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文革”中赵永夫青海“2·23事件”吊诡之处


以陈再道为主的武汉“7.20事件”和以赵永夫为首的青海“2.23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典型军队动乱事件。武汉“7.20事件”涉及到徐向前元帅,而青海“2.23事件”涉及到叶剑英元帅。这两位元帅都是当时的文革红人,徐向前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叶剑英则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

赵永夫来自于39军。39军前身是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的红15军团。抗战时是115师344旅,后随新四军第三师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和第四野战军序列。赵永夫解放前担任117师(师长张竭诚  政委李少元)副师长,解放后任坦克基地司令员,1966年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1955年授衔时为大校。

省军区在六大军区时是兵团级,后来十三大军区时是正军级。

1967年1月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是刘贤权,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大校)、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副司令员张江霖(少将)、曾征(少将)都不是常委委员。

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1948年曾任绥远省政府主席,1962年调任青海省委书记。

青海“2.23事件”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而且当时与后来说法完全不同。

2012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由程万里编著的批判文革《赣江苍茫》一书,道出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秘密,此事是真是假没有得到证实。

“1967年2月10日前后,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后为副司令员,出身于三野七兵团)奉命进京,他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结果却是去看文件。在京西宾馆,文件只有一页文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只准用眼睛看,用脑子记,不准用笔抄录。有人站在那儿看了你看。与他同时看文件的,是同属华东军区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各大军区都去人了,好像是分期分批看的,看完后立即回去传达、落实。”“32年后,离休将军石一宸在谈到这份‘沒有文件的文件’时还能回忆起来是这样子:毛主席指示: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攻占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文件上还有林彪批示的四个字:‘完全同意’”(见该书第四页)。

该书认为此后发生的军队“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私下发枪,并由各公社武装部组织农民进城,‘农村包围城市’,武斗规模越来越大”都与此有关。

这份由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给各大军区在有人监视下看的“没有文件的文件”,既与1月28日发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1967年2月9日《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泒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相背离,而且所有的中央文献都没有记载。显然,如果石一宸说法属实的话,这是一份既不是中央军委的正式文件,也不是“毛主席最新指示”,而是一份假造的或者说有不可告人目的的“私货”。

而叶剑英1967年2月11日给林彪写信說:“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己收回)。请报主席。”这个第三条很可能就是叶剑英让军队领导干部看的所谓毛主席指示然而却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因为毛泽东批示是:“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见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青海省当时的造反组织双方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形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迫于无奈,把原来支持“八一八”(保杨植霖派)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这种态度相反使事态越发严重。在赵永夫的纵容下,省军区机关造反派擅自将刘贤权软禁,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而刘贤权向军区的报告也被赵永夫扣押不让发。
  支持赵永夫的有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他们掌权后开始清扫“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23日上午八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当日11点,在赵永夫的亲自指挥下,枪声响起,占据青海日报社的红卫兵倒在了枪口下。据事后统计,死169人,伤178人(摘自中央首长关于青海问题谈话纪要)。

此后,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外,逮捕13414人(摘自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事件发生后,以赵永夫为首的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赵永夫却开始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据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司令员张达志)的甘肃省委书记洗恒汉揭露,叶剑英在接到赵永夫的电话后,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而赵永夫接电话后却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此事在后来的3月24日调查开枪后军委来电一事时,叶群当面责问赵永夫:“你还说林总来电,你还感动得满脸流泪,什么时候给你的来电?”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毛泽东和林彪听说此事后下令调查。

时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回忆:“在西宁的街头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反映了林彪在文革中对任何事都不关心的逍遥态度。
  根据官方编纂、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在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这一点反证了叶剑英在此次事件中的责任。

由于涉及到军队事务,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并不了解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直到后来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和学生家长,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才决定写个报告给毛泽东。

    3月11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在最后一次包括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的调查会上,周恩来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并当面质问赵永夫,赵永夫不得不承认红卫兵当时没有枪。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恩来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并把中央的决定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

4月6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布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内称:“(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显然是吸取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教训,把开枪的口子封死了。

  然而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时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张江霖和冼恒汉后来为自己的顽固付出了重大代价)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 此说法没有提及省军区司令刘贤权被夺权的事实,而是以“联办”的名义。
  “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这是让刘贤权承担赵永夫的一部分责任。

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这里面有个矛盾,赵永夫原来是副军职,按正师职安排工作实际上是降了一级。

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副军职),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张晓川后任总后青藏办副主任,王昭70年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刘贤权后来以大军区副职离休。张江霖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最具悲情的要数洗恒汉,这位晋绥军出身硕果仅存的贺龙系高级将领1955年就担任兰州军区政委,长达22年的军区政委生涯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冼恒汉被“造反派”诬为彭德怀、贺龙的“死党”、“ 黑干将”,多次被残酷批斗,因拒绝交待彭德怀的所谓“罪行”,被施以“喷气式”、罚跪、挂大喇叭游斗,及在垒起的凳子上罚站达十多个小时而后晕倒摔得昏迷不醒。在赵永夫事件中,他代表军区支持刘贤权保护省委书记杨植霖,不批准赵永夫出兵夺权。即使在叶剑英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面对叶剑英要给赵永夫平反的压力,仍然坚持原则,没有中央文件绝不循私。1977年,他成了中央解决省委班子第一个牺牲品。6月7日,他被指在整顿兰州铁路问题工作不力(兰州铁路局省委支持“红三司”,铁道部支持“红联”),虽然明确说不是林彪四人帮死党,中央的态度也只是免职调动一下工作。但是,这个五年等待等来的是一纸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的审查结论,以及总政治部关于洗恒汉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接替他甘肃省委书记职务的是当时分管铁路系统工作的省委书记宋平,接替军区政委职务的是曾任总政主任的肖华。原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在文革后出任分管文教的甘肃省委书记。

和洗恒汉同时免职的还有“洗家帮”成员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后勤部政委齐振兴等。兰州军界可以说是一锅端。

如果说刘贤权在青海事件中是直接责任人,而且因此高升并进入军委办事组,后来受处分缘由明显。然而刘贤权最后却以大军区副职离休,而洗恒汉以师级退役和张江霖做退休处理都是连降四级,这种处罚的反差说明了什么?显然两个人不听叶剑英招呼,不私下给赵永夫平反起到了重要作用。

洗恒汉1984年被改为正军职离休。他在回忆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除此而外,别无他属!”这是洗恒汉也是许多老干部的悲哀。
  有点脑子的人都能从事件的过程中看出叶剑英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赵永夫问题前后反复的吊诡也正在于此。


    文贝,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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