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丁凱文
1969年10月14日，毛澤東先行離京去了武漢，走時還特地要求林彪也儘快離京，軍委工作班子此時亦進入戰時狀態。10月17日，林彪赴蘇州。與此同時，周恩來利用在新落成的首都體育館觀看表演之機，將在京老幹部聚集起來，宣佈了毛澤東和政治局就老幹部們疏散到外地的决定。具體的操作由周恩來規劃、執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去了廣東的從化，陳雲、鄧小平去了江西，陳毅去了石家莊，徐向前去了開封，劉伯承去了漢口，葉劍英去了長沙，聶榮臻去了邯鄲。此外，劉少奇被疏散到開封，陶鑄到合肥。
根據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達成的原則協議，10月20日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到北京與中方舉行邊界談判。而此時中方研判蘇方可能利用這次談判對中國實行突然襲擊，必須加以戒備。10月18日，林彪在蘇州，向軍委辦事組口授了六條指示：
【首長關於加强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
一、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况，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20日應特別注意。
二、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
三、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强戒備，防止美帝、蘇修可能突然襲擊，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産，如40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無後座力炮和85反坦克炮）。
五、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六、各級要加强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况。
執行情况，迅速報告。】
林彪口授這六條指示之後，葉群向秘書張雲生佈置說：“你把這份電話稿照抄一份給我。向主席那裡報告，由我負責。傳給黃永勝，由你負責。”兩個小時後，張雲生將此六條指示電話傳達給北京西山戰備指揮所的黃永勝。據張雲生回憶：“葉群與我約好，‘兩個小時’以後在我將林彪的‘六條’傳給黃永勝的同時，她負責將‘六條’內容報告給正在武漢的毛澤東主席。按葉群平時一貫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態，她打這個電話的時間不會比我晚。”（注45）
然而，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在向下面傳達時考慮到，這是“前指”開設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於是 “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也就是後來人們見到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21時30分。以閻仲川的理解，以後還可能發第二、第三個號令，如此編號僅僅是閻仲川本人的整理，閻仲川同時將“號令”上報“林辦”，林辦於21時44分收到。（注46）
10月19日，周恩來親自給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吳忠打電話，瞭解首都機場及其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發生意外事件時的應急方案。北京衛戍區在北京地區各個軍用機場附近配置了快速機動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部隊，制定了反突襲、反空降的方案。周恩來還特別叮囑，要做到萬無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訓。吳忠按周恩來的指示做了具體的部署，並向總參作戰部作了匯報。閻仲川接到報告後，特地指示作戰部的一位處長到現場對北京衛戍區部隊進行了檢查。（注47）這說明，不僅林彪抓緊備戰，周恩來也同樣在抓，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防備來自蘇聯的突然襲擊。
根據這一“號令”，緊急疏散的部隊約有陸軍90餘個師、520餘個團、海軍430餘艘艦艇，空軍4100餘架飛機。軍隊的戰備工作達到了最高潮。
林彪倒台後這個“林彪一號令”成爲所謂林彪要搞“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參與其事的軍隊領導人被關押審查。汪東興在日後的回憶裡說：“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以‘加强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爲由，擅自發佈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黃永勝等人於18日將此令迅速下達全軍，使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0月19日，林彪採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後，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對我說：‘燒掉’。”
現在，中國官方已經摒弃了長年以來的說辭：林彪發佈這個號令是“篡黨奪權的預演”。2011年新版的《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二卷和2011年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均是簡明扼要地對此事件作了直白地叙述，不再强調林彪是“擅自”發佈命令，還有“很深的用意”。應該說這是一個進步，值得肯定。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看到林彪的號令下令燒掉。
爲何毛看到“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時會“一臉不高興的樣子”，還燒掉了該令？學者余汝信認爲：“如果以林彪‘緊急戰備指示’爲題報告毛，毛應不會有什麽過敏反應，問題應出在閻仲川所命名的‘第一個號令’幾個字上。‘第一個號令’的標題觸動了毛過於敏感的神經。在毛的心目中，能發出對全軍‘第一個……’的（無論是‘號令’或是‘命令’或是別的什麽），當然是他本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包括所謂的‘副統帥’，‘法定接班人’。‘文革’以來的毛澤東，並不希望有任何人與他分享好不容易從劉少奇等‘一綫’的人手中奪回的權力。尤其是最高軍事指揮權，毛是牢牢緊抓不放的。‘文革’以來打倒地方走資派形成的權力真空，以及1969年對蘇備戰形成的客觀情勢，使中國的最大部分權力歸集於軍隊，這恐怕並非林彪及軍委辦事組諸人的主觀願望，恐怕也不是他們個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觀因素造成的權力過分集中於軍隊的狀况，使毛澤東對林彪等軍隊領導人形成戒心，類似閻仲川命名林彪‘第一個號令’這樣的無心之失，無意中加劇了毛的疑惑，這却是類似閻仲川這樣長於軍事而拙於政治的當事人所始料不及的。”（《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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