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专供烟——什邡手工卷制雪茄进京路

　　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说，毛泽东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他在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从这之后，吴连登打听到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如同近年来一些关于什邡手工卷制雪茄的传言一样，这段话中的许多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一、毛泽东初尝什邡手工卷制雪茄

　　四川什邡有近200年的种烟和卷烟历史，当地民间也很早就开始出现并流行用手工卷制的雪茄，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此种技术，其中优质的雪茄被称为“金坛雪茄”，销往外地，逐渐在川蜀一带小有名气。据“什邡城市在线”网站介绍，最早进行什邡雪茄工厂化生产的是1918年成立的益川工业社。惟经营者王叔言只是将民间“自产”、“自卷”、“自消”的模式改为集中起来在作坊内生产，在制作程序进一步加以规范，技术上并无实质性突破。有一天他回家时，忽然一种独特的烟香扑鼻而来，寻到母亲房中，见她侧卧床头正抽着烟，仔细询问才知道母亲生病服药时不慎将汤药洒出，滴在床榻的烟叶上，那奇异气味便是药中的冬青胶（女贞果汁液）与烟叶调和所致。王叔言受到启发，反复试验，终于探索出用冬青胶掺合醪糟汁作烟叶辅料的发酵工艺，制成一种区别于其他叶烟的醇味烟，因有止咳化痰的功效，畅销于市。吴连登说“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显然是因果颠倒。1960年代末，毛泽东选中什邡雪茄，恰恰是因为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后咳嗽不止，才对其止咳化痰的功效备加赞赏。

　　1949年以后，为了发挥什邡雪茄和名优晾晒烟产地的优势，由益川工业社改名改制而成的什邡卷烟厂逐步形成其独特的工艺及技术标准，在中国这个雪茄生产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度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中国雪茄的国家标准，就是以该厂雪茄厂标作为基础制定的（参见《什邡城市在线·长城雪茄》）。

　　1958年，乘着“大跃进”的雄风，什邡卷烟厂开始了出口雪茄的研制。据说在此期间，贺龙召见当时的厂领导，转赠毛主席送给他的古巴雪茄作为科研参考，并嘱咐：“要把东亚雄狮的声望树起来！” 烟厂研制组经反复试验，创造出一套采用蒸汽蒸叶和水浸泡烟叶的快速工艺处理方法，终于成功开发出了“长城”、“峨嵋”牌雪茄。

　　从1950年末到1960年初，什邡卷烟厂的雪茄配方和制作工艺日渐成熟，厂内培养出黄炳福、范国荣、姜耀秀等一批技术骨干，生产出来的什邡雪茄得到李井泉、张国华、李大章等西南局、四川省、成都军区等党政军领导的认可。

　　飘雪（的博克）《毛泽东的雪茄----“１３２小组”》一文说，李井泉的夫人当时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主要负责手工业及烟酒等行业的工作。她将什邡雪茄的事情告诉给中央的几位朋友，中国人可以手工卷制雪茄，并且卷得这么好，确实可喜可贺。一些领导人尝试起了这种雪茄，贺龙便是其中之一。文中把李井泉的夫人的职务说成是“国家轻工业局局长”显然不对，当时中央政府机关也没有这样一个机构。萧里1950年随李井泉来到成都，先后任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教育科科长、处长，成都纺织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省轻工业厅纺织局局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徐恒堂《李井泉的子女今何在？》），从未有过“国家轻工业局局长”的任职经历。但该文说萧里把什邡雪茄制作的情况告诉她在中央的朋友，这一情节可信，什邡雪茄被中央领导接受也需要这种积极推荐的热情。事实上正是由于萧里的热情推荐，贺龙的积极肯定，才有了发端于1964年的什邡雪茄特供烟项目。

　　什邡雪茄特供烟项目的上马，与其止咳化痰的功效以及什邡卷烟厂在当时中国大陆制作雪茄烟的实力有密切关系。

　　《什邡城市在线·长城雪茄》说：“1964年，什邡卷烟厂接受任务，为中央首长卷制特供雪茄。当时全国雪茄厂有13家，什邡厂规模居首位，厂里正在进行制品工艺流程的研究，为雪茄出口已经过上百次试验，正式配方达178个之多。”

　　卷烟师傅范国荣回忆，“1964年秋天，有一天厂里的书记通知我们几个人，明天休息一天。然后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带上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老人说，当时他们入选的一共四个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有经验的工人。“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到了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才知道是要给贺老总造烟。在成都大概呆了四个月左右，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100-200支。”（赵牧《特供：特供毛泽东抽的雪茄生产基地揭秘》）

　　该文把制作什邡雪茄说成是为贺老总（贺龙）一人，恐怕是不了解情况的基层人员的误解。据笔者研究，1949到1966年间，确实建立了为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服务的特供制度，服务对象并非某一个具体人，而是领导人群体。诸如专门为毛泽东在特供基地种植马齿苋，养殖和运送武昌鱼的“特中之特”行为，系仅限于毛泽东本人的个别现象。专门为某个人生产、定制某种产品（即“专供”）则是文革期间才发生的现象。基层干部、工人说为贺老总制作什邡雪茄，在封建专制传统悠久的中国社会里很容易理解，较起真来，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文革中贺龙以及直接负责该项目的萧里都被打倒，但造反派们对萧里的追究，并未把“擅自”为“大军阀”贺龙专供雪茄作为一条大罪。可见《什邡的特供卷烟》一文关于“由什邡烟厂给中央领导生产的特供烟，便是由贺龙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的说法是正确的。惟李井泉当时的职务并非四川省委书记，而是西南局第一书记，名符其实的“西南王”。

　　为中央首长卷制特供雪茄的任务由李井泉夫人萧里主管。这一决定意味深长。于公，她是主管烟草行业的省轻工业厅副厅长； 于私，她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表明李井泉对该任务十分重视；至于其省轻工业厅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恰恰是其成为从政治高度管理特供烟项目不二人选的最佳理由。

　　4位卷烟师傅在成都罗锅巷烟麻局的工作只持续了4个月便返回什邡卷烟厂。不久，厂里的党委书记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贺龙元帅建议毛主席抽雪茄。毛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这段话可以视为对该项目任务的正式动员。接下来的第一项工作是科研。烟厂“对卷制特供雪茄烟这一新的课题，厂方在不放松出口雪茄研制的同时又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探索，最后精选出35个配方，样品制成后送交北京，后来便按中央首长选定的1、2、13、33号进行生产。毛泽东同志选定的是2号烟，如今厂里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同志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什邡城市在线·长城雪茄》）

　　有文章称“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毛主席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支雪茄烟味道如何好，主席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生产的雪茄烟”（《特供烟之谜》，载《上海烟业报》）。笔者无从考察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从时间上看，卷烟师傅们在成都罗锅巷烟麻局卷制的雪茄与烟厂搞出的35个配方样品都跟贺老总推荐之举是一致的。四川什邡烟厂的特供烟从正规渠道上报中央，毛泽东还选中了其中味道较淡的2号烟，可见他对什邡雪茄并非一无所知。贺龙的推荐属于私人渠道。他喜好味道浓烈的雪茄， 在什邡卷烟厂研制的35个配方中，“贺龙元帅抽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毛主席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号雪茄”（《揭秘中南海特供烟：13人小组为毛泽东等制作雪茄》）。贺龙当场请毛泽东抽的烟应当为33号烟。与贺龙口味并非一路的毛泽东为何“从此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生产的雪茄烟”，还一直是个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65年以后，毛泽东并未专注于什邡雪茄，仍然在抽“熊猫”牌纸烟。


　　二、什邡雪茄的生产、工艺改进和特供渠道

　　不管毛泽东在1965年以后是否开始吸食什邡雪茄，肩负外贸出口与中央特供任务的什邡烟厂一直在探索自己的独特工艺方法。

　　(一)生产。什邡雪茄的制作工艺十分特殊，“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做雪茄不但味道要好，对烟灰的要求也相当高，大致有三种，麻灰色、黑灰色、白色。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雪白，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赵牧《特供：特供毛泽东抽的雪茄生产基地揭秘》）

　　什邡雪茄产品要符合“接火、灰白、香足、味浓”的标准，因此每支烟都要剪下尖部点燃品尝。卷特供烟的师傅最多时仅4人，难以应付，厂领导有空儿时也来吸，曾发生过吸至晕倒要吃生米急救的事。后来，改用土制工具代替人吸。继而又采用草灰水浸泡以解决灰白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单人日产仅为20至30支。

　　(二)工艺。什邡雪茄的工艺改进直接影响到烟的质量问题，在政治的高压下，质量事故往往被无限上纲上线。“有一次，几支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次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另一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着，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了一个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进工艺，类似情况再未发生。”（《毛泽东的专用贡烟解密》）

　　（三）管理。什邡卷烟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造烟，安全成为“重中之重”。厂里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成立了生产小组。两个房间的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烟放在一个上了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放假的时候，门窗要贴上封条。有一次，放假结束，师傅们来上班，把门上的封条拆了，进门开灯。手在门口墙上一摸，灯绳没有了。向厂里汇报后，县公安局来人了，成都军区也立刻派人过来了。封条、门锁完好，可灯绳没了，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保卫人员爬上屋顶检查，揭开瓦盖的时候才发现，灯绳被老鼠拿来做了垫窝。由此虚惊一场。

　　什邡卷烟厂这个规模并不太大的企业颇受西南局和四川省、成都军区领导的重视，李井泉、张国华、李大章等西南局、四川省、成都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曾多次视察该厂。李井泉夫人萧里来的次数更多。只是萧里在文革中投缳自尽后，烟厂的人才知道她就是这个特供项目的主管。

　　（四）上送。关于特供烟上送渠道，网民飘雪的博客文章《毛泽东的雪茄-“１３２小组”》说，最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供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毛泽东手中。还有一个说法是该烟包装用白盒，编号封条，由专人送到成都军区政治部，一月一次，随着机密文件一起送到北京。这一路径保证了在文革期间，尽管主管领导萧里及西南局、四川省领导人纷纷被打倒，什邡雪茄仍能不受任何影响抵达中南海。

　　什邡雪茄的这一上送路径曾引起误会。星岛环球网有一篇文章，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无非是什邡雪茄的制作、供给之类。可惜聪明的编辑望文生义，见有中央特工（“供”之误）处的字样，立即浮想联翩，把题目改成了“四川什邡金坛雪茄 经中共特工转给毛泽东”，可供一哂。

　　三、什邡雪茄进京路

　　什邡雪茄最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成为专供烟，有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本人患上了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剧烈咳嗽，二是李先念的热情推荐。

　　卷烟师傅之一范国荣曾回忆：“上头有人告诉我们，当时毛主席抽的是纸烟，犯了咳嗽病，然后有人建议拿些雪茄试试，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揭秘中南海特供烟：13人小组为毛泽东等制作雪茄》）。毛泽东真正咳嗽不止是后来的事儿，范师傅把时间提前了，但当时把为中央领导人造烟说成是为毛泽东造烟是民间常有的事儿，“拉大旗做虎皮”，不难理解。事实真相是，1968年毛泽东因患重感冒，病中烟瘾发作，一抽烟便咳嗽不止，李先念向他推荐什邡烟厂的13号特供雪茄烟，吸过后，咳嗽立即缓解，从此对什邡雪茄情有独钟。

　　在《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中，这段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原来，身患重感冒的毛泽东一抽烟就咳嗽不断，感叹道：“人病了，抽烟都没味。”李先念推荐了什邡雪茄，说“这种烟既可以解瘾，又不会咳嗽”。毛泽东将信将疑，先让机要秘书徐业夫抽。徐是个老烟民，又有很厉害的气管炎。他按毛泽东的指示抽了一段时间，感到效果不错。于是毛泽东说：“拿咯个烟来，先试一试。”一试就不肯放下。什邡雪茄真的适合毛泽东这种患有气管炎的老烟民抽（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第760页）。

　　什邡雪茄进京，有一个从“烟进京”到“人进京”的变化过程。

　　“烟进京”是指什邡雪茄的制作工艺日臻成熟，口味更加醇厚，“不燃”、“烟爆”等安全事故基本杜绝。从1968年至1971年，循着成都军区保密文件“进京”的渠道，什邡雪茄可以按时顺利地送到毛泽东的手里。

　　“人进京”是指“９１３事件”后，成都军区领导多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人，政治上不被信任，以其为重要环节的什邡雪茄进京渠道也受到怀疑，毛泽东一度改抽“中华”纸烟。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讨论，最后决定派出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１９７１年末，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四川师傅的每一点手艺。２０天过去了，他们不得不说：“实在学不会。”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于是，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76年以前，毛泽东的简朴生活！》）。

　　吴连登说，自己打听到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类表功的言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并不鲜见。事实上，特供烟什邡雪茄在中央领导人那里人人皆知，抽该烟的也不止李先念一人，根本用不着什么人再去打听。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四川师傅们需要在中央警卫局的直接监控下生产毛泽东专供烟，这才有“人进京”之举。与吴氏叙述不同的是，来自什邡(并非成都)的卷烟师傅不止1个，而是4个；“给主席卷烟”这项光荣任务，如今要在比什邡烟厂更为森严的安保条件下进行，个人行动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这就是吴连登所说的“请”。

　　专供烟生产小组位于僻静的北京南长街80号，与举世闻名的南长街81号中南海面对面。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计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导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及两名锅炉工。会议向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黄炳福等人到京后，南长街80号的内外院已安置妥当，内院为生产区，外院供人居住，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因为给部分中央领导人供应的是13号烟，供给毛泽东的是2号烟，该专供烟生产组被称为“132小组”。

　　多年以后，卷烟师傅范国荣老人回忆起在这座小院的日子，说“里面只有13个普通人。”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两个烧锅炉的、一个书记，外带四个学徒。该小组在近6年的生产中只卷过13号和2号这两种型号的雪茄烟。生产原料仍由四川供，辅助材料在当地购买，特供烟月产15至20条。内部纪律十分严格，不能向外打电话，外出要请假，回来要汇报，不准会客。作息和学习制度也过硬，早上6点20分起床，冬天扫雪，夏天擦灰，晚上9点半睡觉。8小时工作制，上、下午各做一次工间操。每天用90分钟学毛著、学《反杜林论》。每周一次党员会，一次民主生活会，用“老三篇”对照检查自已。文革给“132”小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遵守党的纪律，保守秘密，对自己做的事情始终保持沉默。

　　移师北京后的专供烟生产与在什邡时颇有不同。

　　一是烟叶来源不再是什邡本地种植与晾晒的烟草，而是来自四川新都的一处古时贡烟种植地。据载，“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共有２００亩油沙地，传说这块地生产的烟叶在古时候是给朝廷的贡品。其种植所需肥料都是些猪粪、麻酱、香油等极其营养的东西。为能尽量多地吸收营养，烟叶不能长得太快，因此土地不得多浇水。危德纯等每年都要亲自前往新都几次，认真检查烟叶的种植情况。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其每年产量最多不过２０担（２０００斤）。‘132’小组所用的正是这种烟叶”（飘雪（的博克）《毛泽东的雪茄----“１３２小组”》）。

　　二是制作工艺更加考究。“首先是烟叶的挑选。独桥河的烟叶从地里摘下时还不能马上采用，必须存放3年方被送至北京。在一捆50斤的柳烟叶或毛烟叶中经过精挑细选，最后被用的只有10斤左右。其次是烟丝和外用烟皮的制作。烟叶前后要喷洒两次香料，香料用甘草、桂皮等多种中草药加上从四川远道而来的特曲酒、缅甸的香精等材料按严格比例制成。不得不说，除了烟叶的优良外，这种香精的配方是其味道香醇的第二个奥秘所在。再次卷制工作也十分讲究，单是这个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这也恰是当初两位北京‘学生’遇到的最大的拦虎。工序全部用手工完成。劳动工具很简单，只有木箱子、切刀、筛子等。通常一天最多生产七八包雪茄烟。小组只向中央领导供应，价格为9元／条，这些钱从几位领导每月的工资中扣取。生产的全过程都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委派人员危德纯、柏宝英等同志的管理监督下进行。”（《知青吴建华金贵敏：为毛主席特制神秘的“2号卷烟”》，2009年11月11日 中国经济网）

　　三是因南北气候、水质的差异，对专供烟制作工艺加以改进。生产小组成立之初，“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主席手中的雪茄烟总是抽了三分之一便放下不抽了，而以前从什邡来的雪茄烟主席最多只剩五分之一。为此，小组成员和北京卷烟厂的领导、业务人员当晚即召开讨论会，将主席放下的烟头捻碎仔细观察，危德纯拿起一个烟头重新点燃，吸了几口后，他突然意识到烟支的温度很高，夹烟的两指明显感觉灼热。经过几天的研究，烟支发烧的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在什邡烟厂卷烟时烟叶中水分含量为１３％，当烟支被送至中央，正好１１％的含水量。现在北京的生产小组在处理烟叶时仍采用１３％的水分比例，但省却了路途上所费的时间。次日，生产小组将烟叶中水分直接处理至１１％，果然发现主席几乎把手中的雪茄烟全部抽完了。小组人员经常研究烟的制作方法。等主席年龄稍大一些后，生产小组便把烟叶搓成碎片前将上面的叶茎全部抽掉。这样，雪茄烟在抽吸的时候变得更加柔和松软”（飘雪（的博克）《毛泽东的雪茄----“１３２小组”》）。

　　专供毛泽东个人吸用的特供2号雪茄烟的研制，是生产小组的大事。据说一直从事高级雪茄配方工作的黄炳福等人根据毛泽东的吸食习惯和身体状况，在13号雪茄烟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千种中草药筛选和极为特殊的工艺处理。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专供毛泽东个人吸用的特供2号雪茄烟。因毛泽东常在颐年堂点上一支特制雪茄烟接见外宾，特供2号雪茄烟遂取名“颐年世纪”。另外一个说法则与烟草配方及工艺无关。说是有一次接见外宾时，毛习惯性地点燃13号雪茄。这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主席把雪茄烟拿倒了。原来，生产小组沿袭了什邡烟厂的做法，卷制出来的雪茄烟一头粗一头细，细的一端用来吸，粗的一端用来点火，毛忙于谈话不小心把火点在细的那头，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这样既不好看也不易抽吸。生产小组随即将雪茄烟卷成两头一样粗的圆柱形，任意一头都适合抽吸和点火。这种烟的型号为2号（《四川什邡金坛雪茄 经中共特工转给毛泽东》）。

　　生产小组不仅要顾及当前的任务，还必须考虑今后的百年大计。

　　笔者至今还记得，文革期间盛传毛泽东可以活到150岁。这也是小组领导人危德纯于1972年向市委写报告申请吸收培养新人的重要原因。“1973年，危德纯同志肩负使命，心情激动地奔走于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知青办和北京卷烟厂之间。经过对北京下乡知青一座小山般的档案资料的仔细审核，终于挑出4人，他们是吴建华、金贵敏、孙少文、方秀芬。其中，吴建华和金贵敏在姜跃秀等老师傅的指导下为主席特制2号卷烟。选择接班人之所以如此严格谨慎，是因为既要严把其技术关，更要严把其政治关（为安全起见，当时小组的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被选中的年轻人在家庭出身、本人品德、社会交际等方面都是个个过关。在工作的3年中，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保持沉默。他们的婚嫁对象也经过小组负责人的严格考察；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这扇南长街80号的大门；他们既从不向外打一个电话，也从不直接接外来电话”（《知青吴建华、金贵敏：为毛主席特制神秘的“2号卷烟”》，2009年11月11日中国经济网）。


　　四、余下的话

　　毛泽东晚年抽上特制雪茄后，身边工作人员又多了一项烤烟的工作。雪茄烟在春季、初夏季节特别容易受潮。他在庐山，在北戴河时都因为烟受潮而吸不动。于是工作人员每天用煤火，和白炽灯烘烤。后来，一位工作人员试着制作了一个小木箱，中间用铁丝作隔层，箱底安装白炽灯，试用了几次，效果不错，于是毛泽东每次外出时都带着这个烤箱（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第762页）。

　　毛泽东逝世后，与什邡雪茄特供烟相关的人和事并没有立刻结束。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仍然抽着13号雪茄烟，但这时对雪茄烟的需求量已明显减少，大部分国家领导都改抽纸烟。1976年底，‘132’停止生产。在小组负责人危德纯等同志的奔忙下，1983年底，每个成员日后的生活都有了大致的安排。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132小组’正式宣布解散”（《毛泽东抽的“雪茄”来自四川什邡》，《成功》2008年第7期）。

　　“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后，特供烟的生产并没有停止。为了外事的需要，北京卷烟厂一直承担着这一特殊任务。80年代初，北京卷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商谈商标注册事宜，随着注册的成功，北京卷烟厂将当时为毛泽东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为‘中南海’的特供烟也‘旧貌换新颜’。商标在图案设计上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以大红底色并辅以金色，表现了中华民族喜庆、吉利的特点。特别是以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中南海’3字作为商标更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采用考究的红色铜板纸印制的中南海烟标，使人联想起那段火红的历史。十三大、十四大、亚运会、国庆45周年庆典以及招待外宾等场合，特制红‘中南海’都是专用烟”（《毛泽东的专用贡烟解密》）。

　　在毛泽东的晚年，什邡特供雪茄也是其家庭财务的一项重要开支。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毛泽东每月抽烟须花费100多元，就算100元吧，以什邡特供雪茄每条9元计算，可购11条，计1100支，每天约为37支，这是个可怕的数字，毛泽东每天真的能抽这么多烟吗？与毛泽东个人开支相对应的是专供烟的成本。专供烟生产小组共有13人，就算一半人为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造烟，另一半人为毛泽东造烟，100元的购烟费平摊到每位工作人员身上，为每月15元左右。这些钱根本支付不了危德纯、柏宝英等干部的工资，支付不了1939年入党的厨师工资，也难以让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技术骨干养家糊口。即使不算原材料的耗费，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应使什邡雪茄的成本远远超出每条9元的价格。

　　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开支方面，一些人说了许多经不起推敲的假话。比如说毛泽东每月要付房租80元（亦有120元之说），那么，他在全国各地有数十幢别墅，平时都空关着别人不能入住，这笔房租是为哪座房子支付的？北京特供基地专门为毛泽东人工种植他喜欢的野菜马齿苋，成本是多少，毛家“小灶”买这些马齿苋花了多少钱？……本文在这些疑问的基础上再添一问，“颐年世纪”雪茄每盒为0.9元，比当时普通人抽的烟贵好几倍，但专供烟生产小组卖出去的烟钱仍远远不抵花掉的钱。那么，这些亏损是由谁来填补的？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