时他对胡风极崇拜，在学生中说“胡风是鲁迅第二”等”。
以下为材料二：
围攻的方法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情况，目前对待丰野的办法不宜于马上拿到小组会上进行围攻，而现在应当从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证实本人所交待的问题，发现继续隐瞒的问题。调查问题可通过以下这些人了解：
1、通过咸阳西北工学党委会了解董钊的儿子董斌勋从西工毕业后（解放后仍在西工住学），分配到何地何处工作。知其下落后，向所在地方党组织
了解：（一）董斌勋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二）董和丰野认识的经过，他是怎样介绍段丰野到鄠县师范的；鄠师校长与他是什么关系；（三）董了解段丰野在青年
军表现如何？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
2、通过华阴县荣军教养院党组织向孙尔惠了解：（一）他是怎样介绍段丰野到洛川中学任教的；（二）段在学校表现如何，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三）学校教职员在双十节出墙报和给守城将匪军写剧本的经过，丰野是否参加？（四）我军解放洛川时，段丰野为什么随匪军逃跑。
3、通过西北俄专党组织向马蓝了解：（一）她是怎样介绍段丰野参加“星社”的，“星社”的政治背景如何？为什么星社以“三青团西北大学分部
宣传股”的名义出刊墙报《星》？星社里有哪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丰野在西大还参加过哪些反动组织；（二）马蓝是否知道丰野、胡风分子牛汉及黎星、牧云、
郗藩封等人所组织的“绿新地社”，若知道，该社的政治背景如何，有哪些活动？该社当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有联系；（三）她和段丰野合作出版“待宵（？）
草”的经过，出版这个诗集的目的是什么，经费由何而来？有哪些人的作品？观点如何？（四）据她所知道，段丰野和牛汉有联系外，还和哪些胡风分子有联系？牛
汉一九五零年到西安后，他们一块谈了些什么？（五）马蓝几乎每周与段丰野会面，目的何在？谈些什么？（六）段丰野在西大表现如何？
4、向西安市团工委刘健了解：（一）“星社”是什么样的组织？该社成员如何？为什么“星社”后期所出版的墙报《星》要以三青团宣传股的名义
出刊？（二）他是否了解段丰野、牛汉等人在西大所组织的“绿新地社”，该社政治背景如何？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有联系？（三）过去是否知道段丰野这个人，
他的政治情况如何？为什么参加青年军。
5、通过北京戏剧学院党组织，向李孟岩（李振麟）了解：（一）星社的政治背景怎样？段丰野谈，在他负责期间，“星社”墙报曾在西大三青团宣
传股名义下进行工作，并按三青团的津贴，由三青团审稿，吸收三青团人参加，其实际情况如何？这一时期，“星社”有哪些反动宣传，丰野写过哪些文章？当时文
艺思想怎样？对胡风的看法如何？（二）段在西大的政治面貌如何？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和三青团有什么联系？（三）段为什么参加青年军？
6、通过人民日报党组织向寿孝鹤了解（与牛汉关系很密切，牛汉办“流火”的积极支持者）：（一）段丰野和牛汉的关系如何？解放后有什么联系？（二）牛汉办“流火”时，段是否参加过？有哪些活动？
7、通过大公报党组织向蒲希平（蒲之津）了解：（一）段丰野在国立五中有哪些反动活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二）段丰野、牛汉、郗藩封、牧云等人为什么要组织“荒草文艺社”，国文教员吴谷青的政治面目如何？
8、通过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党组织联系，向佘景儒了解：（一）段丰野在鄠县师范有哪些活动，参加过什么组织，他当时给学员上课是否宣传过胡风
思想；（二）段丰野说，有一天早上升旗时，教育主任因故打了一个学生耳光，引起全校学生公愤，后来教员罢教。据他知道，事件经过是怎样的，丰野当时的态度
如何？（三）段丰野为什么在鄠师任教半年就要离开鄠师？
9、向北京青年团中央马振了解：（一）段丰野在青年军中表现如何？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二）在青年军中给哪些报纸写过稿件，观点如何？（三）段和胡风分子有哪些联系？
10、通过四川“川西日报”党组织向冯振乾了解：（一）段丰野和他是怎样认识的？段在国立五中时，向报社写了哪些文章，哪些发表了（什么时
间），哪些未发表，内容是些什么？（二）解放后有哪些联系。据丰野谈，冯振乾写信说他不愿在川西日报工作，让他在群众日报找工作，其原因是什么？（三）段
丰野解放前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和胡风分子除牛汉外，还有哪些联系？
11、通过陕西省文联党组织从向太阳处了解：（一）丰野在西大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二）牛汉写信让段到向太阳处寻找《流火》，段是否前往？谈论什么？（三）向文联组织了解，向太阳是否是胡风分子，他与段丰野有什么联系。
除了从以上这十一个人当中进行调查外，另外还要查他过去和解放后所写的文章。（关于这一部分我认为可以让丰野本人交待他解放前后写了哪些文章，然后我们根据这些题目线索进行检查和整理）
以下为材料三（此份材料的大部分内容与材料一相同，相同之处略；不同之处有两处，一是罗列了段丰野的主要社会关系，二是报社给出了处理的初步意见）：
主要社会关系
（1）段干宸——段丰野的父亲，曾担任伪山西省乡宁县承政，一九三三年又调任山西省新绛县统税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统税局撤销，即回家管理教务，系地主成份.
（2）牛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与段丰野是国立五中和西北大学时期的同学，解放前关系很密切，曾共同组织过“荒原文艺社”、“绿新地社”，介绍牛汉加入“星社”，解放后有通信往来。（详细情况放在后面一个问题讲）。
（3）何刚——段丰野西北大学时最要好的朋友，曾在一个房子里住了两年多，也是“星社”社员。在西大曾因闹学潮被捕过，后来回河南教书，并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第二中队党校工作，因和牛汉关系不清被列为重点分子。
（4）马蓝（张凤珍）——段丰野西北大学的同学，有一度恋爱关系。马曾介绍段参加“星社”，一起办过墙报，共同负责出版过《诗歌特辑》。马蓝现在西北俄专工作，因在西公路学校教学中有胡风文艺观点别列为重点分子，目前尚未发现在政治上段丰野有联系。
（5）董斌勋——战犯董钊的儿子，和段丰野在伪青年军认识。一九四七年元月曾介绍段到鄠县师范教书，解放后在西北工学校留了一个多月，现在下落不明，政治身份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6）孙尔惠——是段丰野西北大学的同学，在原洛川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一九四七年九月曾介绍段丰野到洛川中学教书。孙尔慧曾加入过国民党和中统。解放后在西北荣院工作，是肃反运动中的重点分子，现已作结论，未发现在政治上与段丰野有什么关系。
（7）张财顺——现在西北工学工作，肃反运动中的重点分子。解放前曾介绍段丰野加入“五月社”。该人曾参加过“中统”，与段丰野在政治上没有联系。
问题的性质和处理意见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段丰野虽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未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发生联系，也未参与胡风集团的任何政治阴谋活动，但是由于本人一贯崇
拜胡风，在工作中暴露了许多胡风的文艺观点，因此应作为受了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分子。段丰野思想意识非常落后，，文艺观点也很反动，担任文艺组组长是不适
宜的，应当撤销其职务。同时我们考虑到本人在运动中交代问题还比较主动认真，思想暴露的也比较彻底，在运动中有悔改的表现，故认为仍可留编辑不继续工作，
在党组织帮助下很好的改造思想。
这三份资料原文已经很详细地说明了当局当时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的种种手段和做法，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相信每一个认真阅读原文的人都会有深深的感触。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与段丰野先生有关的一些事情：
首先，丰野先生被定性为“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到分子”之后，被撤销了文艺组组长职务后，仍被留在了陕西日报社，做文艺版的编辑，他在
1959年以“陕西日报”丰野的名字在1959年第5期《新闻战线》发表过《王老九来到编辑部》一文，根据文中内容他确实还在陕西日报社文艺副刊任编辑。
而根据笔者手中另外资料，在1961年报社对干部的政治历史审查中，虽然没有其他问题，但仍然认为“根据政策中第八条，“反动地主子弟，未经彻底改造，仍
坚持反动立场，怀有阶级仇恨的分子”规定，经研究认为该丰野不宜在党报作编辑工作。处理意见：调离报社，另行分配工作。1961.4.21”；另外据
1965年陕西日报社的《报社历年来职工政治情况统计表》中的《七类人员情况登记册》登记的信息，段丰野一栏中“现在工作单位或下放地点”注明为“陕西日
报社副刊文教部”，说明至少在1965年段丰野先生还在报社工作。这之后，段先生就再没有出现在世人的视线中，也查询不到任何有关他的信息，不知道他是否
熬过了那苦难的文革十年。
其次，根据上面的三份资料，段丰野先生之所以会被牵连到胡风案中，应该说完全是因为认识牛汉先生，与牛汉先生有过交往而获罪的。但奇怪的
是，在牛汉先生的晚年所有文章中，包括最近三联出版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中的有关“国立五中”时期和“西北大学”（城固）时期的讲述中，提到
了在上面三份资料中在这一时期和他们两人有过交集的几乎所有的人，如刘建、马兰（张凤珍）、蒲希平、寿孝鹤、冯振乾、郗谭封、郗藩封等，但却只字未提丰
野，不知道为了什么？按理说从中学到大学都在一起，又都偏爱文艺，况且又都是山西老乡，更何况丰野先生因牛汉而获罪，无论如何牛汉不会忘记这么一个人的，
但牛汉先生确实没有提及到他，其中的原因恐怕只有牛汉先生本人知道了。
最后，陕西日报在五十年代不同于其他省市的机关报，陕西日报的前身是群众日报，群众日报是当时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总编辑是胡绩伟，报社设
在延安，段丰野先生正是在延安的时期加入报社的，1949年6月段随报社迁往西安，1953年群众日报成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1954年群众日报才更名
为陕西日报。段在陕西日报社中算是元老，同时又极具文学天赋的人，如果没有胡风案的牵连，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不过，历史没有“如果”，或许他可能躲过
胡风案，但也未必能躲过反右运动。
胡风案件是当局对知识分子态度由“哄”到“打”的一个关键性转变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当局通过种种手段成功地让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内讧起
来，再上纲上线，以政治斗争的方式解决了学术的争论。成功地对知识分子小试牛刀之后，接下来大规模的打击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运动使得全体知识分子禁
声，1966年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摧毁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中国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坟墓，文化的荒漠。
四书斋主，共识网 201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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