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被忽视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其实很重要

　　摘要：随着党史界对中共四大研究的逐步重视，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共四大召开时间的偶然性、与会代表及其代表的党员人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相关人物与中共四大的关系、中共四大的评价等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并指出需改进之处。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代表大会，但党内认为与中共早期其他几次代表大会相比，它不具有明显的代表性，因此容易被忽视。学术界却对中共四大的研究比较重视，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逐步得到解放，研究更为深入并取得了新的成果。本文回顾30多年来党史界的研究状况，再做一梳理、整合，或许对于促进中共四大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一、关于中共四大召开的偶然性。

　　关于中共四大召开的时间，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但少数资料上有着不同说法，司马璐认为召开时间为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1]，闭幕时间没有提及。对于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否具有偶然性，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司马璐认为：“中共四大的召开是偶然的，可能是在仓促间召集的，所以有许多重要党员如张国焘、毛泽东都没有参加。”并指出：“中央仓促召开四大是由于当时中国时局的新发展：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的出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决定北上。这种局面使中国各派势力出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1]。有的人则指出：“会议召开前，中央曾于1924年9月15 日发出通知，预定大会开幕日期为11月15日，后来由于政局变化和其他原因，大会推迟至1925年1月11日开幕，22日闭幕”[2]。

　　还有一种看法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四大应该在1924 年召开。但是，由于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会议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召开四大，7月前后，有些地区已决定了参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确定将于11 月召开四大。1924 年11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派维经斯基来中国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3]。维经斯基于11月底12月初到达上海，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924 年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到1925年1月。至于少数一些党员没有参加恐怕另有原因，和中共四大的召开的偶然性没有直接关系。加之中共经过了前三次大会的召开，不断积累经验，不太可能草率行事，其偶然召开的可能就更小了。


　　二、关于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及其代表的党员人数。

　　关于中共四大的出席人数一般认为是20人。但对于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众说纷纭，一般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项英、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王荷波、彭述之、尹宽，这几位代表争议较小，剩下的代表则争议较大。王健英认为，还有“李大钊、罗章龙、朱锦棠、任弼时、汪寿华、张太雷、向忠发、陈乔年、沈玄庐”出席了四大[4]，而王超指出，出席代表还有：“罗章龙、谭平山、杨殷，陈潭秋，范鸿劼，朱锦棠，李逸，阮章”，“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黄平等”。郑德荣、朱阳认为，彭湃、刘少奇、李求实也参加了会议[3]。

　　除此以外，对各地方的出席代表也存在着各种说法。王超认为，北京代表是范鸿劼[3]，但李惠芬研究了郑超麟的回忆录得出北京代表是高君宇[5]。还有广东代表，王健英、王超都认为是谭平山，但王菊如认为是杨殷，指出：“谭平山只是来自广东的代表，不是广东（粤区）的代表”[6]。除了以上代表，唐山代表阮章，上海代表庄文恭和李启汉依然存在着不同说法。

　　关于四大的代表党员人数也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李维汉、向警予、杨殷等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余人”[7]。第二种说法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彭湃、刘少奇、李求实等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五十人”[8] 。第三种说法是说“代表党员九百八十人”[9]。第四种是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10]。与此相类似的说法是“至1925年初，党员已增加到九百九十四人”[2]。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机构沿革实录》都采用这种说法。虽然大部分文献采用了994人这种说法，但到底是多少呢？为什么会出现数人之差？这样的差距和此后的党员人数也不便做比较，也许当时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所以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中共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以往学术界对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评价是，中共四大虽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未提出如何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未将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坚持下去，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一观点目前在学术界仍占主导地位。党的“四大”虽已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是，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策略、政策问题，即党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问题，当时并没有真正解决。[11]。

　　同时，研究者逐渐突破了这一说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中共四大不仅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且还在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中共四大在通过的决议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2]。可见，四大是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一个要实现的目标来看待的，并寄以深切的期望。四大明确地指出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无可争辩地说明，中共四大是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为了一项党的中心议题提出来的，对于取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词句，四大文件中曾被五次提到过，这些词句，不仅出现在中共四大带有纲领性的《宣言》中，而且也出现于关于民族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具体文件中。这说明，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既是作为党的一条总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是作为党的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这证明此命题的提出有着一定的实践基础与思想基础，四大已明确地认定它是关系到民主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共四大会议确定的一项中心议题之一，是中共四大的灵魂所在。

　　同样，有学者指出：“中共四大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民主革命的思想，而且为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行使领导权和保持领导权，规定了一些明确的措施”[13]。因此，应该承认中共四大基本上解决了(不仅仅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中共四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当然，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还存在着缺点，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偏低，对其反动性又估计不足等，这些缺点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

　　傅尚文又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中共四大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认为中共四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但都是有严重缺陷的[14]。这正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贡献。但不能说中共四大已经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否则即不能正确理解中国革命在理论上、在实践上的实际进程。


　　四、相关人物与中共四大的关系研究。

　　1.陈独秀与中共四大。

　　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与中共四大有着密切联系。以往中共党史学界普遍认为，在四大上陈独秀一贯右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对此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共产国际的档案史料说明，事实恰恰相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陈独秀对此坚决反对。到党的四大时，陈独秀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对党在四大后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5]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议决案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在执政政策方面所犯的左倾的错误和右倾的错误，认识到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不能全部归功于陈独秀，因为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党的四大前后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思想认识已经由错误转变为基本正确，这也是历史事实。陈独秀在四大前夕及四大期间，反对共产国际和苏共代表右倾错误的努力，在中共党史上是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的。

　　同样郭绪印认为，“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在‘四大’前与‘四大’后都有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对大革命失败，应负一定责任，但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于共产国际”[16]。在共产国际一贯重视国民党和轻视共产党这一关键问题上，陈独秀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陈独秀在‘四大’期间，既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又积极抵制了共产国际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的错误政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方面限于多种复杂的原因，未能在‘四大’后作出大踏步地跨跃。但是，陈独秀在‘四大’前夕及‘四大’期间，反对共产国际和苏共代表右倾错误的努力，在中共党史上却是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的。陈独秀虽尚未明确提出领导权这一词汇，但思想上已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一观点和提法了。“四大”所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应当说也包括了主持会议的陈独秀的政治认识水平。

　　陈独秀对于农民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四大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此之前在中共党内，陈独秀还是最先注意到农民阶级并对其进行阶级分析的领导人” [17]。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对农村的各阶级作了最初的分析。中共四大前，邓中夏、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对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部分认识是持异议的。但他们都没有批评陈独秀的农民观。在四大召开时更进一步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 [16]。中共中央首次在决议案中如此重视农民问题，同样也包括了陈独秀此时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2.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四大的原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有生之年，曾出席了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而，1925年的中共四大毛泽东却未能出席，这是何故？司马璐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由于这次大会是仓促召集的”[1]，言外之意是未做好准备。何绍坤则指出：“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却不在上海”[18]。原来，此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内部斗争已逐渐公开化，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刻意排斥毛泽东，甚至“用尽办法”要赶跑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又积劳成疾，遂于1924年12月请假回湖南养病， 因而无法出席中共四大。散木与何绍坤有着同样的观点，认为是“因病而不能出席大会”[19]。

　　杨奎松这样写道：“1924年12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息’”[20]！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惟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并进一步指出：“毛自称生病了” [20]，但192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有过一张照片，当时固然身兼国共两党诸多重要职务，但看得出精神和身体都相当不错。说毛泽东仅数月即“积劳成疾”至完全无法工作，自然不可信。并且，毛既然能够坐车乘船从上海长途跋涉回湖南老家农村，说他病重到了根本不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程度，再怎么也说不通。只有看一看中共“四大”的选举结果，就不难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他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召开前夕断然离开上海。

　　3、瞿秋白与中共四大。

　　中共四大对于瞿秋白来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重大会议。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共四大是党史上意义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也是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的起点” [21]。

　　他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的代表人物，努力把革命理论应用于革命运动，为中共四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大会上对诸如党如何正确建立国共合作和领导国民革命，为什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发展工农运动，为什么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都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四大”上经讨论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一些认识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吸纳了瞿秋白民主革命理论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四大” 之后，他就如何贯彻“四大”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更好地宣传列宁主义，使党布尔什维克化。改译了斯大林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同时撰写了《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专论。他郑重地为中国共产党人，同时也为自己划出了一条理论上的是非界限。

　　但他此时的一些观点，也受时代的限制，受列宁主义本身的局限性， 特别是斯大林的制约， 难免带着一些非科学、“左”的缺陷和失误。


　　五、关于中共四大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做出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 [22]。研究者对四大的评价也大多把这种评价作为参考，但对于有些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

　　王小京对中共四大做了更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共四大不仅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且还在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四大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至大革命结束[12]。因此，学术界所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掩盖了四大会议的精神实质，扭曲了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随后，研究者们对中共四大进行了深入研究，给予中共四大以公正和科学的评价，更加肯定了它的重大作用：“第一，当时党员人数不足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俄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情况下，突出共产党必须大力地领导开展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第二，四大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党的组织有了加速发展，党的领导能力有了显著增强。第三，党的四大前后对领导权思想的认识和实践为全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全面正确和成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以后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总结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23]。

　　郭绪印的观点是：“四大虽提出领导权问题，却未提掌握武装问题的重要性。虽提出农民问题，却未提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6]。这都与当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有关，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建立军校并以军械大力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建设。却不帮助共产党掌握武装，并明确表示要中共致力于工农运动，始终主张国民党掌握对军队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在武装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上，都是怕得罪国民党。因此，从理论上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在具体政策上却是置共产党于国民党领导之下的。

　　还有论者提出：“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曾对中国共产党早期走过的道路作过一个分析，认为党先是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然后再由政党形成阶级群众的党。而其中由一般政党形成为阶级群众党的起点，正是中共四大” [24]。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但到中共四大时，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

　　纪念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观点，其指出：“中共四大是党的历史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处于重要的‘拐点’位置。对发扬党内的民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首先，四大召开前广泛征求了党员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其次，规定了参加四大的代表必须经过‘同志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并且就会议的议题征求意见。第三，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内民主的原则。第四，是在会议中发扬了党内民主精神”[15]。


　　六、小结。

　　近30年来，学术界对中共四大的研究逐步深化，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对中共四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召开80周年前后，近几年对四大的关注不多，研究甚少。应该把它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长期坚持下去，而不仅仅局限于一段时期内。第二，四大与中共早期其他几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重视程度不够，可能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没有明显的研究价值，因此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未曾见到一部全面、系统的学术专著，一般都是和其他会议并在一起，笼统研究。相关文章仅三十几篇，并且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几个特定的问题上，而其他方面无人问津。第三，通过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中共四大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对一些史实性的问题都尚未澄清，诸如中共四大参加会议的代表，众说纷纭，仍然没有定论，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研究者继续发掘史料，为深入研究开辟路径，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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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娜，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