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再考察（下）

　　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59。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60。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61。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62。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63，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64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65。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66？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67，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数据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68，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69。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70，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71。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72。其实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数据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73。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数据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74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75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76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77。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干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于“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于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78，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79，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80。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81，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82。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83。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数据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84。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85。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86。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87。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88。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89，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90；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Ceau?escu），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91。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数据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BrozTito）、霍查（EnverHoxha）、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92。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93。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94。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数据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95，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96。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97。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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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主要有：王年一、何蜀、陈昭：〈“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金秋着，丁凯文译：〈扭曲的历史──林彪事件的教训〉，载《重审林彪罪案》；千秋：〈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载《华夏文摘．增刊》，第461期（www.cnd.org/hxwz/zk05/zk461.gb.html），等等。

　　2〈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5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4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以下简称“《文库》2006版”。

　　3张素华、刘建平采访：〈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2002年5月20日），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11。

　　4参见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382。

　　5、6、8、9、23、28、47、67、69、71、73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页407；408；423-24；430；480；497、509；574-75；609；610；606-607；607。

　　7转引自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页89。

　　10林彪说：“有人说，只有外国的东西是科学的，这话不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参见《林彪同志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出版时间和出版地不详，页2。另参见辛子陵：《林彪正传》，页432。

　　1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185。

　　12辛子陵：《林彪正传》，页451；林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日报》，1959年9月30日。

　　1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173。以下简称《毛传》。

　　14、16、19、21、22、24〈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香港），1994年3月号，页87；84；85；84、86；85-86；84。

　　15、20、25、41参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214；214；209；215。

　　17林彪写在一张散页的《新华报》上，贴在《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的书中，转引自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207。

　　18林彪写在1958年版的《学文化辞典》“个人崇拜”条目旁，转引自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页207。

　　26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页39、36。

　　27转引自张宁：《尘劫：传奇女子张宁自传》（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页328-29。

　　29张云生、张丛：《“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页445。此书系作者《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一书的扩充本，原书为十四章，新版为二十章，添加了许多内容。

　　30朱仲丽：〈内乱之中──王稼祥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载《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119。

　　3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文库》2006版。

　　32 60年代初，邓主持《毛选》第四卷军事部分的注释工作，有三个元帅，五个大将参加，参见《毛传》，下册，页1052；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邓在《毛选》注释中，“突出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620。

　　33《王力反思录》，下册，页620-21。

　　34、35、37、42、43、44、46、48、49、51、56、57、58、70 张云生、张丛：《“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429；280、424；230；239；79；247；107-72；239；229；239；424、575；283-84、304-305；471-72；463-64、542、569-70。

　　36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毛夫人秘闻大披露》（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175。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20。以下简称：《毛文稿》。

　　39林彪亲笔，时间推断是60年代初。见〈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6。

　　40叶群在1962年1月23日记录林彪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准备方法和注意要点，见〈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7。

　　45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421。

　　50《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出版社，1997），页303-306。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191。

　　53《毛文稿》，第十二册，页446、448。


　　5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337。

　　55叶群在1961年11月24日的笔记中写道：“101（指林彪）他经常表示对我的不满，轻蔑，使我尝到被鞭打、被刺讽的痛楚，使我在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几十年的时间由人拨弄，任人歧视，这是多大的过错呀”，〈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8。文革初，叶在一次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时，骂林“病鬼”，“嫁给他倒了八辈子霉”，又对工作人员说，作为夫妻，她和林彪的关系是“冷冰冰的”，参见张云生、张丛：《“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440、631。

　　59〈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10月26日），《文库》2006版。

　　60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113-15。

　　61〈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一）〉（1969年4月1日），《文库》2006版；另参见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页44。

　　62〈林彪在九大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文库》2006版。

　　63〈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4日），《文库》2006版；另参见《毛文稿》，第十三册，页35。

　　64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323。

　　65〈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275。

　　6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388；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页216、221-12；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213；李文普也说，九届二中全会前，张春穚去过苏州，对林彪态度傲慢。参见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68、72、86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23；14-15；63-70。

　　74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657期（1958年12月12日），页3-5；第2658期（1958年12月13日），页3-4、9-15、18-19；第2663期（1958年12月19日），页33；第2664期（1958年12月20日），页30。

　　75《毛传》，下册，页1581；另参见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46、53。

　　76《内部参考》，第2663期（1958年12月19日），页36；第2664期（1958年12月20日），页29-31。

　　77〈中共中央关于各人民团体“主席”改称“主任”的通知〉（1966年8月26日），《文库》2006版。

　　78、79《毛文稿》，第十三册，页144；182。

　　80参见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页199-200；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页278-79、300。

　　81毛在1971年9月10日周恩来报毛的报告上批示：三中全会“还要补选常委”。《周恩来年谱》，下卷，页480。

　　82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页213。

　　83（台）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编印：《“共匪军酋”──谈谈林彪这个人》（台北，1968年5月），页16-17。

　　84辛子陵：《林彪正传》，页628；另见注66李文普。

　　85辛子陵：《林彪正传》，页628。此是孤证，录之待考。

　　87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14-1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447。

　　88、91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载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64、69；72-73。

　　89〈笔记〉第十七则写于70年代初，在“韬晦”条目下，写有“曹操论英雄”的两句话后，又写了“范蠡”两字。〈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7。

　　90参见注66李文普；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242-43。

　　92《毛传》，下册，页1598。

　　93辛子陵：《林彪正传》，页647；另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36。

　　94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95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页89-90。

　　96毛说：“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李元霸死于战场，李世民继承王位，两个亲兄弟学了好多学问用在自相残杀，结果一命归天，共产党里也有人学了马列主义却用来反党，我看命也不长。我说：树倒、叶落、果掉，就是这么回事。”（传达文件中称：“首长解释道：树倒是代表林彪，林亦木，木则是树，树一倒叶子落；叶是叶群，叶群这叶长在树枝上，树倒叶落，林彪倒叶群也必要垮；果是林立果，树长大靠叶来吸收阳光，结出果子，果核掉在地上就长芽长新苗，长大成树和成林。林彪把希望寄托在林立果身上，希望他为林家传宗接代，把中国成为林家天下。啥名不取偏取立果，包藏祸心，结果果未熟，树就倒，叶落果掉，林家就完蛋。”）《“匪情”月报》（台北），第十七卷第十二期（1975年2月），页78-79。这份资料未见大陆公布，现录之待考。《毛传》下册称，毛在1974年7月17日晚离开北京，前去武汉，第二天到达，在武汉住了近三个月，10月12日离开武汉前往长沙，在时间上和这份材料相吻合，还说毛在武汉，就“解放干部”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而这份材料的标题就有“解放干部”的字样。

　　97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58。

　　高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