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拟建10万“中日义勇军”反攻大陆

 　　导语：1949年，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曾有招募日本旧军人，组建十万“中日义勇军”的计划。本期专题，即拟对该计划，做一些简略的介绍。

　　日本前军政界人士多次建议蒋介石雇佣日本复员军人

　　和智英雄：可招致“数师团日军”和“干部共约三万余人”

　　内战进行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局已定，蒋介石受困于内部斗争，也不得不考虑引退下野，另造新局。在此前后，日本前政、军界人士多次向蒋氏献策，表示愿意组织日本复员军人为国民政府效力。如落款为1949年1月21日的一份报告声称：

　　“二次大战以后，中日两国不幸同罹厄运，兹中国惨遭匪祸荼毒，日本备受战败苦痛，东亚前途已濒临危境，此有志之士无不扼腕而戒惧者也。抚今追昔，益感中日两国亲爱精诚提携互济之必要，盖非如此不能救亡图存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员等有鉴如斯，极愿参加东亚反共工作以求中日之复兴与自救。惟以战后日本对外和约未订，一切活动均有阻滞，爰拟密组中国国民党日本支部以奉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共同反共为职志，秘密吸收大量日本有志之士为党员，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中日共同反共之力量，该支部目前之最急切任务，可招致台湾、缅、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工作。此外关于经济资源之开发研究，亦可大量供给资源或人材。至该支部拟参加之日本主要人员为日皇弟三笠宫、犬养健、石原莞尔、堀内干城、山田纯三郎、松井太九郎、新荣幸雄等，其所属干部共约三万余人，均为日本政军学各界之名流或学者，颇具潜在势力及领导力。”（《和智英雄等呈蒋介石函》，台湾“国史馆”藏）

　　关于和智英雄的身份，笔者未能查到相关资料。但其报告既透露日军战败后至1949年，仍在台湾、缅甸等地藏匿有达“数师团”兵力未被遣返，又声称可组织以三笠宫亲王和犬养健、石原莞尔等著名前日军将领为首的干部团队“三万余人”，其活动能量当不能低估。

　　酒匂景映：“日本国内现有对中共具有作战经验之复员军人十数万”可供招募

　　3月35日，又有酒匂景映致函蒋介石，明确建议蒋氏雇佣十万日本复员军人：

　　“美国军事援助无望，而日本亦在联合国占领之下，故正常方法难免困难，唯有另取捷径，雇用日人。武器无论如何精良，其效果总因使用者之素质不同而大相径庭，想为阁下所熟知者也。日本国内现有对中共具有作战经验之复员军人十数万，彼等均认为对阁下‘勿以暴制暴’之宽大恩德之回报惟在今日。”（《酒匂景映呈蒋介石建议雇用日本兵对中共采取积极攻势等建议案》，台湾“国史馆”藏）

　　和智英雄与酒匂景映虽然不是日本军、政两界的大佬，但考虑到稍后冈村宁次这般级别的前军界人物确曾参与到协助蒋氏组建“中日义勇军”的实际工作之中，则和智英雄与酒匂景映的报告，在日本军政两界，理当具备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蒋介石也很乐意利用日本军官及复员军人来改造军队

　　蒋氏反思在大陆的失败，欲以日式“军法之治”在台湾另造新局

　　和智英雄与酒匂景映的报告，似乎很契合蒋氏此一时期的心境。1949年元旦之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改造，更不得整顿”，必须“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1月22日，也就是下野的第二天，蒋氏在日记中又说：此次内战失败，乃制度上的失败，今后当效法如战前日、德之军国主义模式，“惟有军法之治，以军统政，而党只可在幕后主持”，如此，既能保证反攻的战斗力，又不致彰显一党专政，“免为民主国家所误会”。3月5日，蒋氏痛斥苏、美、英后，又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我国外交应以印度与日本之联系、亲善为惟一之根本政策也”，换言之，蒋氏已有抛开苏、美、英三大国框架，另寻外交生存之道的打算。

　　蒋氏在内政上既欲以日式“军法之治”另造新局，在外交上又有转向重视日本之打算，其对和智英雄与酒匂景映的报告甚感兴趣，自在情理之中。3月份，蒋氏改派朱世明为驻日代表团团长，开始着手对日工作；4月份，又命方治等人着手开展对日研究；5月份，又派有留日背景的曹士瀓任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7月份，曹士瀓拜访了住院中的冈村宁次，并交付国民党政府公函，称：“目前大陆上，国军各地战斗均不如意，日日相继败北。确保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与广西地区以策持久，而让长江下游、南京、上海江南地区无力与要员后退到台湾（原文如此），以图重新整编。因此，关于再整编方面，希望日本旧军人同志惠予协助。”冈村欣然受命。

　　从其指示要点不难看出，蒋氏对利用日本军官及复员军人抱有很大的期望

　　蒋氏曾就利用日本军官及复员军人，对曹士瀓有过极详细的指示。据曹士瀓记录，蒋氏指示要点如下：

　　“一、使用日本军官主要目的。1．军事教育训练为主(对一般兵科之训练及中国陆大之教育)。2．研究创立各种军事制度(军事人事制度及后勤等制度)。3．必要时先以一部直接参加中国部队工作(计划作战及参入登陆战部队作战)。

　　“二、指示之要点。1．教育训练所需之日本军官必须日本或其他国家陆大毕业。2．日本军官年龄须轻而体力强壮者。3．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分将官、校官、尉官：A、将官班50—100人，训练期间半年。B、校官班200—300人，训练期间三个月至半年。C、尉官班，人数可多，时间可短。4．担任中国陆大教官并改善陆大教育，建立尔后陆大之基础。5．登陆战训练须特别注重，可选派日本优秀海军陆战队军官至中国陆战部队之连为止，预为准备一个师之需要量。6．宣传、情报、特工等人才之选用，创立制度并训练人才。7．密码破译须选优秀者，并配成一组来华工作。8．选用日本优秀宪兵制度及技术人才来华，建议制度及训练人才。9．选择对军事人事制度及法令有经验人员来华，研究并建议各种军事制度与法规。10．挑选有关后勤制度人才及后勤管理人员、卫生人员等。11．选用优秀作战参谋，直接参加作战之研究与建议。l2．挑选优秀海军军官来华，研究建议海军事宜。

　　“三、实施步骤。第一步：先组成一日本军官幕僚团，由日本来华工作。第一批其人数暂定为24人，策画以上各要点之具体实施。第二步：计划核定后如再需要必要之日本军官时，再由日本调选来华。第三步：策画尔后东亚国际反共联军反攻计划及召集日本义勇军事宜。”（《总统蒋于7月13日及7月30日对所建议之使用日本军官计划之指示》，台湾“国史馆”藏）

　　从上述指示中，不难看出蒋氏对利用日本军官及复员军人怀有极大的期望，从军官训练到制度建设乃至情报、宣传、后勤人才，对日本军官的需要，可谓面面俱到。


　　1950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湾合影。

　　冈村宁次愿主持筹建10万“中日义勇军”或许另有居心

　　冈村的计划书特别强调要尽可能用“台湾青年”，尽可能不用“中国士兵”

　　1949年8月29日，在冈村宁次等旧日本军官的帮助下，一份详细的《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书》终于出炉。计划书中说道：

　　“为适应中国之急迫需要，确保东南反攻基地，反守为攻，击破匪军攻势起见，应速选拔中日两国军人中意志坚决果敢有为之青年，组成一个军，作为东南正面反攻核心力量。尔后随形势之进展，逐次加强扩大，练成精兵十万，编成数个军，组成一强有力之义勇军，成为击灭共军之骨干兵团”。其中，每个“义勇军”新编师，“以台湾青年9千名、日本军人1千名混合编成之。排长以上干部技术，人员、指导教育人员均以日本军人充任之。如因其他困难不能使用台湾青年时，即以中国士兵编成之。”“新编师之师长遴选，以经验丰富智勇兼备之中国将领充任之，其必要之中国干部亦须选拔能力优良者充任之。其他干部(班长级在内)主用日本军人，为使两者之联系密切，从副师长以至副班长可采用副级制中日配合任用”。（《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书》，台湾“国史馆”藏）

　　细察冈村宁次的这份计划书，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即很强调“台湾青年”与“中国士兵”的区别。显然，冈村等人所谓的“中国士兵”，当是指自大陆去台的国民党士兵。

　　冈村强调“台湾青年”，或许与吉田茂内阁的“日台邦联”梦有关

　　为何如此强调？或许与当时吉田茂内阁的“再统合”政策有关——尽管战败，但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野心，仍希望在蒋介石死后将台湾纳入日本版图。吉田茂认为，台湾问题“最好的解决方策是迅速完全地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次善方策是通过亲日的本省人建立‘独立’的政府，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吉田茂更曾多次授意其亲信如松本重治等人，向美、英驻日外交官征询建立“日台邦联”（Union between Formosaand Japan）或“日台联合王国”（Japanese United Kingdom）的意见。

　　所谓“亲日的本省人”，无疑就是冈村宁次《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书》中所谓的“台湾青年”。虽然和智英雄等人话说得漂亮，说那些复员日本军人愿意帮助蒋氏，是为了回报蒋氏“‘勿以暴制暴’之宽大恩德”，但涉及十万之众的“中日义勇军”的组建，且由冈村宁次出面，自不可能仅仅是报恩这么简单，唯有将其与吉田茂内阁对台湾的不死野心结合到一起，才能看出冈村如此积极的真正原因——若能在台湾组织10万亲日本军队，则“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可谓易如反掌，甚至在蒋介石死后建立“日台邦联”或“日台联合王国”也绝非难事，这也正是冈村的计划书特别强调“台湾青年”与“中国士兵”之区别的缘故。

　　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冈村宁次的“中日义勇军”计划也只好夭折

　　10万“中日义勇军”计划最终没有能够被付诸实施。1949年12月31日，冈村宁次致函蒋介石，解释该计划夭折的原因。冈村总结说：“第一，作为战败国和被占领国的日本国民，倘无占领当局之许可，即毫无自由。目前日本政府当局已严厉声明凡私赴台湾者回国后必予严惩，致使本具赴台愿望者，不得不自行放弃。第二，日本在新宪法中已放弃战争与废除军备，而标榜绝对和平。故国内充满绝对和平论调，稍与武力有关的言行即遭排斥。如此，即使是反共的言论机关，也反对公然介入中国内战，日共之猛烈暴露与夸张性的批判更不待言。第三，香港和外国电讯在论及台湾命运问题时，不是主张其不出半年即沦落中共之手，就是认为不远的将来即因岛内民众之反感而自我崩溃，故日本国民大多对台湾前途感到悲观。”（《冈村宁次函蒋介石陈述编组义勇军困难原因及所拟对策与实施要领》，台湾“国史馆”藏）

　　但很显然，冈村的解释是说不通的。这三条理由，在拟定《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书》时，包括冈村在内的所有日本军政人物，都必然早已完全知悉。如果注意到1949年7月4日麦克阿瑟曾公开宣布“日本共产党滥用了给予他们的公民自由权”，稍后又授意日本政府解雇大学里的日共党员，则更可知冈村所谓的理由——“日共之猛烈暴露与夸张性的批判更不待言”——其实根本不成立。

　　冈村宁次之所以选择终止10万“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实与美国的对台政策转变有莫大的关系。据美国中情局估计，在美国无意占领和控制的前提下，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故而，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未雨绸缪，发出一份内部文件，题为《宣传政策文件——台湾》，供政府有关机构掌握涉台问题的宣传口径。文件主旨是“制定一项宣传政策，以便在台湾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攻陷时，尽量减少对美国威信和其他国家士气的损害。”文件提供的宣传要点包括：强调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纯属中国的责任范围，与美国无关，消除认为共产党占领该岛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有责任“拯救”台湾等“错误印象”。且不可再提台湾地位要等对日和约签订后再定。换言之，既然美国在武力上不愿“保护台湾”，在法理上也不愿承认“台湾属于日本”，且为了消除台湾被攻占后的负面舆论影响，反而必须宣传“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此，10万“中日义勇军”背后所隐藏的“日台邦联”或“日台联合王国”计划，也就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这才是冈村宁次取消“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的真正原因。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蒋氏组建“中日义勇军”的计划似乎并未隐秘进行。据阎锡山智囊赵承绶回忆，大约在1950年1月份，他曾听国民政府陆军中将许朗轩说：“那也用不着这样悲观。冈村宁次向总裁建议，到日本去招募志愿兵，现在日本复员军人一二百万，正在愁没有饭吃，招募来就可应急。总裁已经同意他的建议，决定派吴铁城前去接洽，预料情况不久就可大大好转。”许朗轩大概还不知道，“中日义勇军”计划不久前刚刚夭折。

　　结语：蒋介石的10万“中日义勇军”计划最终流产，也许，恰是一桩幸事。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2013-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