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毛泽东赶尽灭绝外来洋教


二次大战时,邱吉尔问斯大林,能不能原谅他在1918-1920年对苏联的干涉?斯大林回答,“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不是我原谅不原谅,这是上帝的事。”

邱吉尔提这个问题,是为了得到斯大林多一点的信任,这对共同地打败希特勒是很重要的。 斯大林也同样要和英国结成同盟,过去的事只能忘记了。但他说了上帝,他知道,世界上很多的事,最终的结果是天命,是上帝的安排。 斯大林当然自认为是无神论者,但其内心是有点上帝的。

在二次大战时,斯大林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他召集了苏联的东正教领袖们谈,东正教领袖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卫国战争,但也提出了革命后对东正教的不当做法,斯大林答应改,答应了几条有利于教会的政策,他后来也做了,直到他死都没有赖掉过。

斯大林的内心里,有点对上帝的敬畏,他肯定不相信人定胜天的。 苏联共产党搞的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你们老百姓要信上帝的话,也可以,不要来入我的党,也别想在政府里有个好地位(事实上,苏联军队的将军里有不是党员的,士兵带着十字架上战场的)。 苏联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是只管党员,只管收党费的,不管群众的。群众只认处长所长厂长的。

毛泽东呢?他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尤其在他得意的大跃进时候。他死前几年,回答斯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说,“对,是没有上帝的,但是没有这个上帝,人们要创造另外一个上帝,主要使人们精神上有一个寄托。”

毛泽东对上帝的看法,非常的实用,上帝不过是个精神寄托的用处。他没有讲出来的是,他后半生在造神,在造政治和宗教合一的社会,他在把党组织变成中世纪的教庭。支部书记主要管的是群众,老百姓的穿衣用钱夫妻吵架都管得到,你的祖宗亲友都要交代, 你信不信耶稣当然也得交代。在中世纪,被怀疑是异教徒的人,向宗教法庭说,我愿接受上帝的考验,于是受刑。 毛泽东时代的被怀疑是异教徒的人,也得说我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走进隔离室听侯摆布。 毛泽东把他自己造成中国人民的上帝。

J. K. Fairbank (费正清) 正确地指出,中国人的二个缺点,一是非官员对政府的被动态度,二是公民对国家明显地不关心。这也是孙中山感叹的一盘散沙。 这二个缺点都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有关系。 从中国国家的领导来看,基督教及其文化,正是改造这二个缺点的有力的工具,是应当给予保护和发扬的。 毛泽东就没有这个治国的眼光,让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起积极的作用。对他不懂得的事,他教条得很,照马列主义说,宗教是鸦片。

毛泽东用他的组织并加上全面的高压的政治迫害,做到了人人关心政治。 但他的政治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更不是人民为大的政治,他的政治开始是做法小气的巩固党天下的政治,后来又变到荒谬的为建立家天下的政治。 他是在他的政权屡犯错误,经济停顿,人民没有吃穿的客观现实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向家天下进军。 为此,毛泽东就大说谎,说大谎,把中国变成了谎言的王国。毛泽东遗留下来的谎言文化将会危害中国几代人的。

以神秘主义开始的中国道教,已经溶合在最为粗糙的和俗气的迷信里。中国的佛教,已看不到释迦牟尼的光辉思想,连在缅甸和日本能看到的崇高和庄严都没有。佛教和道教对毛泽东没有威胁。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教徒有强的影响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二个洋教有国外的资助和联系,更要紧的是,基督教的文化,崇尚的是自由民主和人的独立性,这都是妨碍毛泽东独裁做皇帝的。所以毛泽东一掌了权,就把洋教当成敌人。对外国传教士开刀,对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实行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蚌埠有个意大利传教士们办的教会,那里有个800学生的小学,1000人的中学,有个医院,有12个医生,每天处理800个病人,还有150张病床。那里还有个修女院,有12个欧洲来的修女,她们收养被丢掉的女婴。 这个教会为蚌埠地区的九百五十万人服务,在附近有近万学生的几个教会学校。

1950年1月,当地共产党派个人来,借住在教会的办公楼里,并把教会的银行账户冻结,要查账。 以后,把整个教会办公楼借去,给苏联专家住,还给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团住过,在此期间,命令意大利主教和神父们,不许在教会院子里随意走动。那里的主教叫Cipriano Cassini, 他从1933年就到中国来服务了。

有一天,一个中国神父来访问Cassini,没有事前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公安局就把Cassini主教抓去关了三天,要他写了检讨,教会出钱登在当地报纸上。检讨上特地要写感谢对他的宽大,只关了他三天。当局还要他交出钱来,Cassini把他所有的都交出了,还说他不老实。1951年6月13日Cassini死在他的房间里,死时坐着,手里拿着祈祷书。共产党说主教是自杀的,是吸了太多的鸦片死的。医生检查得知,他是心脏病死的。

主教死后,共产党封闭了教堂,把它改成银行,把神父们移到修女院去。主教下葬时,来了二千个教徒。共产党要神父报告教徒的名字。

此后,共产党要中国的神父修女们揭发外国神父。不揭发的话,就抓你的父亲等等。最后一个外国神父不肯自愿离开,公安局说,你不走,我们抓某某五个中国教徒,为此,他在1953年1月离开了。他走后,那五个教徒还是给抓走了。

有几千个麻风病病人的海南岛是个很穷苦的地方,原先日本人在那里开工的170个工厂,抗战胜利后,只有12个在运作。海南岛供电供水都不正常。在那样的困难下,有10个女的4个男的外国传教士在那里办了个教堂,学校和有186个病床的医院。 还在那里办了个有175个麻风病病人的医院,其中还有个处于晚期的男麻风病病人,他是德国和波兰人生的。 毛泽东占领海南岛后,不用二年时间,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赶走了,除了那个外国男麻风病病人。

把外国传教士都赶走后,毛泽东又在天主教里抓了近以千计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基督教里抓了一千五百个人的倪析声反革命集团,这只是在上海的二个大案。 其他地方被抓的宗教反革命集团还多的是。毛泽东又安插了许多秘密共产党党员在宗教团体里担任领导。 大跃进时期,上海当局把所有信洋教的大学生集中办学习班,要他们兴无灭教。 中国的洋教本来就很薄弱,给毛泽东摧残到教徒不敢说自己信教的程度,但是毛泽东还不放心。 以为念阶级斗争的经就可以治他的百病的毛泽东,就在文革肇始前的1965年,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时作指示说,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支反革命别动队。这样一来,连罗瑞卿的不识字的老岳母也成了反革命别动队。

杜好书,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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