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續前)
槍林彈雨與他們毫無關係
槍聲激怒了無以計數的北京市民。其中包括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Duffy和他的弟弟。他的弟弟跳起來吼道：“……看誰有本事把中國人都殺光。”然後，他抄起件衣服就往外跑。
我媽死命拉住他不讓他走，看來我媽是拼了老命也不準備讓他走。
（而）我小弟弟也是拼了小命也非要出去不行。正拉扯得不可開交，我起身說：“聽我的，跟我走。”
老媽這才算松了手。此時已經是6月3日晚十一點多了。
我們來到軍博對面一處和長安街交叉的小路口，只見長安街上燈火通明，亮如白晝，坦克轟鳴，槍聲大作。
一小撮像我一樣的烏合之眾，或爬，或蹲，或貓著腰，慢慢向長安街靠攏。
突然，一陣機關槍響起，打在旁邊的牆上，劈啪作響。人們或馬上趴在地上，或馬上退回小路。機槍停止沒一會兒，人們又慢慢聚集起來，再次向長安街靠攏。引發又一陣機關槍。如此反復像拉鋸戰一樣。
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暴徒竟沒一個中槍。
我從初二開始參加西城區射擊隊訓練……在部隊裡，有一年軍官手槍50米年度考核，以全部十環名列榜首，獲全軍嘉獎。當時竟有一種衝動，想喊一嗓子：“不行啊！38軍弟兄們，準頭不夠哇。”
又一想，如果對面兄弟只是迫于命令，不得不開槍，只是想嚇唬嚇唬咱們，被我一激，一怒之下來個真格的，我們不得成蜂窩啦。我畢竟當過兵，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知道如何匍匐前進，而又避免被對面火力擊中。終於爬到長安街邊。
近在咫尺的木樨地方向，火光衝天，槍聲響成一片。不時聽到一聲聲爆炸，只見火光衝天，但很快就熄滅下來。我知道這是專門打坦克用的自製燃燒瓶。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當晚，就被北京市民廣泛使用過。把空啤酒瓶之類，裝滿汽油，封好蓋兒，就可以當手榴彈一樣扔出去，即簡單，又有成效。
機槍掃射聲，漸漸東移向木樨地。此刻，不時有人從小路口衝入長安街。一會兒，又有人從長安街跑回路口，把背上背著的傷患往地上一扔，又返身跑回長安街。
路口上，有好幾輛三輪車。人們把傷者抬上三輪車，立刻飛奔送到附近最近的原北京鐵路醫院。
除了槍聲，無人講話，像一個配合默契的團隊一樣。每個人默默地做著各自的事情。槍林彈雨似乎與他們毫無關係。（《六四親歷記》，Duffy，貝殼村，2012年6月4日）
下毒手
“從北京城不同方向陸續響起槍聲，而且越來越密集。”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隊長吳仁華寫道，“站在紀念碑底座上眺望西長安街方向，熊熊火光衝天而起，染紅了那一片夜空。”
“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儀式則在密集的槍聲中匆匆落幕。誰也無法料到，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即是它的結業儀式。”吳仁華寫道，“參與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的知識界人士大多在密集的槍聲中先後匆匆離去。”
趕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報訊者“幾乎全都滿身血跡，或由於自身受傷，或由於救護傷亡者所致，情緒大都激動得有些失控”。
“直到此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和廣大學生們才如夢初醒，”吳仁華寫道，“無法回避血淋淋的現實：中共當局終於下毒手了。”
與其他人一樣，吳仁華也感到“萬分震驚”。“雖然在率領特別糾察隊從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出發時早已知道局勢極度緊張，做好了隨時遭到武力鎮壓的心理準備，”他寫道，“但萬萬沒有想到，如今遭到的竟然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動用真槍實彈、坦克和裝甲車的血腥鎮壓。”（《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著，香港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23時10分
“再度京華”
陸軍第40集團軍按照前進指揮部的命令，組織先頭團和主力部隊分3路開進。先頭部隊在距東直門橋60米處被市民和學生們攔阻。這個軍的任務是佔領進、出北京的交通要道——東直門和東四十條立交橋。其餘的軍隊則被攔阻在東壩河東側京順路和東側機場路上。
少將軍長吳家民在戰績中寫道：
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
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
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
這使我意識到事態已相當嚴重，顯然不對空鳴槍部隊很難突圍開進。
於是，我們決定：第一，堅決執行上級首長命令，採取對空鳴槍驅散圍阻人群的堅決措施，組織部隊突圍，保證在4日4時前全部到位；第二，使用已到達指定位置的部隊，擔負接應主要被圍部隊的任務；第三，由集團軍參謀長楊福臣、政治部副主任籍顯文組織部隊突圍行動；第四，對空鳴槍前，要首先使用宣傳車進行宣傳，由政治部起草廣播稿，向群眾講明厲害，爭取將不明真相的群眾和一小撮壞人分開。
同時，我還專門指示先頭團，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撤，撤就是犯政治錯誤，要迅速組織部隊前進；天亮前一定要到達東直門和東四十條立交橋；對空鳴槍時要注意一定不能誤傷群眾。
……
到東直門的時候，有兩台大客車擋在道上，恰好中間有個縫，剛好能過去一台轎車。楊參謀長的警衛員打了兩個點射，驅散開群眾。我們的車就從兩台客車中間的縫開過去了，真難為司機了。……就這樣，我們看了部隊所在的位置，知道所有部隊都按時到了位。
於是，我們趕到指定地點，適時開設了前沿指揮所，保證了對部隊的堅強有力的指揮，受到了總部和軍區領導的表揚。（吳家民，《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
屠殺見證人羅白，一個北京普通學生和記者，和他的同學葉傅，逐漸靠近在長安街上緩緩行進的軍車，軍車長長的一列，迤邐前行，有裝甲車、坦克，也有軍用吉普。人群尾隨著一輛蓋著綠色的帆布軍用大卡車。
十幾個解放軍端著半自動步槍，或站或蹲在車上，槍口對著距他們僅十多米的人們。
卡車駛往天安門方向。快到工會大樓時，尾隨的人群漸漸達到三、四百人。他們開始呼喊口號：“不准傷害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口號聲越來越大，人群不自覺地湧向軍車。
當前面的人距軍車有七、八米遠時，一個解放軍戰士端起了槍，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打在馬路上，發出了沉悶的聲響，迸出一串串火星。
後面的人開始臥倒，前面的人，則由於打在馬路上的子彈反彈起來，打在他們的腿上或腳上，紛紛僕倒。人們紛紛將他們扶上自行車或平板車，送往醫院。
驚魂甫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
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傷患，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
就這樣，汽車每行進十米，需要五分鐘，這五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汽車快要到西單時，人群被激怒了。
他們挽起了手，高唱起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他們不害怕，不再臥倒，不再停留，緊緊地跟著軍車。
軍人繼續向他們腳下射擊，人們不再理會。前面的一個少女，被反彈的子彈射中了一條腿，鮮血淋漓，也沒有停下來。雙手緊挽著旁邊兩個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繼續向前行進。
天空彌漫著燃燒車輛的黑煙，散發著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槍聲依然在響，人群卻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軍車，又一個一個地倒下。
在世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歷史上，你也許難以見到這樣悲慘而壯烈的一幕。手無寸鐵的少女、小夥子、白髮蒼蒼的老人，從容地迎著槍口，迎著子彈，無所畏懼地向前走去，向前走去……
走在這樣的人群中，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神聖莊嚴的感覺，一種類似宗教的情感。生命和死亡，這時已似乎失去了它的意義。在歌聲中，在手挽手所傳遞的力量中，在一步步向前的邁進中，我似乎感到我走到了人生中從未體驗過的一種境界。
槍聲突然停下來，也許這些戰士被駭住了，他們直楞楞地看著這些不啻於“集體自殺”的人們，看著他們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個軍官喊了聲：“開槍啊！”
十幾個戰士，一齊抬高了槍口，直接向人群射擊。槍聲、哭聲、人們的尖叫聲，痛苦的嚎叫聲，亂成一團。一個高高胖胖的小夥子，大喊著：“操你媽！”甩出了一塊磚頭，並直接衝向軍車，沒跑幾步，就僕倒在地上。
我臥倒在地。在我和葉傅之間，有一個老人，腳掌被打穿，正痛苦地呻吟。我們趕緊把他扶到路邊一個來救援的平板車上。
待我們轉回來時，槍聲已經停下來。
這時，另一個小夥子，也許見傷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襯衣，拍著胸膛，帶著哭腔吼道：“你們打死我吧，你們打死我吧！”
後面的人群，爆發出一陣掌聲、那些軍人沉默不語。
也許被這個小夥子所鼓舞，生來怯懦、膽小的我，不知哪來的勇氣，幾步躍向前邊，大聲說道：“告訴你們，這裡不是老山前線，這裡是首都北京；站在你們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們是中國人，他們與你們一樣熱愛生命！請你們放下槍，停止屠殺！”
人群靜下來，那些戰士也似乎在聽。
我繼續說道：“我們知道，軍令如山，你們在執行命令。可是，你們難道不能想一想，這是誰的命令？這又是什麼樣的命令？當初你們剛進城時，被困在郊外，許多人不理解你們，學生寧肯自己挨餓，也把食品先給你們；寧肯自己受氣，也要保護你們，可你們就這樣回報他們嗎？況且，我們在這裡，並沒有真正攔截你們的車，我們手無寸鐵，只不過在這裡表達我們的抗議，告訴你們不要傷害廣場上的學生，請你們不要開槍……”
這時，我的腿被猛的一拉，重重地摔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彈打過來。“呀！”在我後邊一個女學生尖叫一聲，倒在地上。
葉傅不愧在軍營中長大（他父親曾是解放軍高級軍官），異常機警，他從後面將我拉倒，及時躲過了軍人的射擊，救了我一條命。
可子彈卻打在我身後的女學生身上，中彈三處。兩隻手臂和腹部，鮮血染紅了她的衣服。人們將她飛快地送到跟著我們的一輛紅十字會救護車上。
“殺人犯！”“殺人犯！”磚頭雨點般砸向汽車。不知是什麼原因，這輛汽車突然脫離行列，向前直駛而去。
面對我們的另一輛卡車上，也有十幾個戰士，有一個麥克風，他們向人群喊話：“保持距離，不要靠近。”那些戰士並沒有端起槍。
人們繼續唱著國際歌，跟著軍車，走向天安門。當時大家都覺得，他們要到廣場上屠殺學生。 （《白色黎明》，羅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北京紀行之九”）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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