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不欢迎国士的时代—— 读《国士:牟宜之传》
“国士”一词,出自《战国策·赵策》:“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在传统文化意义上,系指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勇者。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的刺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思潮,不断涌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国士,牟宜之亦为其中翘楚。20世纪的30-40年代,左倾思潮激荡全球,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投身革命,不能不说是一种宿命。
清秋子先生撰写的这部传记,重现了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农民革命队伍前后的历史。这令我联想起一位历史人物——明末李自成麾下的知识分子李岩:其人出身官宦世家,文武全才,豪侠仗义;投奔李自成,辅佐其成就霸业,建立大顺政权;遭牛金星嫉妒诬陷,含冤而死。
无论明主昏君,照例要用各种人,其中不乏诤言谔谔的国士和阿谀逢迎的奴才。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家天下”传位子孙,历朝历代都需要国士给自家当 “人鉴”,以求帝祚绵长。只要奴才不要国士的政权,历史上比较罕见。
革命年代的牟宜之,历经艰难竭蹶,始终斗志昂扬。1940年中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诞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他是主要参与制定者之一;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能保住自己的人权。传主的悲剧在于:环境、地位变了,自身的理想没变;在排斥国士的体制下,坚持以国士报效国家。
传主不但官越做越小,最终还被打成了“右派”。他的战友们或许是“两头真”,中间有一段失真,而他却一真到底,这恰恰是“第二种忠诚”在中国的悲剧。李锐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牟宜之成了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我认为,人物传记写作须还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人,避免陷入脸谱化的党派史观。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个人与社会的不幸,是伟大作品的源泉。传主遭遇的种种不幸,有幸转换为艺术的营养,造就了一位不同凡响的诗人。2009年,牟宜之的一百七十九首旧体诗结集出版,成为继聂绀弩诗集问世之后,中国诗歌界的又一盛事,也是革命变质年代最后的精神遗产。
旧体诗词格律相当于“带着锁链跳舞”,传主的诗,不同于习见之粗陋“老干体”( 不通格律音韵只有豪言壮语),其人旧学根底深厚,谙熟格律又不为格律羁绊。早年诗作浪漫率性,多情感记录,也不太守格律。中年诗分为两段,革命年代多咏征战,较接近以往所见之“革命诗钞”;政治境遇突变后,孤愤之情时有流露,开始了对革命的反思。晚年诗超迈不群,穷而后工;格律运用自如,臻于化境。
传主后期诗作多写边塞流放生活,有很多生活细节,叙老妻、稚子、兄弟之亲情,对北国风物气侯、饮食器具等也有精到的摹写。他描画苦寒之地的雪景诗,每每将人带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境,风格上不乏前人边塞诗、田园诗的影响,堪称“边塞田园诗”。
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身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乃史家之幸,亦诗家之幸。传主诗风颇受几位大家的影响:孤愤之情上追屈子(屈原),忧国忧民如老杜(杜甫),豪迈倜傥若放翁(陆游)。弥足珍贵者,是他以诗为史,记载了一个疯狂的时代。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后的《咏史》之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
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
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
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
江河无语任东流。
诗作不仅限于评说时事,更将中国几千年王朝兴替一笔囊括。精准独到地述评历史,其历史感正是其诗歌价值之所在。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的著作以及《诗经》为例,认为“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国士》一书给人的启迪是:反思吃掉自己儿女的革命,也反思排斥“国士”的体制。
2013年5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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