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7·20事件”事后处理与另类解读

事后处理

1967年7月24日，中央通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开会，后被限制在京西宾馆接受批斗。

7月30日，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在“7·20”事件中有功的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同日，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29师所控制。

8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领导，撤出武汉地区，接受“政治整训”。　

8月15日，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同时，将陆29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建制。军委命令，空降兵第15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空副司令员，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1968年1月建立的湖北省革委会由曾思玉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人任副主任。

1968年7月13日，陆军第17军成立，辖陆军第29师（后改称49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1师（改称50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51师）。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张治银为军长，张昭剑为军政委。张昭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师政委擢升至军政委，与其在“7·20事件”中的表现不无关系。然而在陈再道出山之后，张昭剑再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听空军不听军区的，对保护王力的问题一直让陈再道耿耿于怀。

“百万雄师”的头头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被关进监狱。1978年文革后为俞文斌（后任武汉经委副主任）、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离休）、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十位百万雄师头头平反。

获得胜利的“工总司”头头们许多被结合到后来的各级革委会中，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李想玉、彭勋、张立国、董明会等以帮派分子被逮捕判刑（张立国有期徒刑十三年，夏邦银有期徒刑十三年，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此人在法庭上不认罪，所以重判））。

六。另类解读。

武汉“7·20”事件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的大环境下，群众造反组织之间发生冲突是必然结果，复杂在于其深层次的政治和权力斗争。

（一）陈再道指挥的武汉军区支左的错误是造成“7·20”事件重要原因。

“7·20”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陶铸、王任重这两位西南重量级人物，在文革运动的前期受到重用，分别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副组长等重要职务。他们在运动向批判“资反路线”转轨的过程中，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相继落马被打倒。这种大起大落对中南地区的“文革”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军队领导与地方党、政领导人都是声气相投的，他们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工作上的配合与接触，可以说是骨肉相连的关系。他们互相维系和保护既有历史友情又是一种利益结合。武汉军区的“支左”采取扶植保守派、镇压造反派是“7·20”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

武汉的群众造反组织是学生与工人的联合，即使被定义的“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组织，他们中的观点也不是一致的，定性任何一派是革命或者反革命都不合理。

武汉军区在文革中支一派打一派的始作蛹者是陈再道和钟汉华，而武汉军区独立师直接参与了“百万雄师”的活动，在全军比较罕见。

得到军方支持的所谓保守派组织，在组织武斗上比造反派更为凶猛。期间很多不同意见的人被揪斗甚至致死。

毛泽东在处理武汉问题时对武汉军区领导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在“7·20”事件前，“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三钢三新”为反革命组织。“7·20”事件以后，“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三钢三新”又成了革命组织。这种现象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

陈再道在后来的回忆录（据说是担任秘书的张体学儿子执笔）中写道：“我当时的看法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且不说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就他们担负的工作任务来说，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如果认为他们在工作中有某些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把他们打倒。”这是陈再道当时的政治态度。

“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是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因此，在严正声明产生过程中，军区党委是认真，慎重的，不仅交司，政机关干部进行过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修改，而且向全军文革小组作了汇报。当时担任组长的徐向前表示，他同意军区这个表态性的声明。”这段话证实了徐向前是武汉军区支左“方向性”错误中的责任。

陈再道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讲到“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

在检讨政治错误时也不忘思想上的堕落检讨：“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像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

看过陈再道检查的人都会有一个印象，此人确实是“大老粗”。

陈再道文革后担任铁道兵司令、全国政协副主席。钟汉华担任装甲兵政委。

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1962年12月在“哈军工”学习时，主动与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被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动教养。文革后在陈再道重新得势的助威下，为所欲为，祸害社会，在1983年的严打中被判处死刑。

（二）武汉军区独立师是“7·20事件”的罪魁祸首。

武汉军区独立师是隶属于湖北省军区的部队，1966年9月由湖北公安内卫部队整编而成。总队长牛怀龙（大校）改任师长，政委蔡炳臣（少将）仍任政委，有四个团部署在武汉周围。当时拱卫武汉的还有陆军29师。

独立师由于是地方公安内卫部队人员组成，与地方关系密切。他们是最早介入地方派系斗争的军队人员，周恩来处理武汉派性问题的“三个方针”也是该师师长政委透露给“百万雄师”的，而且嫁祸给了王力。到宾馆抓王力手持武器的也是独立师的人员。

事实上独立师早在文革开始后就介入了地方运动。“百万雄师”成立时不仅派人参加，还给头头配了警卫。后来直接参预派性斗争，向外界透露中央信息，带枪到中央代表团绑架中央领导。

独立师和师领导的行为是党纪军纪所不容的，他们的许多行为带有军事暴乱的成分，师长政委及带头行动者即使提交军事法庭审判都不为过。

文革后师长牛怀龙被任命为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师），政委蔡炳臣则到陈再道担任铁道兵司令的铁道兵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军）。

（三）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与军区部队联手打压群众运动是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

从事件的过程看，无论是“百万雄师”成立之初的站台，还是后来对其它群众组织的打压和迫害，都有领导干部的影子。他的的所言所行如其说是支持文化大革命，不如说是保护自己的地位，是在利己主义支配下利用群众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是存在的。

王任重文革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体学基本没有受影响，1968年担任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病逝。

武汉市长刘惠农在文革时担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四）王力在“7·2０事件”中没有错。

王力虽然后来倒了，但就武汉事件本身而言并没有错。他的讲话没有离开周恩来的“三点方针”，对各造反组织都称作是“群众组织”符合他的身份和中央精神。他在威胁挨打面前拒不签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的行为值得称赞。百万雄师对中央的不满并非是王力的讲话，而是早前一天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讲话被透露。一些人不敢公开反周恩来，拿王力当替罪羊。

1968年，已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王力，在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找到了他在”7·20”事件时所用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时谈话，足有6000多字。有关部门查对了王力当时在武汉所有的公开讲话记录，发现王力的讲话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此，中央后来不再追究王力在“7·20”事件中的责任。他后来被冠以“反军乱军”“小爬虫”纯粹是乱扣帽子。

（五）1978年为“7·20事件”平反的定性和理由是错误的。

1978年11月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称：“7·20”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事实上这次事件如果说有人策划挑动的话，应当追究百万雄师的头头和独立师的有关人员。就中央而言没有人策划挑动，后来许多当事人都认为事件的发生比较突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武汉两派斗争早在毛泽东到武汉之前就已经很激烈，而造成斗争恶化的纠结是周恩来的“三条方针”，是独立师领导透露给百万雄师的，并非是王力或中央文革的某一人。

林彪此时在北京，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派兵布阵。此次事件表现较好且后来上位的刘丰并非林彪的部下，来自于刘邓的中原野战军。

四人帮在当时还没有成型，张春桥等人尚在上海任职，何来亲手策划挑起一说！这是典型的为服从否定文革政治需要的定位。

（六）诬蔑陈再道政变是欲加之词。陈再道虽然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却不是张学良杨虎城式的人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表明态度后，虽然存在着不积极主动的问题，却基本按照指示行动。既做了深刻检查，又没有穷兵黩武。没有利用当时掌握军权的条件进行任何反抗。

陈再道在此次事件上态度不好有几个原因，一是认为中央不了解武汉情况，二是误会周恩来的“三条方针”未经毛泽东同意，三是对毛泽东的警卫任务交给空军不满。四是当时军队支左支持“保皇派”是普遍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与邓小平属于一个体系，对“刘邓”被打倒有同情心理。

（七）徐向前在武汉军区支左问题上负有领导责任。

根据陈再道的检讨，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事前向徐向前为组长的军队文革小组汇报过，并得到了徐向前的批准。如果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则这个错误徐向前也有份。

就军队而言，下级服从上级是铁律。后来北京因此出现“打倒徐向前”的大字报不是空穴来风。

徐向前从此成为只闻名不干事的老帅。

（八）“7·20事件”的性质和反映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毛泽东亲自坐镇的武汉，受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军队人员敢冲击毛泽东的住处，绑架中央代表，说明当时社会矛盾非常激烈。

毛泽东不可能不因此考虑革命的复杂性和斗争的尖锐，尤其对军队人员介入地方武斗的问题提高了警惕。他对军队保守性的估计不足。

这次事件让毛泽东强化了有坏人的思想，是否是他后来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运动”的心理原因尚未可知。

毛泽东一贯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工人阶级。百万雄师基本由工人组成，他应当因此考虑工人阶级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他发动和依靠群众的路线的一贯工作方法面临着挑战。

武汉““7·2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造反组织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军队支左“偏向”错误造成的恶果。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希望通过说服工作实现各派的大联合，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及武汉军区的抵触情绪，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群众组织和军事人员联合冲击毛泽东驻地和揪斗中央代表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促使中央强制解散“百万雄师”和调整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整编武汉驻军。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武汉“7·20事件”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却又非常的近。因为在错觉和误记多年的情况下，许多真相的透露又使这次事件清新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笔者无意拨乱反正，也没有资格叙述这段历史。只是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作主观的另类解读。

本文综合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水陆洲《文革简史》、陈再道、钟汉华关于“七二０事件”的检讨、《原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口述》、《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以及各种公开资料和中央相关文件。观点由作者负责。

　　文贝，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