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历史：这个国家遭受不幸很大程度源于没学会尊重真相

　　我们共同的不幸在于，我们都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机会。
　　——A·德罗布科（A. Drobko），致《共青团真理报》的信，1990年12月28日，第2版

　　长久以来，我们都与自己的历史隔绝开来。……可能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对自己人民的历史这样开战过了。我们的历史感被有条不紊地扼杀了。对于一段被编造出来的历史，对于千篇一律的无耻谎言，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在风雨飘摇时热爱俄罗斯……》，《消息报》，1989年1月16日，第3版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骗局。
　　——伊戈尔·柯尔亚姆金，《道出真相为何如此艰难》，《新世界》，1989年第2期（2月号），第226页

　　为什么要追究过去？饱学之士的解释是：这是敌人的诡计，为的是让我们为过去争吵不休，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没错，敌人狡猾多端，这毫无疑问。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又用手指遮掩历史的段落：你可以读这一段，但绝对不许碰那一段，我们又如何能以史为镜？……忘记历史的民族注定将重蹈覆辙。
　　——瓦西里·谢柳宁，《根源》，《新世界》，1988年5月号，第163、178页

　　开放的第一束不受约束的目光投向了过去。在1987和1988年，重新认识苏联历史成为一大全民爱好和热潮。数以百万的民众怀着焦灼的好奇心，急欲探究祖国真正的历史。他们强烈怀疑，这段历史与他们自己、父辈、祖辈甚至子女所学到的都大相径庭。文学评论家阿尔卡季·萨赫宁（Arkady Sakhnin）写道，历史的真相从来没有这样被大规模地打捞和复原。他指出，每个人都清楚，如果不对真相进行“事无巨细式”的分析，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而举国上下现在都在专注于这场分析中”。成就不一的历史学家们几乎每天都在宣告新的发现，这也让大量刊载他们文章的报刊发行量暴涨。

　　“我没有一天不为自己对[祖国]历史的无知而感叹万分，”一位读者在1988年元月致《星火》的信中这样写道。莫斯科历史与档案研究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谢夫总结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被篡改到我们这样的程度。”在高中教科书关于苏联历史的部分，阿法纳谢夫找不到“一页未被篡改过的内容，整部教科书就是一个谎言”。用全国性大报《消息报》的话说，俄罗斯历史上的苏联时期遭到通用教科书的“大肆歪曲”，以至1988年6月全国高中会考的历史科目被直接取消。历史考试在次年得以恢复，但旧版教科书被禁用，九年级和十年级（高二和高三）的历史课程被重新编写。

　　进一步打捞历史的动力从最初单纯的好奇心逐步让位给其他考虑。没有诚以待人的历史，国家政治根基的重塑就无以延续，公民的尊严就无从谈起，真正的自治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著名评论家列恩·卡尔平斯基认为，将过去“加以神化”为歪曲当代和“神秘化”未来提供了可能。反之，曾为俄罗斯首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立传的纳坦·艾德尔曼（Natan Eidelman）断言，“得到解放的过去”将为“今天和明天”提供价值难以估量的洞见。

　　没有对完整的、坦诚相待的旧历史的还原和理解，新生的俄罗斯就无法开启它的“新历史”。编撰第一本坦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宣布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目标，这一方案的提出者、资深教师V·斯维尔斯基（V. Svirsky）于1987年7月在仅次于《真理报》的全国性大报《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半个版面的文章。他强调，真实历史的缺失不仅是知识的断层，它同时还是“我们的悠久传统”的产物和重要成因，这个传统就是“将自己的过错和挫折归咎于一切的人和事--冰天雪地的冬天、狂风凛冽的寒流、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帝国主义--却唯独原谅了自己。”被篡改的历史不但助长了自大与盲目，还滋生了“道德卸责”。苦涩的历史真相固然难以下咽，但披上糖衣的真相全无“道义”可言。在斯维尔斯基看来，真正的爱国主义离不开对真相的知情和传播权，而“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真相上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爱国主义，而只是对后者懒惰而自以为是的模仿。”他引述了俄罗斯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彼得·恰达耶夫（Petr Chaadaev）（他于1836年被尼古拉一世宣布精神失常，并遭软禁）的话说：“如果我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我就无法热爱我的祖国。……盲目爱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我们亏欠祖国最多的、最重要的就是真相。”

　　这种“不带半点虚假的、艰难的自我发现”的迫切性根植于同样影响了开放运动的核心信念：没有道德的公民，就没有道德的国家，只有那些不惮于说出历史真相的人才有资格讲述当前和未来的真相，并采取相关行动--从而确保民主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不加检讨的过去”无异于不能展开一段更美好的新生活。

　　对历史的坦诚相待和对明天的美好期盼，二者之间的关联如此紧密而关键，以至于戈尔巴乔夫的高级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曾说，坦诚已成为“检验我们是否认真对待未来的试金石”。在写给著名自由派“厚杂志”《旗帜》的信中，一位读者引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自传体长诗《以回忆之名》：“急于掩埋过去的人/他也不会善待未来。”另一位读者问道：“看着自己的女儿们，我焦虑无比：她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会是一个真诚的、勇敢的、民主的社会吗？如果对历史无从知晓、无以了解，她们又如何能成长为自己祖国的成熟公民？”

　　要救治已被确诊为“主要病灶”的自我欺骗，只有一个办法：通过追溯这个国家刚刚摆脱的“梦魇”的源头，去重新了解自我欺骗的“来龙去脉”。“破除神话”是一切独裁者及其用来愚弄人民的幻象的死敌，而历史记忆正是破除神话最可靠的手段。

　　这个国家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斯大林主义的残暴当然包括在内，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真相，我们自己历史的真相，以及历史的教训？”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齐普科这样问道。如果是这样，

　　“为了以真相的”还原“开启新的历史，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知道终点为止。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真相，编织神话。我们必须信任真相。我们需要关于自己的……真相。只有[真相]才能确保斯大林主义永不卷土重来。”

　　伊戈尔·柯尔亚姆金认为，如何对待历史，一个民族有两种方式：否认历史--将其“一笔勾销”并“与之划清界限”--或者“战胜”历史。在他看来，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多是一笔勾销，划清界限”。将人民与其历史隔断开来，将历史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这是一场道德劫难。文学评论家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只有当苏联人民“了解到历史的全部和完整的真相”，这个国家才算为“精神净化”做好了准备--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才会感受到对精神净化的“真实的、深切的需要”。国民历史记忆中的“巨大空隙”被怀疑与国家“道德准则”中的“巨大空隙”存在关联。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全部历史，每个边角都不放过，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Evgeny Evtushenko）这样写道。否则，历史的空白有可能成为全民良心的雷区。

　　一个人必须“受到惊吓，才能拾起勇气”，谴责他--以及他的祖国--大半辈子的过去，并与之彻底决裂，一位军事史学家在《莫斯科新闻报》上作出如是结论。为了避免再次坠崖，人们应该直视深渊，无论有多么畏惧。与真相和解，不管真相多么丑陋，“从而让心灵得到安宁，为未来的劳作和艰辛做好准备”，这难道不更有尊严吗？亚历山大·齐普科这样问道。

　　在《樱桃园》第二幕中，借特罗菲莫夫（Trofimov）之口，契诃夫表达了相近的观点：“我们空发议论，埋怨乏味的生活，狂饮伏特加。但要开始生活--真正生活在今天--我们必须首先补偿过去，和它来一个了结，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而只有经过一番痛楚，经过不懈的辛勤劳作，我们才能对过去作出补偿。”

　　但对不掺杂质的记忆最有力的声援来自托尔斯泰，他在一篇关于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士兵所受严厉惩罚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总是说：为什么要记住？……为什么要记住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是吗？我们为什么还要牢记？……为什么要折腾？……为什么要记住？你问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病入膏肓，却最终痊愈，我会永远开心地记住[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只有缠绵病榻，病情未见好转，甚至持续恶化时，我才不想记住，才想欺骗自己。

　　剧作家米哈伊尔·沙特罗夫（Mikhail Shatrov）曾援引托尔斯泰的同一篇文章，为我们呈现了另一段振聋发聩的文字：

　　为什么纠缠不休，为什么要记住已逝的过去？已逝的过去？什么已成过去？怎么可能已成过去？--我们不但没有开始祛除病根，着手治疗，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沉疴痼疾会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就不治而愈了吗？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染病，病症不会好转，病魔也不可能走开。要治病，一个人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病。我们恰恰没做到这一点。不但没做到这一点，我们还竭尽所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所以，病魔并未走开，只是发生了变异，只是侵入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骨骼，我们的骨髓。

　　选自《通往圣殿之路：造就苏俄革命的真相、记忆与理念，1987–1991》（李钧鹏主译）,列昂·阿伦（Leon Aron）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